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行动与核心问题 - 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市场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对携程旅行、高德地图、同程旅行、飞猪旅行、航旅纵横、去哪儿旅行等6家出行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1] - 约谈直指平台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借贷业务的三大问题：一是不得使用误导性宣传用语；二是清晰披露贷款机构名称及信贷产品信息，并向借款人明确提示理性借贷；三是畅通客户投诉渠道 [1] - 此次监管行动发生在临近春节的出行高峰，显示出金融监管的持续升级，监管范围不仅局限于金融机构，也穿透至参与金融链条的平台企业和使用场景 [1] 行业商业模式与乱象 - 出行平台凭借高频消费场景和庞大用户基础，已成为消费金融服务触达借款人的重要渠道 [3] - 平台企业通过与银行或消费金融公司合作发展“助贷”业务，或自己成立小贷公司，在出行场景中嵌入金融服务以提升消费者出行意愿和能力 [3] - 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乱象：有的平台在支付页面默认勾选“分期优惠”“先用后付”，用“0息”“立减”等话术吸引用户，却对贷款性质、真实利率、征信影响避而不谈，实测综合成本甚至触及监管红线 [3] - 有的平台将消费者隐私数据提供给第三方催收机构，导致消费者信息泄露、受到催收骚扰 [3] - 信息披露不充分、误导营销等问题容易使消费者在不知情或不充分了解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借贷决策，“背上”金融风险 [3] 监管导向与行业影响 - 此次约谈给平台企业敲响警钟：只要嵌入金融功能，就必须遵守金融规则，所有金融服务都应以清晰透明为前提，以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为底线 [3] - 平台企业应将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把借贷场景业务从一味追求“流量变现”转为合规导流，集中精力做强出行服务主业 [3] - 监管的穿透有利于从源头对各类潜在金融风险及早发现和处置，推动行业长期健康有序发展 [1][3]

监管约谈事件概述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对携程旅行、高德地图、同程旅行、飞猪旅行、航旅纵横、去哪儿旅行等六家国内主流出行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1] 被约谈企业特征 - 六家企业均为国内用户规模庞大的头部出行服务平台 [3] - 公司凭借自身独特的出行场景和高频的用户流量，成为金融市场中极具价值的合作渠道 [3] 业务模式 - 公司借贷业务模式主要为“平台导流+金融机构放贷”的助贷模式 [3] - 平台本身不发放贷款，而是作为流量入口和技术支持方，为用户与持牌金融机构（如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搭建桥梁 [3] 监管整改要求 - 严禁误导性宣传：严格规范自身营销推广行为，禁用诸如“免息”“零首付”或模糊年化利率等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的宣传用语 [3] - 强化信息披露：向用户展示借贷产品时，必须清晰、显著地披露实际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的全称，并完整说明信贷产品的核心要素，如额度、期限、费用、利率等关键信息 [3] - 突出风险提示义务：向借款人进行明确“理性借贷”风险提示，引导消费者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和还款能力审慎决策，防范过度负债风险 [3] - 健全投诉处理机制：要求平台方畅通客户投诉和纠纷解决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对消费者的诉求要及时回应并妥善处理 [3]

