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大周期”第六阶段 -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达利欧于2026年2月14日宣告，世界已进入“大周期”的第六阶段，这是一个没有规则、充满混乱、强权即公理的时期[3] - 其核心观点认为，二战后建立的1945年世界秩序已彻底瓦解，大国冲突将回归原始的权力博弈，不再受国际法约束[3] - 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全球主要领导人就“旧秩序的终结”达成罕见共识，德国总理默茨直言“维持数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欧洲旧安全架构已失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世界已进入“新地缘政治时代”[3][13] 国际关系与冲突形式 - 国际关系将遵循“丛林法则”，缺乏超国家机构裁决纠纷，大国冲突将通过威胁或战争解决[3] - 国家间冲突主要有五种形式：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以及军事战[5][15] - 前四种战争（贸易/经济、技术、地缘政治、资本战）通常作为激烈竞争手段，在热战爆发前长期存在并不断升级，而一旦军事战争开始，所有维度的冲突都将被极大化[5][16] - 对立大国常陷入“囚徒困境”，因无法确信对方不会发动攻击而陷入针锋相对的升级循环[5] 历史参照：1930年代与二战 - 1930年代的大萧条加剧了各国国内财富冲突，导致民粹主义、独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德国、日本转向法西斯化，美英则加强贸易保护主义[7] - 热战爆发前约十年，经济战和资本战早已打响，例如美国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挑起贸易战，并在二战爆发前夕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7] - 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通过威权手段和财政刺激重建德国经济，失业率从25%降至1938年的零，人均收入五年内增长22%，1933年至1938年间德国股市上涨近70%[31] - 日本因萧条受重创，1931年出口下降约50%，被迫放弃金本位，随后通过军事侵略获取资源，于1931年入侵满洲[33] - 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下，1933年至1936年底股市回报率超过200%，经济平均实际增长率约9%，但1936年美联储收紧政策导致经济重新陷入衰退[38] 资本战的具体手段 - 资产冻结/扣押：阻止对手使用或出售其依赖的外国资产，极端情况下包括单方面债务违约或直接没收资产[8][40] - 切断资本市场准入：禁止对手进入本国或第三国的资本市场融资[9][40] - 禁运与封锁：切断关键物资（如能源、技术）的贸易流[10][40] - 历史案例包括：二战初期美国冻结日本资产、1887年德国禁止购买俄罗斯证券、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石油禁运及关闭巴拿马运河、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对英国封锁[40] 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市场表现 - 战时政府通常实施严格管制，包括配给制、价格与工资控制、进出口限制、资本管制以及没收资产[12][46] - 为资助战争，政府会大量发行债务并将其货币化，导致货币贬值[12] - 战争期间许多国家关闭股市，股票投资者资本被困，货币和信贷在非盟国间通常不被接受，黄金成为硬通货[51] - 战争期间股市表现高度依赖国家在战场上的胜算，德国股市在战争初期因军事胜利上涨，但最终随战败而归零；美国股市则在政府巨额支出和战争需求刺激下走强[7][51] - 二战期间，美国最高边际税率升至94%，英国为98%，德国为60%，日本为74%[50] 对投资者的启示与财富逻辑 - 在“第六阶段”，经济工具将被全面武器化，传统的避险逻辑可能失效[4] - 投资者应极度警惕债务资产，因为战争通过借贷和印钞融资，会贬低债务和货币价值[12][53] - 历史经验表明，战争期间最好的财富贮藏手段通常是黄金，因为信贷在战争中往往不被接受或大幅贬值[12][53] - 在冲突激化时，传统的金融资产安全将面临巨大挑战[11]

世界秩序与投资环境 - 全球主要领导人已就“旧秩序的终结”达成罕见共识 德国总理默茨直言“维持数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欧洲旧有的安全架构已失效 美国国务卿Marco Rubio表示世界已进入“新地缘政治时代” [1][9] - 世界已进入“大周期”的第六阶段 其特点是没有规则、充满混乱、强权即公理 国际关系将遵循“丛林法则”而非国际法 [1][9][10][11] - 大国冲突将不再受国际法约束 而是回归原始的权力博弈 贸易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和资本战将成为常态 并可能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 [1][3] 国家间冲突形式 - 国家间主要有五种类型的斗争 分别是贸易/经济战、科技战、资本战、地缘政治战和军事战 [3][12] - 前四种战争（贸易/经济、技术、资本、地缘政治）通常作为激烈的竞争手段 在热战爆发前就会长期存在并不断升级 一旦军事战争开始 其他四个维度都将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 [3][12] - 全球正处于大国博弈的典型困境中 即“囚徒困境” 对立双方都无法确信对方不会发动攻击 从而陷入针锋相对的升级循环 [3] 历史参照：1930年代与二战前 - 1930年代的大萧条加剧了各国国内的财富冲突 导致民粹主义、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化 以及美国和英国加强贸易保护主义 都是对经济危机的极端反应 [4][23] - 在热战爆发前的十年里 经济战和资本战早已打响 例如 美国在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挑起贸易战 随后在二战爆发前夕对日本实施了毁灭性的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 [4][36] - 战争期间的市场表现高度依赖于国家在战场上的胜算 德国股市在战争初期因军事胜利而上涨（1933年至1938年间上涨近70%） 但最终随着战败而归零 美国股市则在政府巨额支出和战争需求的刺激下走强 [4][27][48] 资本战的具体手段 - 资产冻结/扣押：阻止对手使用或出售其依赖的外国资产 极端情况下包括单方面债务违约或直接没收资产 [5][36] - 切断资本市场准入：禁止对手进入本国或第三国的资本市场融资 [6][36] - 禁运与封锁：切断关键物资（如能源、技术）的贸易流 [7][36] 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市场 - 战争时期政府通常会实施严格的管制 包括配给制、价格控制、资本管制以及没收资产 [8][41][43][46] - 为了资助战争 政府会大量发行债务并将其货币化 导致货币贬值 [8][42] - 战争期间许多国家普遍关闭了股市 使股票投资者被困 无法动用他们的资本 货币和信贷在非盟国之间通常不被普遍接受 黄金是战争时期的硬通货 [48][50] 投资逻辑与财富保护 - 在这一阶段 经济工具将被全面武器化 传统的避险逻辑可能失效 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将以剧烈的方式进行 [2] - 投资者必须意识到 当两个对立的大国在军事力量上势均力敌且存在不可调和的生存分歧时 战争风险最高 [2][16] - 投资者在这一阶段应极度警惕债务资产 历史经验表明 战争期间最好的财富贮藏手段通常是黄金 因为信贷在战争中往往不被接受或大幅贬值 [8][50]

世界秩序与宏观周期 -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达利欧正式宣告世界已进入"大周期"的第六阶段 这是一个没有规则、充满混乱、强权即公理的时期[1] - 达利欧的核心观点在于 二战后建立的1945年世界秩序已彻底瓦解 大国冲突将不再受国际法约束 而是回归原始的权力博弈[1] - 在2026年2月14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全球主要领导人已就"旧秩序的终结"达成罕见共识[1] - 国际关系将遵循"丛林法则" 缺乏具有强制力的超国家机构来裁决纠纷 大国冲突将通过威胁或战争来解决[1] - 历史表明 当两个对立大国在军事力量上势均力敌且存在不可调和的生存分歧时 战争风险最高[2] - 国家间主要有五种类型的斗争 分别是贸易/经济战、科技战、资本战、地缘政治战和军事战[11] - 前四种战争通常作为激烈的竞争手段 在热战爆发前就会长期存在并不断升级[3] - 全球正处于大国博弈的典型"囚徒困境"中 对立双方都无法确信对方不会发动攻击 从而陷入针锋相对的升级循环[3] - 自1500年以来欧洲内部与外部和平及冲突的周期平均每个约150年 大型内战和对外战争通常是长期冲突的顶点[13] - 每个周期都由一段相对较长的和平与繁荣时期构成 这些时期为可怕而暴力的对外战争埋下了种子[16] 历史参照与周期演变 - 1930年代的大萧条加剧了各国国内的财富冲突 导致民粹主义、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4] - 在热战爆发前的十年里 经济战和资本战早已打响 例如美国在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挑起贸易战[4] - 美国在二战爆发前夕对日本实施了毁灭性的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 这种经济上的"绞杀"迫使日本在妥协与开战之间做出了选择[4] - 德国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失业率为25% 到1938年失业率为零[28] - 希特勒掌权后的五年里 德国人均收入增长了22% 1934年至1938年间实际增长率平均超过8%[28] - 1933年至1938年间 德国股市稳步上涨了近70% 直到热战开始[28] - 1929年至1931年间日本出口下降约50% 1931年日本被迫耗尽黄金储备 放弃金本位制[30] - 从1933年到1936年底 美国股市回报率超过200% 经济以惊人的平均实际增长率约9%增长[35] - 1936年美联储收紧货币和信贷导致脆弱的美国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紧张局势[35] - 在严重经济困境和巨大贫富差距的时期 通常会发生革命性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37] 资本战与金融工具武器化 - 在当前的"第六阶段" 资本战的工具正被频繁提及和使用[5] - 资本战的经典手段包括资产冻结/扣押 阻止对手使用或出售其依赖的外国资产[6] - 切断资本市场准入 禁止对手进入本国或第三国的资本市场融资[6] - 禁运与封锁 切断关键物资（如能源、技术）的贸易流[7] - 历史案例包括二战初期美国对日本资产的冻结 以及1887年德国通过禁止购买俄罗斯证券和债务来阻碍俄国的军事建设[38] - 