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基于苏珊·斯特兰奇和罗伯特·W·考克斯的理论，提出全球权力结构正从金融主导转向知识主导，催生了以控制和商品化知识为核心的新国家形态——“信息帝国国家” [1][2][7] - “信息帝国国家”由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结成的“国家-社会联合体”构成，其目标是控制有价值知识的创造、分配和使用，并将监控和数据商品化作为权力行使的基础 [6][8][9] - 这种国家形态的崛起并非必然，而是由三大关键历史事件及持续的政治博弈塑造：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将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至国家安全核心；90年代互联网的商业化；以及2001年9.11事件后全面监控的兴起 [9][10][12][17] 知识结构的崛起与权力转移 - 依赖科技和知识产权的公司（如谷歌）全球地位显赫，标志着知识结构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的军事、制造业和金融结构 [1][2] - 结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如从金融到知识）会重塑国家目标及实现方式，并催生新兴的强大行为体 [2] - 在知识驱动型社会中，经济利益日益集中在掌握核心知识和技术的少数人与公司手中，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21] 国家-社会联合体与国家形态 - 国家并非单一整体，其内部不同部门（如环境部与自然资源部）利益与目标可能存在分歧 [2] - 企业也非铁板一块，其商业模式和政策偏好影响它们与特定国家部门的结盟，形成“国家-社会联合体” [3][5] - 美国存在“信息-产业联合体”，由政府巨额投资、合同及对私营部门的技术依赖共同打造，是“军事工业联合体”在知识时代的类比 [5][6] - 以知识控制为核心目标的“国家-社会联合体”被称为“信息帝国国家”，其“帝国”寓意知识控制本身就是一种主宰性统治形式 [8] 信息帝国国家的三大历史起源 - **知识商品化**：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制药等行业游说，美国将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国际贸易核心，并利用市场准入手段迫使全球接受，1995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签署确立了全球可执行的最低标准，强化了“知识即商品”的观念 [9][12] - **互联网商业化**：美国在90年代决定将原本服务于学术的非营利互联网按商业模式发展，商业力量（而非“新经济”理想）塑造了互联网，为谷歌、脸书等公司崛起并接管传统由公共部门或私人领域承担的知识活动（如信息组织、社交对话）创造了条件 [13][14][15] - **全面监控的兴起**：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急剧扩张，传统对监控的抵制规范被削弱，无处不在的国家与商业监控成为生活方式，并被谷歌等公司采纳为互联网主导商业模式 [9][16][17] 科技公司的角色与商业模式 - 谷歌接管了传统上图书馆的信息组织角色，脸书成为个人对话的主要场所，这些营利性平台通过监控对话、使某些观点合法化并压制另一些观点获得了极大权力 [15] - 互联网的商业化与知识产权的深化相辅相成，共同奠定了全球范围内具有霸权性质的、基于市场的知识传播模式 [15] - 科技公司利用宽松的全球税收制度及知识产权的非实体化特性，将无形知识资产转移至低税率地区以寻求垄断利润 [19] - 物联网技术通过连接日常物品，正在重塑对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认知，使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更为便捷 [21] 其他结构与事件的交互影响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结构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与知识结构互动并塑造了信息帝国国家的形态 [10]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对高资本回报的追求，极大加快了资金涌向科技公司、寻求垄断利润的步伐，加速了知识驱动型经济的发展 [19] - 推动事件发展的核心是人与特定利益（如制药公司加强专利、科技行业从互联网获利、谷歌的扩张野心、国家安全需求），而非超然的历史或经济力量 [20]

2025年中国并购市场整体表现 - 2025年中国并购市场呈现强劲增长，全年共披露8151起并购事件，交易规模约25894亿元，同比上升约16.12% [1] - 分季度看，交易规模逐季攀升，四个季度依次为4272亿元、4610亿元、7410亿元和9602亿元 [1] - 市场回暖是政策、产业与资本共振的结果，监管从“父爱式”管制转向“市场友好型”服务，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地区与大型交易分析 - 按地区划分，北京交易规模10930亿元，同比上升48.59%，位列第一 [2] - 上海交易规模6092亿元，同比下降14.92%，位列第二 [2] - 广东交易规模4593亿元，同比下降17.89%，位列第三 [2] - 百亿元规模以上并购事件共28起，其中中国神华定增收购案以1335.98亿元排名第一，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案以1142.75亿元排名第二，中国中冶出售资产案以606.76亿元排名第三 [2] 行业并购规模与逻辑 - 工业领域并购规模7605亿元，同比上升11.67%，排名第一，标志着制造业正通过并购提升产业链韧性与精度 [2][3] - 房地产行业交易规模4443亿元，同比大幅上升549.36%，排名第二，大量交易涉及项目出清、资产盘活与风险化解，是行业整合与资产负债表重构的表现 [2][3] - 信息技术行业交易规模2855亿元，同比上升35.84%，排名第三，反映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在加速“补短板”与“筑长板” [2][3] 并购目的与战略意图 - 横向整合类并购规模5966亿元，占总体交易规模的22.70%，表明行业进入“存量洗牌”阶段，企业旨在获取行业定价权、技术标准主导权等“结构性权力” [4] - 资产调整类和战略合作类并购规模分别为2498亿元和2059亿元，分别占总规模的9.51%和7.84% [4] 未来并购趋势展望 - 未来需关注围绕“安全与发展”主题的硬科技产业链并购，特别是在半导体、工业软件、新材料等关键环节的“强链补链”战略性收购 [5] - 央企国企领衔的“专业化整合”将成为重要力量，将在新能源、储能、高端装备等领域开展横向合并与纵向一体化 [5] - 跨境并购中的高科技领域值得关注，中国企业将通过并购获取海外先进技术、知识产权和高端人才，同时吸引外资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投资 [5] - 人工智能（AI）将显著影响全球并购市场，其整条产业链，从软件、半导体到房地产、电力及能源供给企业都将参与其中 [6]