文章核心观点 - 助贷新规（“9号文”）对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实施了严格监管，导致以中小银行为主的资金方集体收缩甚至停止与助贷平台的合作，对高度依赖助贷模式的中小银行及助贷机构造成了颠覆性冲击，具体表现为银行信贷规模萎缩、助贷平台利润亏损与估值大幅减值 [1][2][3][5] 资金端（银行）的反应与影响 - **合作全面停止与业务萎缩**：华东地区农商行已全面停止个人经营性贷款的助贷合作，对非经营性互金贷款持到期不续态度 [1] 另一华东中小银行自2025年8月20日起暂停了互联网贷款的新增投放，仅管理存量 [2] - **合作机构数量锐减**：以吉林亿联银行为例，其合作导流获客机构从2024年6月的53家、11月的56家，锐减至2026年1月的11家 [3] 龙江银行在2025年11月的合作机构名单中仅剩的一家也处于“已停止合作”状态 [3] - **行业共性选择与连锁反应**：以中小行为主的出资方正集体停止与助贷平台合作，新规影响累加导致行业发生连锁反应 [2] 乌鲁木齐银行也公告自2025年10月1日起停止发放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 [3] - **中小银行面临严峻挑战**：高度依赖助贷与联合贷模式的中小银行（如民营银行、部分城农商行）自主获客能力弱、客群基础薄弱，且对资产风险缺乏系统管控能力 [3] 随着合作方退出，其现有信贷规模将急剧萎缩，并缺乏可填补的资产 [3] 资产端（助贷平台）受到的冲击 - **利润出现巨额亏损**：助贷新规于2025年10月1日正式施行，对数禾科技核心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其2025年第四季度净亏损约6.84亿元 [5] - **估值大幅缩水**：分众传媒持有的54.97%数禾科技股权，截至2025年12月末账面价值约为29.44亿元，但2026年1月评估值仅约为7.82亿元，评估减值21.62亿元，减值率达73.45% [5] 分众传媒因此决定完全退出该投资项目 [5] - **头部平台业务数据环比下滑**：以嘉银科技（“你我贷”平台）为例，其2025年第三季度贷款撮合交易量为322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13.2%；净营业收入14.7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22.1%；净利润3.8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27.5% [6] - **主动剥离高利率客户**：头部平台为应对新规，主动剥离年利率高于24%的贷款 2025年新发放贷款中利率高于24%的占比仅10%多一点，创近年新低；截至2025年10月末，新发加存量中利率高于24%的贷款余额占比约为30% [7] 剥离这部分客户将对平台短期经营利润产生向下拉动 [7] 行业的应对与调整 - **头部平台提前合规准备**：乐信、齐富科技、信也科技、马上消金等头部平台从2024年4月新规发布后，即开始推进合同变更、系统优化、获客界面更改等工作，前置消化了新规的负面冲击 [7]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助贷行业正经历由监管驱动的深度调整与市场出清 资金端持牌机构集体收紧合作门槛并压降业务规模 资产端平台主动收缩业务并寻求向合规、低利率业务转型 行业正从无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与合规发展的新阶段 [1][3][11][12] 资金端：持牌机构集体收紧合作与压降规模 - **银行机构大幅压降甚至叫停助贷业务**：国有股份制银行被要求今年底前将助贷业务余额压降至50% 明年底清零 部分东部省份辖内地方城农商行自3月起全线叫停助贷业务 [3] - **信托公司严格限制助贷业务**：有地区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助贷业务以2025年三季度末规模为基准只减不增 且不得直接投资以互联网贷款为底层资产的ABS/ABN等产品 信托公司未来预计只与规范头部平台合作且规模逐渐降低 [3][4] - **消费金融公司提高合作门槛并面临利率压降**：消金公司新发放贷款的平均综合融资成本需在2026年一季度压降至20%以内 其在选择助贷平台时更审慎 主要考察经营规模、时间、客户来源、历史盈利与客诉等因素 [5] - **资金流向高度分化**：持牌金融机构在监管压力下对合作机构审查趋严 资金更倾向于分配给风控能力强、客群优质的头部助贷平台 [6] 资产端：平台业务规模锐减与主动收缩 - **中腰部平台放款规模急剧萎缩**：有平台月度放款规模从巅峰时期的超170亿元迅速下降至不足30亿元 