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交流框架演变 - 中美交流自2022年巴厘岛会晤后形成三层结构：经济交流、战略交流和高层年度会晤[1][4][7] - 拜登政府时期战略交流优先级高于经济交流 特朗普政府时期经济交流频率显著提升[2][8] - 高层会晤机制（2022年巴厘岛、2023年旧金山、2024年利马）成为管理分歧的核心框架[4] 政府策略差异分析 - 拜登政府聚焦结构性矛盾（台海、俄乌、南海、朝鲜半岛） 经济议题让位于战略优先[5][6][9] - 特朗普政府采取"交易型对抗"模式 聚焦关税、稀土、TikTok等具体经济事务[10][11][13] - 2025年美方关切从战略性问题转向战术性问题 并已达成部分具体协议[10][12] 历史策略对比 - 拜登政府借鉴冷战"战略优先"模式 注重体系化竞争和联盟构建[19][20] - 特朗普政府效仿里根第二任期"交易优先"策略 追求低利率环境与双边谈判[15][16][21] - 中美博弈经历从战术竞争（2018）到战略竞争（拜登时期） 再回归战术优先的演变[22] 协议达成前景 - 搁置战略分歧时 中美在战术性问题达成协议概率显著提升[18][23] - 经济领域合作可能性高于战略领域 因结构性矛盾难以短期解决[23][26] - 2025年高层会晤可能突破此前三年"无实质成果"模式 产生具体协议[27] 中国应对策略 - 中国避免重复苏联经济互助委员会模式 支持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升级与多边外交[25] - 采用非对称应对手段 在技术领域采取差异化竞争而非正面抗衡[24][25] - 谈判框架优先区分战略/战术属性 经济/战略议题及高层会晤层级[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