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框架 - 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由生产、贸易、金融和信息四个维度的结构性权力综合作用形成 [1] - 结构性权力是隐性和分散的，通过设定规则和标准来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区别于直接施压的联系性权力 [3] -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呈现“东方交易、西方定价、美元计价、期货基准”的格局 [2] 生产结构性权力 - 拥有资源禀赋是基础，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原油储量全球占比70%以上，产量占比一度超过40% [4] - 通过跨境资本控制生产资源，例如欧美大型矿业集团控制和经营全球重要矿产资源 [4] - 提升技术或生产效率可增强权力，例如美国页岩气产量从2000年的110亿立方米增至2024年的8400亿立方米，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72% [4] 贸易结构性权力 - 制定贸易规则与政策是重要途径，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贸易组织及协定影响贸易方式和条件 [5] - 主导贸易规模和渠道，例如国际主要粮商垄断约70%的谷物及油料国际贸易 [5] - 控制货物运输可施加影响，例如2024年国际铁矿石进口平均到岸价约110美元/吨，海运费占14%至28% [5] 金融结构性权力 - 成为交易货币是关键，全球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计价结算，美元汇率利率波动影响价格 [6] - 主导国际金融体系，例如西方通过SWIFT系统制裁俄罗斯能源出口，影响全球商品期货市场 [6] - 拥有期货交易所是核心，欧美期货交易所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球能源、金属、农产品的定价中心 [6] 信息结构性权力 - 发布价格信息及数据能影响市场，例如国际能源署2022年4月释放原油储备消息导致纽约WTI原油价格累计下跌超12% [7] - 提供现货基准价格，普氏、阿格斯等报价机构的价格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采用 [7] - 发布市场预测报告可引导预期，例如2010年部分国际投行预测铁矿石长协价将大涨60%以上，影响中国谈判 [7] 全球棉花定价中心的权力变迁案例 - 16至18世纪，殖民经济主导，西欧国家通过联系性权力影响棉价 [9] - 19世纪，英国利物浦凭借工业革命后的生产、贸易、金融和信息优势，发展成为全球棉花定价中心，当时英国加工了全球约50%的棉花 [11] - 19世纪末至21世纪，美国取代英国，通过纽约棉花交易所（现为洲际交易所ICE）的期货市场及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掌握棉花定价权 [12] 提升中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有利条件 - 市场规模优势，中国是铁矿石、铜、棉花、大豆等初级产品的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 [13] - 国际贸易多元化发展，例如巴西棉花进口占比从不足10%扩大至近40%（截至2024年年底） [13] -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截至2025年6月底，中国货物贸易跨境使用人民币结算占比为28.1%，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13] - 期货市场建设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9月底，共上市137个商品类期货、期权品种，88个品种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 [14] 提升中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制约因素 - 主要大宗商品产业链两头在外，例如钢铁产业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出口产品附加值低 [15] -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内外有别”，棉花、白糖等品种国内外价格不同，国内价格国际影响力有限 [16] - 期货市场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制度规则与国外存在差异，境外产业企业参与程度偏低 [16] - 信息获取能力和影响力不强，国内机构信息发布以国内市场为主，全球市场信息加工利用能力不足 [16] 提升中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建议方向 - 将提升定价影响力纳入战略层面，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支持企业跨国并购投资，完善战略储备 [17] - 因品施策提升期货价格影响力，针对不同产品类别采取差异化策略，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7] - 建设世界一流期货市场，丰富产品工具，提升产业客户参与度，打造全球一流期货经营机构 [18] - 培育大宗商品产业服务商和资讯机构，支持期现结合，做大做强产业链综合服务商，打造国际性现货报价平台 [18] - 统筹市场开放与安全，推进期货市场开放，配套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服务，加强跨境监管能力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