有腰部平台将放款规模缩减至原来的1/3 [7][9] - **尾部及高利率“变种”平台生存艰难**：24%综合融资成本上限成为刚性约束后 分期商城、月系融担等高利率“变种”平台活跃度受挫 百亿元规模以下的分期商城基本没有生存空间 其支付代扣业务也被收紧 [7][8] - **获客渠道调整与流量质量下降**：助贷平台收缩泛流量投放 获客向信息流等高质量渠道转移 API和同业导流渠道占比下降甚至停止 原因是API接入客群质量参差不齐 “多头借贷”情况严重 [9][10] - **互联网大厂导流业务资产质量下滑**：互联网大厂对外合作的导流类业务让合作资金方严重亏损 部分大厂已停止导流类业务新增 即便免费提供流量 资金方也不愿接入 [10] 行业转型：向合规与低利率业务发展 - **监管意图在于整治“权责错配”**：本轮调整旨在否定过去轻资产、弱管理的“通道”模式 强化金融机构风险管控 压缩监管套利空间 [11] - **清理高定价存量资产**：清理利率超过24%的存量资产已成为明确趋势 部分机构计划在2026年年中前完成高定价资产的清退工作 [11] - **行业探索新的生存之道**：部分过去靠36%高息业务的公司已开始布局年化利率20%左右的低风险资产 行业共识是向24%利率业务转型 服务B端 挣运营和普惠金融的钱 与银行、消金公司形成差异化 [12]

行业背景与核心观点 - 互联网平台凭借庞大用户基础、多元场景和先进数据分析能力，正成为金融领域重要参与者，其金融化进程不断加速并已成为诸多平台利润增长的核心引擎[1] - 传统银行业在零售金融市场中地位遭受严峻挑战，主导权逐步向互联网平台转移，银行仅承担资金供给角色，沦为“资金端外包机构”[1] - 2025年4月发布的《助贷新规》旨在规范互联网平台金融活动、重构银企合作关系，推动金融业务回归持牌经营本源[2] 互联网平台在金融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 - 互联网平台在消费金融业务中处于主导地位，而非简单的辅助赋能角色[3] - 平台掌控核心客户入口，客户感知是向平台申请贷款，金融机构在获客方面对平台形成长期依赖[3] - 平台是消费金融业务结构的设计者与掌控者，金融机构仅作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承担资金供给责任[4] - 平台凭借“链主”地位，在定价与收益分配中拥有绝对支配权，能获取最大份额收益[4] 互联网平台金融服务的价值 - 对客户层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全流程线上化、自动化，提供“即时申请、即时审批、即时放款”服务，显著提升信贷可得性与便捷性[6] - 对客户层面：依托多元化应用场景广泛触达海量用户，更好覆盖下沉市场与长尾客户群体，提升信贷服务渗透率和客户活跃度[6] - 对金融机构层面：通过技术赋能提供规模化与标准化服务，解决中小金融机构服务长尾客群的能力与机制问题[7] - 与平台合作可使金融机构实现低人力投入、低风险、低核销、低客诉的业务效果，成为业务和监管考核下的最优选择[7] 平台主导模式下的潜在风险 - 金融自主管理权逐步丧失：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平台数据与模型，自身风控体系被弱化，沦为单纯资金供给方[8] - 多头负债信贷风险加剧：便捷服务易诱发用户过度借贷，且平台间信息壁垒导致用户可形成多头负债[8] - 金融监管复杂性加大：业务链条碎片化导致监管面临“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困境[9] - 平台作为非持牌机构，其监管职责模糊，传统以金融机构为核心的监管框架难以覆盖全链条风险点[9] 银行与互联网平台核心合作模式：联贷 - 联贷模式是银行与互联网平台放贷主体共同出资向消费者发放贷款的业务模式，可称为“个人银团贷款”[11] - 该模式遵循“风险共担、资金共享、分工合作”原则，平台方出资比例不低于贷款金额的30%[11] - 优势包括风险共担、优势互补、责任清晰及易于监管，参与主体均为金融机构，具备监管可穿透性[11] 银行与互联网平台核心合作模式：助贷 - 助贷模式核心是互联网平台凭借技术数据优势为银行提供客户筛选、风评、贷后管理等服务，银行承担资金供给与合规审核[12] - 运作流程包括平台获客初筛、运用大数据风控模型评估、银行最终审核放款及平台协助贷后管理[13] - 该模式存在风险责任非对称分布（银行担全风险）、助贷机构权能体系先天缺失及监管面临多重难题等挑战[14] - 未来发展需推动助贷机构纳入持牌监管或严格备案，实现准入规范化、责任对称化、监管精准化和信息公开化[15] 互联网平台金融活动未来发展路径 - 强化金融机构主体地位，坚持自营为主发展模式，明确金融机构为业务主导方，助贷机构定位为外包服务提供商[17] - 以联贷模式为核心构建标准化合作体系，因其制度适配性强、监管可及性高、优势整合性优[18] - 规范助贷业务运作，要求助贷业务与非金融业务实现物理隔离，如开发独立金融服务App，并建立助贷App备案机制[19] - 实施差异化激励政策引导银行强化自营能力，包括赋予更高定价自主权、提高不良贷款率容忍上限、制定更宽松核销政策及在消保考核中适当豁免投诉指标[20][21]