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 并切断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的通道[38] - 1941年7月和8月 罗斯福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 对日本禁运石油和天然气 这切断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贸易和80%的石油供应[42] - 战争期间 货币和信贷在非盟国之间通常不被普遍接受 黄金是战争时期的硬通货[47] - 许多国家在战争期间普遍关闭了股市 使股票投资者被困 无法动用他们的资本[47] 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市场表现 - 战争时期政府通常会实施严格的管制 包括配给制、价格控制、资本管制以及没收资产[8] - 为了资助战争 政府会大量发行债务并将其货币化 导致货币贬值[8] - 战时经济政策包括政府决定允许生产哪些物品、实施配给制、控制价格工资和利润、控制金融资产访问权等[43] - 二战期间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均实施了包括配给、生产控制、价格工资控制、进出口限制在内的全面经济控制[44] - 战争期间 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在1941年达到81% 公司税最高税率达到31%[35] - 二战期间 英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达到98% 德国为60% 日本为74%[45] - 战争期间的市场波动深受政府控制以及各国在战役中表现的影响[45] - 德国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表现优于他国 而在美国、英国等盟国力量扭转战局后 其表现落后[47] - 1942年中途岛海战后 盟国股市几乎持续上涨直到战争结束 而轴心国股市则持平或下跌[47] - 德国和日本股市在战争结束时都关闭了 大约五年后才重新开放 重新开放时几乎价值全无 而美国股市则极为强劲[47] 投资逻辑与财富保护 - 在这一阶段 经济工具将被全面武器化 传统的避险逻辑可能失效 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将以剧烈的方式进行[2] - 达利欧建议投资者在这一阶段应极度警惕债务资产 历史经验表明 战争期间最好的财富贮藏手段通常是黄金[8] - 在战争时期保护财富是困难的 因为正常经济活动受限 传统上的安全投资并不安全 资本流动性受限[49] - 相对于将财富再分配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的需求 保护既有者的财富并非优先事项[49] - 投资方面 应该卖出所有债务 买入黄金 因为战争是通过借贷和印钞来融资的 这会贬低债务和货币的价值[49] - 赢得战争的关键在于在不失去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达成目标 但历史往往充斥着由于误判和情绪化决策导致的"愚蠢战争"[3] - 尽管大国兴衰是历史的必然 但若能明智地使用权力并维持生产力 周期演变的创伤程度是可以被管理的[8] - 如果处于富强阶段的国家保持生产力 收入超过支出 使制度为其大多数民众良好运作 并设法与其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建立并维持双赢关系 那么这种周期就不必如此发展[50]

文章核心观点 - 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深 美国对外政策逻辑改变 其单边霸凌行为被多国视为日益严重的全球风险 导致欧洲在安全与经贸上陷入双重焦虑并寻求战略自主 [1][2][3] 国际秩序与全球风险 - 根据《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 “慕尼黑安全指数”显示 包括几乎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受访者认为 美国造成的全球风险与去年相比越发严重 [1] - 美国已认定现有国际秩序不再符合其利益 不再遵守和维护 其行为包括威胁“收购”格陵兰岛 将贸易武器化 系统性瓦解多边机制 以及在乌克兰危机等关键安全问题上摇摆 [1] - 世界若倒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 将意味着小国和中等国家的噩梦 以及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崩溃 [2] 欧洲的困境与焦虑 - 欧洲面对美国单边霸凌时 既无力维护国际秩序 也难以保全自身利益 原因在于其力量不对称 缺乏独立的安全支柱 且难以形成统一果断的外交姿态 [2] - 欧洲的焦虑是双重的 一方面是对日益不可预测、将“美国优先”推向极致的“盟友”深感不安 另一方面是对自身战略自主能力不足、内部凝聚力欠缺的深刻忧惧 [2] - 北约框架下的安全依赖曾是欧洲战后70年的“舒适区” 如今正在变成“风险区” [2] - 欧洲在全球经济中占比可观 欧元是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 欧盟拥有规模庞大的单一市场 但其作为“规范性力量”的追求 面对美国的强权政治时显得脆弱 [2] 欧洲的出路与角色转变 - 欧洲需要变被动依赖为主动塑造 变应激沮丧为战略清醒 以应对挑战 [3] - 欧洲有能力提出合理的全球治理方案 有潜力发展能支撑其经济实力的安全能力 但需要调整心态并在关键时刻展现勇气 [3] - 欧洲应坚定信念 守住规矩 践行多边主义 尊重开放共赢 而非将自身压力转嫁到第三方 [3] - 欧洲在维护国际体系和秩序方面 应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作为平等、自主、负责任的世界一极 而非美国的“次级伙伴” [4] - 一个真正战略自主的欧洲 才配得上其拥有的财富、智慧与历史积淀 [4]

