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控制权争夺 - 科兴生物近期因巨额分红方案引发关注，三轮分红总额最高达89.11亿美元（约637亿元人民币），占公司现金储备的八成以上 [1] - 控制权争夺涉及创始人尹卫东与股东李嘉强（强新资本代表），2025年1月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判决后，李嘉强组建新董事会 [2] - 小股东恒润投资要求分红89亿美元并恢复纳斯达克交易，指责公司长期未分红 [2] 分红方案细节 - 第一轮分红每股55美元（约393.25元），总额39.52亿美元（约282.59亿元） [3] - 第二轮和第三轮分红方案分别为每股19美元（约135.85元）和20-50美元，若全部实施每股最高可分124美元（约886.6元） [3] - 三轮分红总额是公司停牌时市值（4.65亿美元）的19倍 [3] 现金来源与财务表现 - 公司现金储备主要来自新冠疫苗"克尔来福"销售，2023年现金及等价物达127亿美元（约908.05亿元） [6][9] - 科兴中维（持股59.24%）2021年盈利921.14亿元，但2023年亏损33.65亿元 [8] - 公司2023年净利润亏损2.58亿美元，2024年上半年持续亏损 [10] 业务现状与挑战 - 新冠疫苗已于2023年停产，现有产品包括EV71疫苗、流感疫苗等，但EV71疫苗销售下滑拖累业绩 [10] - 2022-2024年上半年研发费用总计9.31亿美元，远低于现金储备 [11] - 疫苗行业竞争激烈，民众接种意识不足，多数企业面临经营压力 [10] 历史教训与潜在影响 - 2001年北京科兴曾因股东过度分红导致研发投入不足，10年内仅获批2款疫苗 [11][12] - 当前分红可能重复历史问题，削弱公司研发能力与长期竞争力 [1][12] - 控制权争夺焦点集中于资金分配而非业务发展，业内担忧公司前景 [11]

公司分红事件 - 科兴生物宣布280亿元人民币（39.5亿美元）超级分红，每股派发55美元现金股息，以7186万总股份计算，股息率高达850% [2][6] - 分红资金主要来自2021-2022年新冠疫苗业务积累的现金，期间公司营收超1300亿元，净利润超960亿元 [4] - 至少四个投资方分别获得超20亿元股息回报，包括强新资本（49.3亿元）、赛富基金（42.5亿元）、尹卫东（25亿元）、鼎辉投资（23.6亿元） [7] - 尚珹资本与维梧资本的23.3亿元分红暂被托管，因持股有效性存在法律争议 [9] 控制权争夺 - 公司存在两个董事会同时宣称掌权：李嘉强董事会（2025年2月成立）与阎焱董事会（2025年7月特别股东大会选举） [4][13][18] - 控制权之争始于2016年私有化分歧，涉及尹卫东、潘爱华、李嘉强、赛富基金等多方势力 [19] - 2025年1月英国枢密院裁定2018年五人董事会有效，但李嘉强董事会后续调整成员引发赛富基金异议 [20][21] 特别股东大会 - 赛富基金发起特别股东大会，54.71%投票支持罢免李嘉强董事会并选举阎焱为新董事长 [13] - 争议焦点为维梧资本和尚珹资本的投票权有效性，安提瓜法院在会前两小时临时允许其投票 [15][16] - 李嘉强董事会称股东大会休会后赛富基金"非法重启"，阎焱董事会则称会议由合法董事主持 [17] 公司财务与股东结构 - 分红后公司账面仍余超10亿美元现金，此前小股东恒润投资曾要求分配89亿美元（640亿元） [10] - 强新资本为实际第一大股东（持股32.3%），但部分增持股份未按规定披露 [7] - 赛富基金、鼎辉投资等机构股东分别持股9.5%和3.8%，但实际控制权比例存在争议 [21] 业务背景 - 北京科兴中维为新冠疫苗主要供应商，2021-2022年业绩爆发推动现金积累 [4] - 创始人尹卫东曾主导SARS、甲流H1N1、手足口病及新冠疫苗研发 [8]

并购重组的本质 - 并购重组是控制权、话语权与未来发展主导权的无声角力，而非简单的商业互换 [1] - 交易签约、董事会换届、估值调整等行为都意味着权力版图的扩张 [1] - 资本市场的下一战核心是权力的重新分配，即由谁来定义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资本故事 [10][11] 控制权的博弈策略 - 控制权争夺日益隐蔽和高明，精于设计权力结构，例如通过特殊表决权条款使账面上的控股方失去关键决议的控制力 [4][5] - 美国更好并购集团曾协助一家跨境智能制造企业通过“协议控制+董事席位限制+利润兜底协定”，在未控股的情况下实现对中东上市公司的实质控制 [5] - 资产重组本质是能量转移，例如剥离非主营业务可能旨在解构原有权力结构，使掌控核心盈利资产的一方获得话语权 [6] - 存在通过资产注入重组实现“上市壳资源”再配置的案例，导致原股东和管理层被边缘化 [6] 控制权与市值管理 - 获得控制权的目标之一是编排叙事节奏、定义行业标准，从而最终掌控市值预期 [8] - 某科技独角兽通过董事会调整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在借壳上市后牢牢控制内部权力结构，并将“AI+安全”的故事讲得风生水起，市值在两年内翻了六倍 [8] 企业家的控制权抉择 - 企业家面临的核心考题是做实控人还是讲故事，保留职位或股份不等于保住控制权 [9] - 越来越多科技创业者选择在控制权上妥协以换取资本助力，通过技术壁垒、平台绑定等形成“柔性控制模式”来实现实际不可替代性 [9] - 美国更好并购集团提醒企业家，模糊控制权问题的人往往在董事会换届时被边缘化 [9] 对投资者的启示 - 投资者若只关注表层的换股比例和交易对价，可能忽略权力结构已发生倾斜，未来的策略性动作将由新的主导者拍板 [11] -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谁通过交易掌握了按钮、定义了方向、讲述了未来 [11]

事件概述 - 白宫内部发生激烈争吵，马斯克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特朗普及一众官员面前爆发对骂，场面失控，最终需助手介入分开[1] - 争吵涉及人身攻击，贝森特指责马斯克在DOGE预算削减问题上夸大其词、毫无进展，马斯克则回击贝森特是“索罗斯的傀儡”并嘲讽其操盘对冲基金失败[1] - 冲突从椭圆形办公室蔓延至走廊，当时正在拜访特朗普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被惊动[1] 争吵导火索与结果 - 争吵的直接导火索是对IRS领导人任命的分歧，马斯克希望任命Gary Shapley，而贝森特倾向于任命Michael Faulkender[2] - 在此次任命中，贝森特青睐的人选最终获得了特朗普的支持，被视为贝森特的胜利[2] 冲突深层原因与影响 - 冲突本质是两人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和权力斗争，反映了马斯克“快速行动、勇于创新”的风格与贝森特内敛、注重思考的专家风格之间的差异[3] - 双方积怨已久，关系在总统过渡期间起步不顺，马斯克曾极力游说他人出任财政部长，但特朗普最终选择了贝森特[3] - 此次事件被认为是特朗普与马斯克之间关系降温的信号，马斯克近期在特朗普身边出现的频率有所降低[2][4] - 马斯克的个性和通过DOGE对待各机构的方式已激怒多名高级政府官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和贸易顾问纳瓦罗[4] - 白宫内部官员表示，与特朗普再任初期相比，“马斯克已经没有那么让人头疼了”[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