监管新规驱动行业剧变 - 2024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助贷新规”），核心要求是将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压缩至年化利率24%以内 [5][17] - 新规导致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深度调整，合作逻辑从“广合作”转变为“严筛选”，甚至完全切断业务关联 [2][3][17] - 出于合规及风险考量，部分中小银行资金正“撤离”助贷领域，多家区域性银行宣布暂停新增合作或大幅缩减合作机构数量 [2][17] 银行合作策略与业务规模急剧收缩 - 部分银行助贷业务规模被快速压缩，例如北方某民营银行的助贷业务规模从4月的约150亿元（占个人消费贷超八成），降至10月不足原规模的三分之一 [5][20] - 多家银行宣布停止助贷业务合作，例如龙江银行、乌鲁木齐银行、赣州银行均在11月初披露已停止相关合作 [7][22] - 银行合作机构名单显著“瘦身”，据不完全统计，4月至10月有至少30家银行公布合作方名单，普遍向头部平台聚集 [5][20]，例如亿联银行的合作获客机构从去年11月的56家缩减至今年9月的10家 [6][21] 利率调整与利润空间受挤压 - 新规前，通过助贷平台发放的贷款主要分布在24%以下和24%-36%两个利率区间，新规实施后，压缩至24%以内成为趋势 [5][20] - 银行停止向定价在36%年化利率的客群提供资金，重点压缩超过24%利率区间的业务 [5][6][21] - 利率下调直接压缩银行利润，在36%利率业务中，银行固定收益约为5%-7%，而24%利率业务的固定收益仅4%左右，已基本覆盖不了成本 [8][23] - 风险兜底模式改变，从由助贷平台全部承担损失转为银行自主管控风险与不良，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9][23] 中小银行面临短期阵痛与长期挑战 - 部分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因展业区域有限，自主获客困难，有相当比例客户来自助贷渠道，业务收缩导致填补业务缺口压力巨大 [3][17] - 息差持续收窄加剧盈利压力，2024年三季度末，城商行净息差从2024年末的1.38%降至1.37%，农商行从1.73%降至1.58%，民营银行从4.11%降至3.83%（降幅28个基点） [9][24] - 对过度依赖高定价助贷业务的民营银行而言，新规带来的冲击更为强烈 [9][24] 发展自营业务成为必然出路但困难重重 - 自营业务需要银行具备获客、审批、风控、催收等全链路自主能力，但中小银行普遍面临获客、数据、风控文化三大难题 [3][10][18][25] - 线上流量高度集中在头部平台，获客成本昂贵，限制了自营业务发展速度 [10][26] - 面临人才短缺挑战，核心风控与数据人才多在一线城市，吸引回流难度高 [10][26] - 自营业务客诉压力更大，更容易成为逾期用户或黑灰产瞄准的目标 [10][26] 自营业务探索者的经验与行业未来方向 - 新网银行自2016年探索自营业务，规模从第一年十几亿元自然增长至第三年上百亿元，关键在于找到适合的人并坚持长期投入 [11][27] - 目前市场尚未形成明显护城河，客户看重额度、利率、期限，解决客户需求是关键，发力自营业务任何时候都不晚 [11][27] - 部分银行正通过加大关键人才引进、完善风控与数据模型、打磨产品差异化竞争力、加强精细化运营等方式强化自营能力建设 [12][28] - 未来助贷行业监管将更规范、透明，贷款利率定价下行是大势所趋 [12][28] 潜在风险与行业新挑战 - 定价超过24%的存量业务如何有序消化是一大挑战，这部分客群的借贷需求客观存在，供给资金减少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12][28] - 近期受到24%以上资金增量减少的影响，行业风险已有小幅上升 [13][29] - 有银行主管表示，10月以来行业风险上升速度之快为从业以来所未见，若持续上行，部分助贷平台现金流将承压 [13][29] - 需避免行业“急刹车”导致市场震荡或普惠金融业务收缩，防止非持牌民间借贷死灰复燃 [13][29] - 未来市场竞争核心将转向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科技实力与客户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综合较量 [13][29]

