公司人事变动 - 广州农商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郑国坚辞去全部董事会及相关委员会职务 辞任职务包括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1][3] - 辞任原因为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处理其他个人事务 [1][3] - 辞任事宜已于2026年2月3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于同日生效 [1][3]

公司治理变动 - 广州农商行独立非执行董事郑国坚于2026年2月3日辞去所有董事会及相关委员会职务 [1][2] - 郑国坚辞任的原因为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处理其他个人事务 [1][2] - 辞任职务具体包括：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1][2] - 该辞任事宜已于2026年2月3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同日生效 [1][2] 公司声明与确认 - 公司公告引述郑国坚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 [1][2] - 公司公告声明，并无任何有关其辞任之事宜须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垂注 [1][2] - 公司董事会对郑国坚在任职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1][2]

公司信息 - 公司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551[1] 董事会构成 - 董事会有执行、非执行、独立非执行董事三类[3] - 执行董事有蔡建、邓晓云、谭波3人[3] - 非执行董事有倪开、王晓斌等7人[3] - 独立非执行董事有廖文义、杜金岷等4人[3] 董事会委员会 - 董事会设有五个委员会[4] - 蔡建担任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5] - 邓晓云担任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5] - 廖文义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等多职[5] - 杜金岷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等多职[5]

公司人事变动 - 广州农商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郑国坚辞去所有董事会及相关委员会职务 辞任原因系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处理其他个人事务 [1] - 郑国坚辞去的具体职务包括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关联交易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1] - 该辞任事宜已于2026年2月3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于同日生效 [1]

人员变动 - 郑国坚于2026年2月3日辞去广州农商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等职务[3] - 郑国坚辞任后，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低于上市规则规定人数[3] 人员补充 - 广州农商行曾建议委任朱桂龙为独立非执行董事[4] - 朱桂龙获核准任职资格后，董事会将重新符合上市规则[5] 董事会构成 - 截至2026年2月3日，董事会有3位执行董事、7位非执行董事和4位独立非执行董事[7]

文章核心观点 -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进村镇银行改革的大背景下，银行并购过程中的市场化博弈机制正在发挥作用，股东异议频现成为常态，这既是对银行公司治理水平的检验，也是资本市场逐步成熟的体现 [1] 股东投票分歧案例 - **苏州农商行案例**：吸收合并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行的议案获得通过，但反对票比例达13.08% [1] 标的银行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末，总资产5.37亿元，年度净利润2033万元，不良贷款率0.73%，拨备覆盖率930.51% [2] - **贵阳银行案例**：2025年11月，收购息烽发展村镇银行议案获通过，但反对票比例高达19.07%，中小股东反对与弃权票合计达27.37% [4] 标的银行经营状况：截至2025年上半年末，资产总额4.22亿元，报告期内净亏损331.99万元 [4] - **广州农商行案例**：2025年6月，吸收合并多家村镇银行的议案未获全票通过，例如吸收合并深圳坪山珠江村镇银行的议案赞成票占比为83.33%，弃权票占比9.22% [4] 该行自身经营承压：截至2025年9月末，前三季度营收110.2亿元，同比下降2.35%；净利润17.22亿元，同比下降18.73% [5] 股东异议的动因分析 - 股东异议可能源于对并购定价合理性的关注以及对资金使用效率的疑问 [3] - 银行股权结构分散化趋势使得不同股东群体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 [3] - 管理层更注重通过整合提升规模效应和风险抵御能力，而中小股东则更关注短期回报和并购对每股收益的即时影响，目标差异成为分歧根源 [3] - 随着资本市场制度完善和投资者教育深入，中小股东维权意识明显提升，用投票权表达异议已成为重要的制衡机制 [5] 村镇银行整合的关键挑战 - **并购定价**：是核心矛盾点之一，亏损机构的估值定价尤其困难，需要平衡原有股东权益与收购方利益 [7] - **资本充足性管理**：并购活动直接消耗资本金，对经营欠佳机构的收购可能对资本充足率产生持续压力 [7] - **文化整合与人才保留**：需在标准化管理框架下保留村镇银行的灵活经营机制和本地化优势，员工安置和激励机制影响运营效率 [7] - **战略定位衔接**：并购后能否保持业务特色，实现与母行战略的协同效应，是衡量并购成功的重要标准 [7] - **尽职调查深度**：除财务指标外，区域经济环境、客户结构质量、公司治理水平等非财务因素同样需要全面评估 [7] 行业趋势与展望 - 随着村镇银行改革深入推进，并购中的股东分歧将更加常态化 [8] - 银行需要建立更加透明的决策机制，在战略布局与股东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8] - 村镇银行整合不仅是风险化解过程，更是银行业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正走向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8]