美国政策转向与全球治理冲击 - 美国政府2026年初采取一系列单边行动 包括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袭击 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 宣称对欧洲8国加征关税 扬言需要格陵兰岛 对国际秩序构成沉重打击 [1] - 美国政策显露出“丛林法则”倾向 其《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以实力求和平”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注重“手中有什么牌” 这种理念正对战后安全与经济多边体系构成结构性冲击 [1][4] - 美国认为多边主义让美国“得不偿失” 这种认知转变导致其单边主义行为 迫使中小国家在安全上寻求“最终安全保障” 在经济上寻求“最终消费市场” 冲击现有全球安全与发展模式 [1][4] - 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并意图以“和平委员会”替代联合国 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个人主导并掺杂商业利益逻辑（如缴纳10亿美元可成为永久会员） 其建立在“实力原则”与单边主义基础上的理念与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1][5][6] - 美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 转而追求贸易平衡 使得依赖出口导向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如过去东亚地区）复制“东亚四小龙”增长模式将愈加困难 合作机制的碎片化与集团化将是未来趋势 [4]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倡议 - 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 旨在应对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四大赤字” 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推进的具体实践 是中国对全球问题的系统性回应 [2][6][7] -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从“参与者”转向“建设者”和“引领者” 为完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参与国际规则构建并非要推翻现行体系 而是在现有基础上推动改革与完善 [2][8] - 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其中制度型开放是关键内容 意味着将更多深入参与国际规则与制度的构建 [8] APEC机制的价值与中国的作用 - APEC作为自愿、非约束性的区域性组织 在全球经济全球化受阻背景下具有独特价值 其灵活、开放的特征成为凝聚区域共识、汇聚亚太大国共商合作的重要平台 [2][9] - 2026年是“APEC中国年” 中国将于2026年在深圳主办APEC会议 这一机制在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维护供应链稳定及深化数字合作方面的作用有望进一步凸显 [2][9] - 中国可借助担任APEC东道主的契机 发挥关键建设性作用 借助这一特殊平台对冲“反全球化”风险 [2][3][9] 未来合作方向主张 - 深化亚太共同体建设 借助中国担任APEC东道主的契机 通过该平台对冲“反全球化”风险 [3] -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面对美国挑战联合国体系及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难题” 应持续凝聚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共识 [3] - 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 主张“积小胜为大胜” 将“一带一路”倡议等开放性区域合作作为通向全球多边主义的“垫脚石” 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务实的跨区域合作行动 [3]

国际秩序变迁与全球南方概念演变 - 二战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亡 加拿大总理呼吁建立中等国家间的新型合作架构[1] - 国际格局变化 “第三世界”国家的表述从“发展中国家”演变为“全球南方” 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是国际秩序底色[1] - “全球南方”概念在面对强国单边行动时暴露出真实限度 即便是全球北方国家如新加坡也面临不确定性[1] 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与反应 - 全球南方国家对委内瑞拉事件存在分裂反应 展现出生存智慧[1] - 全球南方国家需在国际法与霸权之间寻找自身立场[1] - 各国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不同的反应[1] 新加坡的挑战与策略 - 新加坡在全球变局下面临挑战并需制定应对策略[1] - 