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热"并非年轻人"失去梦想"或"变得保守"，恰恰相反， 这是他们在当前就业形势下，基于可获得的信息和对未来的理 性预期，所做出的最"精明"、最"理性"的风险管理决策。但 早期劣势会像"疤痕"一样，在考公失败人群的整个职业生涯中 持续存在，甚至导致长期的收入损失和晋升困难。 作者：田进 封图：东方IC 在国考（国考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公务员考试，人数指通过用人单位资格审查的人数）人 数连续多年低于考研人数后，2026年，国考人数历史首次超过考研人数。 2024—2026年，考研报名人数三连降且呈现快速下跌趋势。2026年的考研人数（343万）相比 2023年的峰值（474万）减少130余万人；另一方面，国考人数自2021年以来快速增长。2021 —2026年，人数从157.6万增至371.8万，增速达235.9%。（见图一） 图一 国考是一条竞争更为激烈的道路。国家公务员局和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考报录比约 为98:1（即每98名考生中约有1人被录取），而研究生的报录比约为3.2:1。 12月11日，武汉大学二级教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李燕萍在专访中表示，"考公 热"并非年轻人" ...

国考与考研趋势逆转 - 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历史首次超过考研人数 国考人数从2021年的157.6万增至2026年的371.8万 增速达235.9% 而考研人数从2023年峰值474万降至2026年的343万 减少130余万人[1] - 国考竞争激烈程度远高于考研 2026年报录比约为98:1 而研究生报录比约为3.2:1[1] - 专家指出“考公热”是年轻人在当前就业形势下基于理性预期做出的风险管理决策 并非失去梦想或变得保守[1] “考公热”的短期影响与成本 - 对个人而言 选择“脱产考公”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与沉没成本 毕业后的前三年是职业技能的“黄金窗口期” 投入考公可能导致专业人力资本折旧和荒废[3] - 考公是一场录取率极低的“锦标赛” 超过95%的参与者会成为“分母” 失败会带来心理挫败感、自我怀疑及与同龄人职业发展脱节的焦虑[3] - 大量高学历专业人才（如工程师、科学家、金融分析师）放弃专业投身考公 是对国家教育投入和个人专业积累的巨大浪费[3] - 数百万考公大军构成庞大的“延迟就业”或“隐性失业”群体 将就业压力后置并以更隐蔽的方式累积[4] “考公热”的长期影响与“疤痕效应” - 考公失败后重返就业市场的求职者面临尴尬境地 缺乏年龄优势和实践经验 雇主可能质疑其职业规划稳定性与市场适应性 导致起步薪资和职位低于同龄人[5] - 早期劣势会像“疤痕”一样在考公失败人群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存在 导致长期的收入损失和晋升困难[2][5] - 根本解决之道在于重塑市场化工作的“好工作”属性 只有当体制外工作能提供足够多和可预期的未来时 “考公热”才可能健康降温[5] “好工作”定义的时代变迁 - “好工作”标准已从追求“增量价值”转向坚守“存量安全” 从关注“赔率”（未来回报）转向首先关注“概率”（保住工作的可能性） 确定性取代成长性成为衡量工作价值的第一权重[6] - 年轻人从向往市场到涌入体制是基于理性预期的风险管理决策 是时代主题从“做大蛋糕”转向“分好蛋糕”的必然趋势[6] 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与“温度差” - 平台新发布岗位数量增长与应届生求职体感冷形成“温度差” 表明市场岗位增长不等同于应届生期望的就业机会等比例增加[7] - 矛盾一：应届生期望集中在“金字塔尖”岗位 而增长的岗位更多集中于服务业和新蓝领等“宽阔底座” 导致基础岗位招不到人而高学历毕业生为少数优质岗位“内卷”[7] - 矛盾二：学校教学与企业需求脱节 “技能鸿沟”导致企业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寥寥无几 只能提高标准宁缺毋滥[7] - 矛盾三：学生及家长对第一份工作的起薪、福利、稳定性等有很高的“投资回本”心理预期 但企业对人效和成本控制更加严格[8] - 矛盾四：有1-3年工作经验的职场人也在积极寻找机会 甚至愿意平薪或微降薪跳槽 对应届生形成降维打击[9] 当前就业压力的复杂性与历史对比 - 当前就业压力相比1998年下岗潮和2008年金融危机 更像一种“慢性病” 病因更复杂 痛感更广泛[10] - 1998年下岗潮是“割肉求生”的结构性阵痛 核心受冲击对象是体制内中老年国企职工 但体制外经济活力蓬勃 存在大量再就业机会[11] - 2008年金融危机是“外部输入”的急性冲击 核心受冲击对象是出口制造业农民工 国内通过“四万亿”基建投资迅速吸纳劳动力[11] - 当前压力是“内生放缓”的系统性焦虑 冲击对象表面是高学历青年 但压力已“全景化”和“传导化”[12] - 