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导向转型 - 经济发展重心从“量”的扩张坚定转向“质”的提升，明确提出要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 [2] - 与2024年强调“增长”导向不同，2026年经济工作目标设定展现“积极”与“务实”并重，手段更注重结构性调控和制度性改革 [2] - 2026年经济工作将围绕“内需主导、创新驱动、改革攻坚”等核心任务稳步推进，旨在激活内生动力与科技赋能 [2] 政策优化：结构性调控 - 财政政策优化举措全面铺开，包括优化税收优惠、严肃财政纪律、规范调整“两新”和“两重”政策落地 [3] - 调整专项债用途管理，通过债务重组等手段主动缓解地方风险，中央适度增加预算内投资规模以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3] - 房地产政策更加注重中长期“优供给”，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模式以系统性稳定市场预期，为内需稳定奠定基础 [3] 政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 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打破隐性壁垒以营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 [4] - “人工智能+”深化拓展至全产业链并同步完善治理体系，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强化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 [4] - 国资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政策协同推进，夯实“国民共进”的发展基础 [4] 政策增效：协同治理 - 货币政策突出“灵活高效”，与财政政策协同，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精准支持科创、小微等关键领域 [5] - 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统筹以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推动投资端提质与民生改善联动 [5] - 针对不同行业精准施策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在就业、教育、医保等领域提质扩容以增强居民获得感，形成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6]

全球贸易与金融环境核心观点 - 金融市场波动成为决定全球贸易走向和经济前景的关键力量，使世界经济处于愈发脆弱的状态[1] - 全球金融条件收紧深刻改变了全球贸易的运行逻辑，贸易增长越来越受到金融变量的影响[1] - 为实现持久稳定，必须重新构建贸易与金融之间更稳固的连接，建立兼顾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政策框架[3] 宏观经济与贸易增长预测 - 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6%，较2024年的2.9%小幅回落[1] - 2025年初全球贸易增长约4%，部分源自企业为应对关税调整而提前进口[1] - 贸易的基础增速预计将在2.5%至3%区间徘徊[1] - 预计发展中国家2025年经济增速将达到4.3%，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2] 金融体系对贸易的深度影响 - 全球超过九成的贸易依赖银行融资[2] - 美元流动性在国际支付和贸易结算中占据绝对中心地位，主要金融中心的利率变化或投资者情绪转变可能迅速传导至全球贸易体系[2] - 金融化趋势正在改变大宗商品市场生态，一些大型粮食贸易企业超过七成收入来自金融业务而非实物贸易[2]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金融挑战 - 更高的融资成本、资金流动不稳定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压力，正在压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2] - 若不计中国，发展中国家仅占全球股票市值约12%，在全球债券发行中的占比仅约6%[2] - 许多发展中国家依赖成本高昂的外部借贷，其利率通常在7%至11%之间，而发达经济体普遍仅为1%至4%[2] - 气候脆弱国家面临额外负担，极端天气导致这些国家每年多承担约20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自2006年以来额外成本累计已超过2120亿美元[3] 美元主导地位与全球金融格局 - 美元在全球金融、支付和资本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依然强化[3] - 过去五年，美元在SWIFT支付体系中的占比从39%升至约50%[3] - 美国股市市值占全球总市值的一半，美元债券发行量约占全球40%[3] - 美元主导格局在动荡时期提供了一定稳定性，但也使发展中国家更易受其无法左右的全球金融周期影响[3] 政策改革建议 - 呼吁各国推进制度性改革以提升全球经济韧性，包括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条件、加强本币金融市场建设、完善跨境支付体系等[3]

文章核心观点 - A股市场在"924"政策出台一周年后呈现慢牛态势，但仍处于价值洼地 [1] - 资本市场健康上涨依赖基本面、流动性与制度政策三大支柱，当前制度性改革是短板 [1][2] - 解决大股东减持问题是A股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需进行系统性制度优化 [2][4] 资本市场功能与现状 - 股市不仅是经济"晴雨表"，更是拉动增长的"发动机"，直接融资具有不还本付息、风险共担的特点 [1] - 一国科技实力的壮大必然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后盾，直接融资更契合科技创新企业资金需求 [1] - 目前我国社会融资总规模中银行贷款仍占绝对主体约达三十六万亿元，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明显偏低 [1] - 应进一步扩大IPO、定向增发等渠道规模为科技型企业注入长期资本 [1] 市场流动性分析 - 央行与证监会之间的协同效率显著提升，中央金融委员会的统筹协调机制发挥关键作用 [2] - 通过货币工具互换等手段为市场注入充裕流动性，这一协调机制历史上罕见 [2] 制度性问题与风险 - 市场已自低点反弹约800点，但若制度层面不进行系统性优化，进一步上涨将面临阻力 [2] - 大股东减持问题被视为制约市场信心与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瓶颈 [2] - A股5400余家上市公司总股本约7.7万亿股，其中流通股占比超过90%约7.2万亿股 [2] - 大量股份已进入解禁期，控股股东仅需持股30%即可实现控制，超出部分天然形成减持冲动 [2]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约1450家，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现象 [2] - 今年9月以来已有超过130家公司披露减持计划 [2] - 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将主要精力放在减持套现而非企业经营上 [3] - 不少公司账面净资产较低，股价增值严重依赖资产评估溢价与IPO高定价 [3] - 若放任大股东无序减持，全面减持所需资金规模约达15万亿元，极易引发市场崩盘 [4] 制度创新建议 - 设定新股发行持股比例上限，新上市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0% [4] - 推行可流通底价机制，大股东减持价格须与企业业绩和股指水平挂钩 [4] - 将减持资格与分红比例挂钩，要求上市公司累计分红金额超过其IPO及再融资总额后大股东方可减持 [4] - 呼吁监管机构推进新老划断式改革，对存量公司与新上市公司分类施策 [4]

消费市场现状 - 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 7%至38780亿元 环比下降0 14%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4 3%至34931亿元 [2][3] - 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4 8%至284238亿元 服务零售额增长5 2% 与1-6月持平 [4] - 7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达320 67万亿元 同比增长8 7% 住户存款余额超160万亿元 前七个月住户存款增加9 66万亿元 相当于每月多存1 38万亿 [4] - 2025年6月全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8 03 低于2019年平均值124 65 2022年4月以来出现断崖式下跌 [5] 消费疲软原因 - 消费核心问题在于消费意愿缺失而非资金不足 储蓄率持续攀升显示居民更倾向存钱而非消费 [2] - 消费者信心不足源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中低收入群体不敢消费 [5] - 消费过程中存在购房资格限制 商品质量纠纷 维权成本高等障碍 中高收入群体需求无法充分满足 [5] - 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制度短板 违法成本低 监管割裂 定价透明度不足等问题催生"消费恐惧症" [5] 消费潜力释放路径 - 中国拥有14亿人口 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 人均GDP超1 3万美元 四分之三消费潜能尚未释放 [6] - 需构建"能消费 敢消费 易消费"长效机制 "能"指购买力 "敢"指安全感 "易"指行为转化效率 [7] - "能消费"需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健全工资增长机制 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7] - "敢消费"需增加社保产品供给 保持政策稳定性 建议将婴幼儿照护费用个税扣除标准提至每月3000元 [7] - "易消费"需破除购房购车限制 提升产品质量 健全维权机制 建立消费大数据监测平台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