助贷新规实施后银行合作策略的转变 - 2025年10月1日助贷新规正式实施后，商业银行与助贷机构合作关系发生静默而迅速的重构[1] - 新规实施前银行合作白名单曾多达数十家，但新规后多家区域性银行如乌鲁木齐银行、龙江银行相继压缩或终止互联网助贷合作，部分银行甚至将合作机构名单清零[1] - 以亿联银行为例，其2025年6月公布的白名单数量较2024年11月骤减84%，显示银行在新规落地前已主动收缩合作范围[1] 银行合作模式的具体变化 - 乌鲁木齐银行公告自10月1日起已停止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3] - 龙江银行按新规公布合作机构名单，但名单中唯一的助贷机构状态标注为“已停止合作”[3] - 珠海华润银行采取“项目制”白名单细化合作边界，合作机构分为平台运营机构与增信服务机构[3] - 承德银行仅披露与蚂蚁、京东旗下部分公司的合作，显示出银行对合作方的选择日趋谨慎[4] 银行风险逻辑转变的驱动因素 - 新规要求银行将增信服务费计入综合融资成本，并确保符合司法保护的利率水平，直接触及助贷业务的核心盈利模式[7] - 即使合作机构名义利率低于24%，但过去通过捆绑销售、隐性收费等方式可能使实际成本远超监管红线，银行难以持续监控[7] - 新规要求银行将增信服务机构增信余额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并定期评估代偿能力，助贷业务快速发展可能对银行资本充足率造成压力[7] - 部分中小银行资本实力较弱、风险吸收能力有限，新规实施后可能面临更高合规成本，不良贷款率上升会直接侵蚀银行资本[8] 行业格局重构与机构应对策略 - 助贷行业呈现“马太效应”，合作机构主要集中在蚂蚁、京东、度小满等头部平台，凭借生态布局和技术实力成为银行首选[9] - 中小助贷机构缺乏数据积累和风控能力，难以满足银行严格合作要求，开始寻求差异化路径如深耕垂直场景、强化技术输出或区域化经营[9] - 助贷机构商业模式发生变革，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依赖利差收入转向技术服务和数据赋能，探索与银行更深度的合作模式如联合风控、数据共享[9] - 银行从“求量”转向“求质”，部分银行开始加大科技投入，通过自建团队或与科技公司合作提升数字化风控水平，避免自身风控能力空心化[10]

行业趋势：助贷业务退潮 - 中小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正计划大幅压缩甚至完全切割助贷业务，行业出现剧烈退潮 [1] - 转折点为10月实施的《助贷新规》，该通知加强了对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的管理 [1] - 银行采取等待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的方式实现合作机构的自然归零 [4] 监管影响与银行应对 - 监管检查变得愈发细致，深入到业务流程各个环节，如捆绑销售、在不知情情况下增加借款人负担等 [4] - 部分助贷平台通过新花样变相开展年化利率在24%至36%的高息业务，例如将借款人推介给资产管理公司收取服务费以突破利率红线 [1] - 银行为求自保采取审慎举措，例如取消助贷机构白名单，对有过往违规行为者一律不续签，并将合作期限从一年一签缩短为半年一签 [4] - 乌鲁木齐银行已公告停止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龙江银行唯一的互联网助贷合作机构也已显示停止合作 [2] 助贷行业冲击与业务变化 - 10月份助贷机构业务量骤降逾20%，高息助贷业务几乎断炊 [5] - 在金融黑灰产等因素影响下，借款人逾期后的催收成功率下降，导致行业潜在坏账率攀升，业务盈利空间被严重挤压 [5] - 助贷机构被迫重组风控体系，将大量人力调往贷后管理以应对危机 [5] - 预计11月业务量将进一步下滑，行业洗牌在所难免 [5]