公司事件核心 - 广州农商银行原行长易雪飞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并将于近日宣判 [1][3][5] 腐败操作模式 - 易雪飞利用其银行行长职权 通过安排信贷客户以亲属代持股权作质押向本行申请贷款的方式套取资金 具体为2017年起操控客户张海波申请共计2400万元企业经营贷款 资金经多道流转最终进入其妻子账户 成为其“备用金” [2] - 易雪飞以“放贷收息”作为利益输送的“合法外衣” 主动诱导有贷款需求的企业主向其个人高息借款 并在银行审批贷款时提供便利 例如2017年协调审批企业主代彬的贷款时要求经办支行“适当松绑”并加快进度 [1][2] - 具体操作中 易雪飞安排妻子与企业主签订借款合同并转账 要求将利息支付至其亲属账户 例如代彬在2017年至2019年间以15%年利率借款1200万元 累计支付利息达480万元至易雪飞岳母账户 [2][3] 调查发现与证据 - 广州市纪委监委成立资产分析专班 对易雪飞及其家属名下200余个账户、160多万条资金流水进行大数据分析 [3] - 专案组与驻行纪检监察组成立贷款分析专班 对易雪飞参与审批的10亿元级别以上的多笔贷款进行全面排查 [3] - 调查聚焦“借款”资金真实性及“放贷”与“用权”关联性 发现借款存在“舍低求高”（企业放弃银行5%-6%利率转而寻求更高个人利率）、“有钱不还”（利息超本金却不还本）、“企业主动加息”（如利率从12%主动提至近20%）三“怪” [4] - 从资金流向、行权轨迹、资产异动三大维度核查证实 易雪飞审批企业贷款的时间节点与其向该企业负责人放贷收息的时间高度重合 [5] - 经统计 自2005年起易雪飞通过放贷收息方式收取的利息总计达1800多万元 [5]

案件核心事实与手法 - 广州农商银行原行长易雪飞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并将于近日宣判 [5][7] - 易雪飞自2006年起先后担任该行副行长、行长，利用职务之便为信贷客户企业在审批项目时提供便利 [2] - 为掩盖受贿事实，易雪飞采用“放贷收息”的隐蔽方式，假借民事化、市场化形式为其收受钱财披上“合法外衣” [2] 具体腐败操作链条 - 易雪飞利用妻兄刘晓峰代持股权，并操控信贷客户张海波以该股权质押，于2017年起向广州农商银行申请共计2400万元企业经营贷款，贷款资金经多道转账最终全部进入易雪飞妻子账户，成为其违规活动的“备用金” [3] - 易雪飞通过向有贷款需求的企业提供私人借款并收取高额利息来牟利，例如企业主代彬以15%的年利率向其借款1200万元，并在2017年至2019年间累计支付利息480万元 [3][5] - 专案组统计，自2005年起，易雪飞通过放贷收息方式收取的利息达1800多万元 [6] 案件调查方法与发现 - 广州市纪委监委采用“主办+专班”机制，抽调专业人员成立资产分析专班，对易雪飞及其家属名下200余个账户、160多万条资金流水进行大数据分析 [5] - 专案组与驻行纪检监察组成立贷款分析专班，对易雪飞参与审批的10亿元级以上的多笔贷款进行全面排查 [5] - 调查发现借款行为存在“三怪”：企业舍低求高（放弃银行5%-6%利率）、有钱不还（利息超本金却不还本）、企业主动加息（如从12%提至近20%）[6] - 核查显示，易雪飞审批企业贷款的时间节点，往往就是他向该企业负责人放贷并收取利息的时候 [6] 案件后续治理与行业影响 - 2024年9月起，广州市纪委监委推动广州农商银行抓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7] - 广州市在全市部署开展领导干部违规借贷问题专项整治，并推动金融监管部门探索建立公职人员大额资金流向异常预警机制 [7] - 广州市纪委监委积极对接全省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推广使用纪检监察业务一体化平台，以提升智慧反腐、科技反腐水平 [7]