新加坡需应对马哈蒂尔极端言论 并重新审视新马分家历史[1] - 新加坡在全球贸易与地缘政治变化下 面临经济挑战并需进行调整[1] - 新加坡需在全球化变化下制定国际法规与合作策略[1] - 新加坡在与金砖国家及东南亚大国关系中 需遵循国际法则下的生存策略[1] 印尼的多边外交策略 - 印尼采取多边参与策略[1] - 印尼的多边外交策略需平衡与大国关系 是一门平衡艺术[1] 经济合作与多边参与 - 新加坡与世界南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1] - 印尼积极参与多边外交[1]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认为在美国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主导下，国际关系正被“丛林法则”所支配，强国通过经济与军事力量向弱国施压，迫使后者屈服并提供巨额资金支持，这导致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并可能引发军备竞赛与美国自身国力衰退的风险 [2][7][9] 日本企业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 - 一家日本大型银行应美方要求，向美国驻日大使馆提供4亿日元捐款，名义是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这笔捐款金额远超日本能登半岛地震时的5000万日元捐款 [2][3] - 日本的大型商社和大型车企也参与捐款，日方捐款总额可能超过100亿日元，美国解释将用此资金举办派对，日本企业虽质疑其合理性，但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无法抗拒美国要求 [5] - 为规避“特朗普关税”压力，日本、欧洲、韩国承诺了总额达1.5万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和贷款，企业若想在美国市场经营，必须投入巨额资金 [6] 美国政府的强硬政策与全球反应 - 特朗普亲信斯蒂芬·米勒公开表示“现实世界自古以来就由力量支配”，特朗普本人也宣称“不需要国际法”，并对委内瑞拉采取闪电式武力行动 [2][7] - 美国要求日本承担其自2026年开始的、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核电站新建与扩建资金，这标志着美国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变 [5] - 对于美国在丹麦格陵兰岛的主权要求及对北约盟国威胁征收关税等行为，文章认为其缺乏正当理由，且侵犯主权的行为已越过底线 [7][8] - 日本和欧洲在面对美国违反WTO规则的对等关税及对委内瑞拉动武等问题时，选择避免明确批评，态度含糊，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甚至将诺贝尔和平奖奖牌“赠与”特朗普 [7] 全球格局变化与潜在风险 - “丛林法则”可能引发全球力量扩散与美国力量衰退两大风险，为对抗力量，不仅中俄，欧洲和亚洲也将增加国防开支，预计到2035年全球军事支出可能增至2.5倍，达到6.6万亿美元 [9] - 经济领域也成为实力较量，中国借助可能违反WTO规则的巨额补贴降低出口价格，在2025年创出历史最高的贸易顺差 [9] - 历史表明，美国在没有国际社会支援下发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因巨额军费导致财政拮据、引发货币与金融危机，最终国力下降，特朗普政府忽视了没有盟国协助则无法建立霸权的事实 [9] - 与霸权国家不同，“普通国家”有时将国家利益置于世界秩序之上，例如日欧在批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同时，仍继续采购俄罗斯能源，文章指出若不喜美国的力量支配，普通国家也需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负担与摩擦 [10]

美国近期军事与外交行动 - 2026年1月3日，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并移送其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出境，以接受美国法院审判 [1] - 1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伊朗、墨西哥、丹麦等国发出威胁，并宣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 [1] - 美国在国际海域武力追击和扣押了包括“贝拉1”号在内的多艘他国油轮 [1] 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践踏 - 美国的行动是对以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直接而危险的冲击 [2] - 行动践踏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美国武装力量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入侵委内瑞拉，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2] - 行动践踏了国家元首豁免原则，美国以军事行动强行控制并在其法院刑事起诉享有绝对刑事管辖豁免权的在任国家元首马杜罗 [3] - 此外，美国的军事行动还违反了“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4] 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 - 美国的行动是一次堪称历史分水岭的重大事件，肆无忌惮地破坏战后国际秩序 [5] - 行动是对国际法治精神的践踏，包括动用军队强行控制他国总统、在公海武力扣押油轮、公开谈论吞并格陵兰岛等 [5] - 行动标志着“门罗主义”的暴力回归，旨在系统性解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代之以基于美国单边意志的霸权秩序 [6] - 美国对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的军事威胁，对古巴的长期封锁，对委内瑞拉的直接军事入侵，以及对格陵兰岛等地的觊觎言论，共同指向否定拉美国家完整主权的目标 [7] - 特朗普政府用“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行动架空多边机制，严重削弱了联合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核心的权威 [7] 对全球稳定与安全的影响 - 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向世界释放了危险信号，导致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被强权公然撕裂 [7] - 这不仅导致拉美地区陷入动荡不安，而且犹如打开了全球动荡的“潘多拉魔盒”，可能引发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全球治理的广泛性、系统性危机 [7] - 国际社会如果放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战后数十年构建的国际法治框架将面临崩塌危险，地区国家加强军备可能引发新的安全困境 [7]

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的战略意图 - 美国意图将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从每年90万桶提升至每年3000万桶[1] - 此举旨在减少美国炼油体系对加拿大重质原油的严重依赖 当前从加拿大进口的重质原油已占绝大多数 而从委内瑞拉的进口已基本降至零[3] - 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得克萨斯至路易斯安那）集中了全美70%的炼油产能 其设计初衷是处理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重质原油[1] 地缘政治与关键决策者动机 - 核心决策者鲁比奥将颠覆拉丁美洲左翼政权作为其政治品牌 其真正战略目标是古巴[6] - 鲁比奥上任后 成功将委内瑞拉向古巴出口的石油从每天10万桶削减至3.5万桶 降幅达三分之二 同时施压墨西哥将其对古巴原油出口从每天2.2万桶降至7000桶[8] - 鲁比奥为积累政治资本并竞选总统 紧密追随特朗普议程 包括放弃其长期支持的外援助立场以迎合特朗普关闭国际开发署的计划[9] 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执行 - 关键顾问斯蒂芬·米勒及其团队提出并执行基于实力和丛林法则的政策 主张剥削资源丰富但实力较弱的地区以服务美国利益[13][15] - 米勒在2025年参与了200次电视活动 公开宣扬其理念[15] - 该意识形态为美国行动提供了直接的利益导向逻辑 取代了过往以民主自由为包装的宏大叙事[15][17] 美国放弃传统反对派代理人的原因 - 特朗普政府认为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国内影响力不足 且反对派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严重 难以有效控制[22] - 特朗普本人更注重实际控制与直接利益 认为与现任政府（马杜罗）达成石油开采协议比扶植反对派代理人更高效直接[22][23] - 马查多将其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献给特朗普的举动 并未获得特朗普的认可 反而可能因其形式引发不满[20][22] 行动对相关国家及行业的影响 - 对加拿大的原油出口依赖构成潜在威胁 美国寻求委内瑞拉石油意在削弱此依赖[3][6] - 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已产生严重效果 导致其面临严重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及能源短缺 自2020年以来已有270万人（占人口四分之一）离开古巴[8] - 美国炼油行业长期依赖重质原油的供应结构面临调整 委内瑞拉石油的重新进入可能改变原料供应格局[1][3]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 美国被指控对委内瑞拉采取强硬行动，包括强行控制该国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被视为侵略行为 [1] - 中国方面对美国的行动进行了谴责，并因此得到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感谢 [1] - 美国暗示可能通过包括“动用美国军队”在内的“一系列选项”来获取丹麦的格陵兰岛，此举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 [1] 国际关系与秩序面临挑战 - 2026年伊始发生了“总统抓了总统”的非常规事件，被描述为世界的一个魔幻开局 [1] - 有观点质疑在美国强权高压政策的影响下，世界是否会倒退到遵循“丛林法则”的时代 [1] - 对于世界是否会退回“丛林法则”时代的问题，目前的看法并不乐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