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背景 - 甲为A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乙为甲之妻，任A省B市电信公司项目建设部经理，丙为某民营科技公司总经理 [2] - 2007年至2019年间，甲乙夫妇利用职务便利为丙所在公司获取电信业务经营资质、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提供帮助 [2] - 同期丙以逢年过节等名义送予甲乙夫妇现金、字画等财物总计630万元，其中2007-2009年120万元，2010-2015年293万元，2016-2019年217万元 [3] - 2014-2019年甲乙夫妇为感谢丙帮助其子调动工作及职务提拔，送予丙贵重物品价值100万元 [3] 行为性质认定 - 受贿罪本质是权钱交易，需从双方关系基础、财物价值、往来缘由等综合判断 [7] - 丙与甲乙夫妇无亲友关系基础，财物往来始于业务结识当年 [8] - 丙12年间年均赠送50多万元，远超正常礼尚往来标准，且与甲乙回赠价值差异悬殊 [8] - 财物往来与请托事项时间高度吻合，双方均存在特定利益诉求 [9] 法律适用争议 - 第一种意见认为属礼尚往来，仅构成违纪 [4] - 第二种意见认定受贿530万元（扣除回赠100万元） [5] - 第三种意见认定共同受贿630万元，另单独评价行贿100万元 [5][6] 共同受贿认定 - 2010-2015年甲乙共同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并收受293万元，构成典型共同受贿 [14] - 2016-2019年甲单独收受217万元但乙知情并保管使用，适用特定关系人共犯规定 [14] - 2007-2009年乙虽未直接谋利但参与事中共谋并共同收受120万元 [15] 数额处理原则 - 回赠100万元系独立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无关联性 [11] - 根据司法解释，已完成的受贿既遂不能因后续回赠扣除 [10] - 双方互送财物分属不同权钱交易链条，应分别评价 [12]

案件核心事实 - A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甲利用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等方面为建筑工程公司实际控制人乙提供帮助 [2] - 乙为表示感谢并提出提供50万元资金供甲炒股 双方约定甲使用乙的证券账户操作 盈利归甲所有 亏损由乙承担 [2] - 甲自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中旬控制乙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 期间从未向乙告知账户买卖及资金情况 [2][4] - 甲归还账户时账户股票市值余额为10万元 初始本金为50万元 乙按照约定免除甲炒股亏损的40万元 [2][6] 行为法律定性分析 - 第一种观点认为甲 乙之间是民间委托理财关系 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甲不构成受贿罪 [3] - 第二种观点认为甲通过只享盈利不担亏损的方式收受财产性利益 乙免除的40万元亏损本质是行贿款 甲构成受贿犯罪 [3][5] - 分析认定双方行为不具备真实意思表示 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 不符合委托理财逻辑 真实意图是进行利益输送 [4] - 甲的行为符合受贿罪主观故意和客观要件 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5] 受贿数额认定 - 根据司法解释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财产性利益 如债务免除 [6] - 甲归还证券账户脱离控制时 炒股亏损数额得以确定 受贿金额随之确定 [6] - 因无法明确退还账户具体日期 选取2021年12月11日至20日期间股票最高收盘价计算账户内股票市值 [6] - 最终确定亏损数额为40万元 甲的受贿数额认定为40万元 [6]

违规吃喝问题 - 违规吃喝地点更加隐蔽，出现不吃公款吃老板、转嫁吃喝费用的情况，例如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原党组书记刘贵明多次在私营企业主提供的场所接受宴请并由企业主支付费用 [2] - 纪检监察机关在端午节点重点部署纠治"四风"工作，严查违规吃喝等顶风违纪行为 [1] 公车违规使用问题 - 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现象常见，包括占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和私车公养，例如深圳市观澜河流域管理中心原主任兰建洪违规占用2辆项目用车并让合作企业承担相关费用 [4] 婚丧喜庆违规问题 - 党员干部借婚丧喜庆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例如三亚市教育局原党委书记吴萍要求下属帮其操办女儿婚礼并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 [6] 办公用房超标问题 - 个别党员干部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例如西安市长安区供销联社原主任闫海秦在已有办公室情况下额外配置130平方米办公场所 [8] 高档烟酒权钱交易 - 高档烟酒"人情往来"背后暗藏权钱交易，成为腐败案件重要情节，例如南昌市原副市长王强长期收受高档烟酒并售卖变现，最终因受贿罪被判刑 [9][10][12] - 江西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打击烟酒商违规回收转卖行为，重点纠治"以酒代贿"问题 [18] 制度规范建设 - 中共中央国务院修订《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禁止超标准建设办公用房、豪华装修、变相旅游等行为 [22] - 新规要求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和酒水，不得以公务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24] - 纪检监察机关在端午期间重点监督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并开通多渠道举报方式 [28]