案件核心与查处 - 广州农商银行原行长易雪飞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其腐败行为通过“放贷收息”等隐蔽形式进行 涉案时间跨度长[1][4][5] - 易雪飞自2006年起担任银行高管 利用职务之便为信贷客户在审批项目时提供便利 与企业客户交往过密[1] - 广州市纪委监委对易雪飞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进行全面起底 采用“主办+专班”机制 抽调专业人员成立资产分析专班和贷款分析专班进行深入调查[6] 腐败手法与链条 - 易雪飞采用“放贷收息”的方式 假借民事化、市场化形式为其收受钱财披上“合法外衣”[2] - 其通过妻兄刘晓峰代持股权 并操控信贷客户张海波以该股权质押 向广州农商银行申请2400万元企业经营贷款 贷款资金经多次转账后最终进入易雪飞妻子账户 这笔资金成为其违规活动的“备用金”[4] - 具体操作中 企业主以高年利率（如15%）向易雪飞个人借款 易雪飞则在协调审批该企业贷款时要求经办支行“适当松绑”并加快进度 实现利益输送 例如企业主代彬在2017年至2019年间累计支付利息480万元[5] - 调查发现借款行为存在“三怪”：舍低求高（放弃银行5%-6%低利率 接受更高个人利率）、有钱不还（利息超本金却不还本）、企业主动加息（如将利率从12%提至近20%）[7] - 经统计 自2005年起 易雪飞通过放贷收息收取的利息达1800多万元[7] 调查方法与发现 - 资产分析专班对易雪飞及其家属名下200余个账户、160多万条资金流水进行大数据分析[6] - 贷款分析专班对易雪飞参与审批的10亿元级以上的多笔贷款进行全面排查[6] - 专案组从资金流向碰撞、行权轨迹对照、资产异动穿透三大维度核查 发现易雪飞审批企业贷款的时间节点往往与其向企业负责人放贷收息的时间重合[7] 案件影响与后续治理 - 案件推动广州农商银行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广州市纪委监委在全市部署开展领导干部违规借贷问题专项整治[8] - 推动金融监管部门探索建立公职人员大额资金流向异常预警机制 并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8] - 广州市纪委监委积极对接全省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 推广使用纪检监察业务一体化平台 提升智慧反腐、科技反腐水平[8] 新型腐败特征与应对 -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嵌入市场活动 实现利益输送的时空分离和形式合法 呈现出腐败主体隐身化、行权方式间接化、利益输送市场化、权钱交易延迟化等特点[10] - 此类案件多涉及金融工具、跨境交易、数字资产等传统监管薄弱领域 涉案人员常利用监管漏洞设计规避方案[10] - 查处工作需要技术、机制、队伍多维度共同发力 通过细化证据指引、强化科技赋能、提升队伍专业化能力来探索防治腐败的有效办法[10]

案件核心与调查方法 - 广州市纪委监委对广州农商银行原行长易雪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调查聚焦其通过放贷收息进行隐性腐败[1][4] - 专案组采用“主办+专班”机制 成立资产分析专班对易雪飞及其家属名下200余个账户、160多万条资金流水进行大数据分析[4] - 专案组与驻行纪检监察组成立贷款分析专班 对易雪飞参与审批的10亿元级别以上的多笔贷款进行全面排查[5] 腐败手法与操作链条 - 易雪飞自2006年起担任副行长、行长等职 利用职务之便为信贷客户审批项目提供便利[2] - 为掩盖受贿痕迹 易雪飞采用放贷收息的民事化、市场化形式作为“合法外衣”[2] - 具体操作上 易雪飞利用妻兄刘晓峰代持 并安排信贷客户张海波以刘名下股权质押 于2017年起从广州农商银行套取2400万元企业经营贷款作为其“备用金”[3] - 易雪飞将套取的资金以高息借给有贷款需求的企业 例如2017年以15%年利率借款1200万元给企业主代彬 并在协调该企业贷款审批时要求经办支行“适当松绑”[3] - 2017年至2019年间 代彬累计向易雪飞支付利息480万元 直至2019年因易雪飞担心被查才归还1200万元本金[4] 案件关键发现与数据 - 调查发现借款行为存在三“怪”：企业舍低求高放弃银行5%至6%的低息贷款 选择高息向易雪飞个人借款；有企业主支付利息已超本金且流水上亿元却不还本金；有企业主主动将约定年利率从12%提高至近20%[5] - 核查证实易雪飞审批企业贷款的时间节点 与其向该企业负责人放贷收息的时间高度关联[5] - 经统计 自2005年起易雪飞通过放贷收息方式累计收取利息超过1800万元[5] 案件影响与后续治理 - 案件推动广州农商银行进行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流程得以规范透明 例如为“专精特新”企业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从对接到审批通过不到10天[1][6] - 广州市纪委监委在全市部署开展领导干部违规借贷问题专项整治 并推动金融监管部门探索建立公职人员大额资金流向异常预警机制[6] - 广州市纪委监委积极对接全省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 推广使用纪检监察业务一体化平台 以提升智慧反腐、科技反腐水平[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