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增长叙事与挑战 - 技术革命尤其是AI革命被视为解决全球生产率增长不足挑战的核心宏大叙事 其重要性被比喻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钢铁 [3][22] - 增长源于技术更新引发的结构重组而非既有产业的量的扩张 创新是增长的引擎和结构变迁的根源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部分授予了研究创新替代旧技术以推动生产率提升的学者 [3][22] - 技术革命背景下出现“K型分化”现象 高收入群体、科技巨头和金融资产持有者受益 消费投资活跃 而中低收入群体、传统行业从业者和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竞争加剧与收入停滞压力 [5][24] - 少数部门和企业的投融资变化成为关键的宏观变量 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即“微观即宏观” [5][24] - 存在“索洛生产率悖论”在AI时代重演的风险 即技术若不能改善人的境况和福祉 则无法体现在宏观统计数据中 [5][24] 构建人本主义新增长范式的必要性 - 需要从传统“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 协调实物量价值创造与货币量价值实现 [6][25] -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核心 但需认识到人既是提升生产率最活跃的要素 也是增长最终的价值归依 [7][26] - 存在大量未释放的潜力 例如2.55亿城镇常住人口无户籍无法享受平等公共服务 农业就业人口占比22.8%仅创造7.1%的GDP 这既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 [7][26] - “投资于人”意味着投向教育、医疗、生育支持、养老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资金是具有高回报率的投资而非单纯支出 [7][26] 中国居民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循环 - 存在“中国居民消费率之谜” 人均实物消费量充足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 远低于56%的全球平均水平 [8][9][27] - 人均蛋白质摄取量是美国的1.06倍、日本的1.37倍 人均蔬菜消费量是美国的3.24倍、日本的3.54倍 新能源车人均拥有量是美国的1.66倍 [8][27] - 底层原因是“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 低价挤压利润 利润限制收入 收入制约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 [8][9][27] - 生产端的效率进步未能完整传导为生活端的福祉改善 根源在于增长目的与手段的错位 [9][27] 政策与改革建议方向 - 需改变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 建议在地方政府层面将GDP核算从生产法改为收入法 以劳动者报酬和企业盈利为核心指标 [9][28] - 财政政策应兼顾“投资于物”和用于普惠性转移支付、生育补贴、养老金提升 [11][30] - 货币政策应通过结构性降息支持吸纳了80%就业的中小微企业 并帮助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 [11][30] - 可通过成立母基金收购存量商品房转为租赁住房 再通过REITs退出的方式 推动房地产市场新模式形成 [11][30] - 需多路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包括增加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提升财产性收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11][31] - 需实施反内卷政策推动企业从规模扩张和低价竞争转向质量、效率和创新驱动 [12][31] - 需推动企业大出海 从简单产品出口转向全价值链布局 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与管理升级 以对冲国内利润挤压 [12][31]

中国居民消费率之谜的核心矛盾 - 以价值量计算，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为40%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 [4] - 以实物量计算，中国人均消费远超全球平均，例如人均蛋白质摄取量是美国的1.06倍，人均蔬菜消费量是美国的3倍 [4] - 消费价值量与实物量的反差源于低价格和消费结构失衡，例如食品餐饮、服务消费、电动汽车等价格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且服务消费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 [4] 低价格与结构性循环的形成与影响 - 强大产能导致低价格，中国生产了全球65%的电动汽车、70%的手机、85%的空调压缩机、55%的重工业造船吨位数 [6] - 低价格导致企业低利润和劳动者低收入，例如中国炼钢工人人均炼钢吨数是美国的3.25倍，人均增加值是美国的1.2倍，但人均工资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 [6] - 当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达30%，按现有增速到2050年占比将逼近50%，亟需通过结构优化和向高端升级来打破“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循环 [6][8] 提升居民消费的核心政策变量 - 提升消费需围绕两大核心变量：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意愿）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能力） [10] - 2024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仅为43% [12] 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 **优化GDP核算导向**：建议将地方政府GDP核算从生产法改为收入法，以劳动者报酬和企业盈利为核心指标，引导关注居民收入与企业效益 [11] -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实施居民增收计划、提升财产性收入占比（目前仅4%，美国为16%-17%）、推进新型城镇化来拓宽增收渠道，若财产性收入占比提升至美国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将增加12-13个百分点 [12] - **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建议扩大规范国债发行置换隐性债务，并大幅增加“投资于人”的支出，例如将育儿补贴从每月每孩300元增至1800元，预计年投入5000亿元，若全部转为消费可提升居民消费率1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0.5-0.6个百分点 [13] - **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建议对服务消费领域实施结构性降息，若存量房贷利率下降0.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居民利息支出1872亿元，同时通过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来稳定就业（中小微企业吸纳80%就业） [14] - **推动企业反内卷与出海**：反内卷政策已使生产价格指数降幅收窄，推动企业转向创新驱动，企业出海（海外收入占比已升至16%左右）有助于对冲国内利润压力，为价格提升和劳动者增收创造空间 [15] - **稳定房地产行业**：建议成立国家级母基金参与租赁住房建设或收购存量房，培育后通过REITs退出，形成投融资闭环，美国房地产对GDP贡献达16%（其中消费占11%），中国当前贡献约为6.3%，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后贡献度可升至12%-13% [16]

中国居民消费率现状与矛盾 -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约4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5] - 但人均实物消费量远超全球平均水平，部分商品消费量甚至超过美国和日本[3][5] 消费率低迷的核心原因 - 矛盾核心在于低价格与消费结构失衡[3][5] - 强大产能引发激烈竞争，导致产品价格低、利润低，进而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长，形成恶性循环[3][5] 提振消费的政策建议方向 - 政策应真正作用于居民内生消费决策，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3][5] - 优化GDP核算导向，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率考核指标[3][5] - 通过分配制度改革、提升财产性收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措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3][5] - 采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提升消费支持力度[3][5] - 推动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并结合出海战略以改善盈利与分配[3][5] - 包容消费领域创新实践，例如电子消费券，通过系统性改革激活居民消费内生动力[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