股权收益权融资协议的本质与案例 - 股权收益权融资协议通过分离股权所有权与收益权实现融资 核心在于以收益权转让满足特定融资需求 [1] - 该协议仅转让分红、增值等收益权 可规避直接股权变更引发的监管关注 同时通过代持人隐藏实际出资人身份 [1] - 案例中B公司实际控制人乙以每股5.8元低价转让800万股收益权给甲亲属丙 显著低于行业合理估值每股9.6元 [3] - 协议约定2年有效期 但甲在10个月后要求提前回购 此时收益权估值已升至每股16.2元 最终获利5860万元 [3] 案件中的利益输送链条 - 甲作为国有控股公司A副总经理 利用职权干预B公司项目尽职调查 压低风控标准 违规推动6亿元投资落地 [2] - B公司上市后现金流充沛 却仍与甲亲属签订融资协议 且免除甲所有投资风险 违背风险收益对等原则 [8][9] - 协议价格设定异常：乙按上市前价格转让收益权 但上市后行业估值必然提升 属于让渡确定性利益的行为 [8] - 甲通过亲属代持规避监管 实际形成"权力变现利益链" 其获利5860万元被认定为权钱交易对价 [11] 行业监管与法律定性争议 - 争议焦点在于甲通过收益权融资协议获利是否构成受贿 三种意见分别主张市场行为、交易形式受贿或全收益认定 [4][5] - 最终采纳第三种意见 因甲与乙事前达成行贿合意 且协议完全背离市场规律（无真实融资需求+风险转嫁） [6][7] - 甲的行为同时导致A公司基金因B公司财务造假亏损1.8亿元 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12] - 根据司法解释 对甲应数罪并罚（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因其行为同时满足两类犯罪构成要件 [13]

国家工作人员高息放贷行为的法律定性 - 核心观点：借款人确有资金需求情形下国家工作人员高息放贷行为需通过主客观审查判断是否构成权钱交易，若存在职务关联性且利率异常，则超出法律保护利率部分应认定为受贿数额，同时法律保护范围内的利息可能构成违纪所得 [1][6][7] 案件事实与分歧意见 - 甲作为交通运输局局长向管理服务对象乙出借100万元，10年后收回本金及400万元利息，乙同期向他人借款最高利率未查明 [2] - 四种定性分歧：正常民间借贷、违纪、全部利息构成受贿、部分利息构成受贿+部分构成违纪 [3][4] 法律分析框架 - 客观要件：需审查利率合理性（是否超过同期市场利率或法律保护上限）及职务关联性（是否利用职权谋利） [7] - 主观要件：需证明放贷方存在通过高息收受好处的故意，而非单纯资金互助 [8] - 本案认定：甲乙存在权钱交易合意，400万元利息远超法律保护上限（2010年标准为年利率36%） [9][13] 受贿数额计算方法 - 优先参照借款人同期向他人借款最高利率差额，无法查明的则按法律保护利率分段计算（2020年8月20日前年利率36%，之后为LPR四倍） [10][12][13] - 本案采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以法律保护利率为基准计算应得利息，超出部分（400万-法定利息）认定为受贿 [14][16] 涉案财物处置规则 - 超出法定利率部分作为受贿款追缴，法定利率范围内利息作为违纪所得追缴，实现纪法衔接 [15][16] - 处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分段规定（2015年24%-36%，2020年后LPR四倍） [13][16]

白宫复活节活动企业赞助事件 - 白宫首次直接向企业征集外部赞助 赞助金额在7.5万美元至20万美元之间 资金将捐赠给白宫历史协会 [1] - 参与赞助的公司包括亚马逊 Meta Alphabet旗下YouTube和纽约证券交易所 [2] - 亚马逊赞助活动包括阅读角和家庭合影 Meta负责人工智能体验和合影 YouTube主办兔子跳舞台 纽交所提供敲钟拍照机会 [2] - 区块链公司GALA赞助"数字白宫寻蛋游戏"并高调宣传参与 [3] 企业参与引发的争议 - 科技公司因曾向总统特朗普政治捐献而饱受质疑 此次赞助再次引发讨好行为的争议 [2] - 前总统小布什首席道德律师Richard Painter表示白宫不可被用于筹款活动 不应出现公司标志 [1] - 前奥巴马道德顾问Norm Eisen认为赞助是权钱交易的掩饰说法 [1] - 活动组织形式类似商业化集市 被批评影响白宫官邸形象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