中小银行与助贷业务合作收紧 - 多家城商行与农商行计划大幅压缩合作助贷机构数量，仅保留与极少数头部机构合作，其余将被排除在合作名单之外 [1] - 部分中小银行已开始切割助贷业务，例如乌鲁木齐银行自10月1日起停止开展合作类个人互联网消费贷款，龙江银行与一家助贷机构的合作状态变为"已停止合作" [1] - 中小银行采取审慎举措，不再设立助贷机构白名单，并将合作期限从一年一签改为半年一签，以便在发现合规问题时能更快切割业务 [4] 监管政策与合规风险 - 10月实施的《助贷新规》是促使中小银行切割助贷业务的关键原因，银行担心助贷平台的违规操作会波及自身 [1] - 监管部门对助贷操作流程的合规性检查相当细致，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捆绑销售、兜售服务权益、在贷款流程中嵌入隐性服务费等三大违规问题 [3] - 考虑到监管部门对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不审慎的处罚力度持续加大，中小银行选择切割助贷业务以降低违规操作风险 [2] 助贷机构的业务模式与应对 - 部分助贷机构在《助贷新规》后仍变相开展年化利率24%-36%的业务，方法包括与资产管理机构合作，通过提供个人债务重组管理服务并收取服务费提成，使实际利率突破24% [2] - 中小银行切割助贷业务导致助贷机构资金流失，10月份业务量较以往骤降逾20%，高息助贷业务几乎"断炊" [4] - 受金融黑灰产等因素影响，助贷机构借款人贷款逾期后的M1催收成功率在10月份骤降至70%，较以往低了逾10个百分点，导致潜在坏账率增加约1.2个百分点 [4] - 助贷机构被迫重组风控体系，将大量风控人员调往贷后管理部门，以应对催收成功率下降和坏账风险 [4] - 预计11月助贷业务量较10月将进一步下滑逾10个百分点 [5] 行业整体情况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共有119家金融机构披露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 [3] - 鉴于国内银行机构数量约4000家，多数银行尚未披露合作名单，不排除众多中小银行已决定切割助贷业务从而无需披露 [3]

行业市场规模与现状 - 截至2025年6月，国内互联网助贷市场规模已近10万亿元，成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融资的重要渠道 [1] - 助贷业务凭借高效获客和场景化服务快速发展，但背后暴露出收费不透明、贷款利率畸高、风控权责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1] - 调查报道揭示超短期“高炮”贷款年化利率超过2000%，“砍头息”、高额中介费等乱收费现象死灰复燃 [1] 监管政策与影响 -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助贷新规》于10月1日正式施行，要求商业银行全面强化总行集中管理责任，严控综合融资成本 [1] - 《助贷新规》旨在推动互联网助贷行业从“野蛮生长”向“合规驱动”转型 [1] - 金融机构需严格按照《助贷新规》第4条要求，对助贷机构及增信服务机构进行严格审查和季度评估，一旦发现不符合规定则终止合作 [4] 治理体系与技术应用 - 需构建“监管穿透化、机构自律化、技术智能化、司法高效化”的治理体系，系统性防控助贷乱象 [2] - 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流程智能风控体系，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处置三块链条 [2] - 事前运用OCR+AI图文识别技术穿透核查助贷机构股权、实际控制人、合规记录等信息，自动剔除存在虚假增信、违规催收历史的机构 [2] - 事中部署智能交易探针，通过自然语言处理识别“砍头息”“隐性服务费”等违规收费，实时弹窗提醒用户并暂停交易 [2] - 事后搭建AI催收管理系统，通过NLP实时监测催收话术，自动拦截威胁、辱骂等违规表述，杜绝暴力催收 [3] 监管协同与行业整治 - 需搭建智能化、数字化监管平台，提升金融监管效能，将助贷行业市场主体全部纳入监测名单，实现风险早预警、早处置 [4] - 解决助贷乱象需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公司、金融消费者和新闻媒体形成合力，并协同市场监管、工信、网信、公安、信访以及法院、检察院等多部门 [5] - 重点打击高炮平台和套路贷、冒充持牌机构、过度索权和倒卖信息、隐私数据滥用以及暴力催收等不法行为，对恶意教唆行为进行专项整治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