受影响群体包括：面临“结构性失业”的高学历青年（文科、商科、传统工科）、35岁+的民营企业“优化”预备役（互联网、教培、房地产）、挣扎在盈亏线上的小微企业主与个体户、缺乏专业技能的中低龄蓝领[12][13][14] - 压力传导链为：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加剧内卷挤压中年人岗位→中年人被优化减少家庭消费冲击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倒闭进一步减少就业岗位[14] 考研趋势变化与理性回归 - 考研人数三连降是人才供需双向适配的结果 2020年扩招后硕士数量急剧增加 其“身份标识”属性被弱化[16] - 部分学生出于“延缓就业”心态读研 目标不明确导致能力与期望不符 促使企业招聘理念理性升级 更看重实习经历、项目经验和技术匹配度而非“唯学历”[16] - 硕士相对于本科的平均薪酬优势仍存 但增长逻辑已从“学历溢价”转向“能力溢价”[17] - 考研热并未结束 而是出现结构性分化 竞争向“双一流”名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人工智能、大数据、芯片等）及传统高回报专业（金融、法律）高度集中 而部分“双非”院校及就业前景不明朗的专业（如部分人文社科、“生化环材”）报考人数下滑[18] - 考研作为“就业蓄水池”的功能依然存在 未来报名人数波动可能与经济周期关联性更强[18] 文理科研究生学历价值认知差异 - 文科研究生对学历价值认知的转变比理工科更具普遍性和深刻性 文科培养的通用型能力（写作、沟通）竞争激烈 许多岗位理工科学生甚至优秀本科生也能胜任[19] - 文科生职业适配范围广 除核心领域外能力可辐射至各类产业岗位 因此常将考公、考编与市场化就业结合考量 以“多路径择业”保障稳定[19] - 理工科研究生学历价值认知呈现高度分化的良性态势 传统工科（土木、机械）在行业转型期会出现人才结构优化调整 促使研究生提升能力适配新需求（如从传统基建转向新基建） 这更多是行业升级带来的人才迭代而非学历折损[19]

考研趋势转折 - 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343万人，较2025年的388万人减少45万人，实现连续三年下降[1] - 考研报名人数从2023年的历史峰值474万人，下降至2026年的343万人，三年累计减少131万人[1] - 业内人士指出，这是本世纪以来首次出现考研报名人数连续三年显著下跌，标志着“考研热”出现关键转折[1] 考研人数下降动因 - 毕业生选择读研的主要动机是增强就业竞争力（48%）和满足职业发展需要（45%），但研究生学历不再是“稀缺资源”，导致读研性价比下降[3] - 研究生就业情况并不比本科毕业生好，存在学历贬值和“高学历低就业”现象，迫使大学生重新评估考研价值[3] - 与此相对，2026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达371.8万人，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8:1，高于2025年的86:1，显示考公考编持续升温[3] 职业本科与教育选择 - 近年职业本科高校出现“报考热、招生热、高分热”现象，部分考生选择职业本科是看重技能带来的就业确定性和安全感[4] 科技与前沿研究 - 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燃烧等离子体”国际科学计划，将面向全球开放包括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在内的多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平台[5] - 国家国防科工局成立商业航天司，分析认为这将整合多部门职能，提升卫星产业发展统筹协调及商业航天发射审批效率[6] - 河北“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将前瞻研究磁悬浮列车等京雄未来交通模式[9] 基础设施与能源建设 - 黔桂铁路增建二线即将动工，全线正线长度412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与柳广铁路形成成渝地区往大湾区最便捷的铁路运输通道[7] - 黑龙江省计划到2027年实现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力争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600万千瓦以上[8] 社会与经济数据 -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515.2万对，同比增加40.5万对，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已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超26万对[10] - 全国已有29个省份延长婚假，山西、甘肃婚假最长可达30天，河南、黑龙江对参加婚检者额外增加婚假[10] 软件产业与园区发展 - “2025年度中国软件高质量发展TOP30软件园区”榜单公布，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上海浦东软件园、成都天府软件园位列前三[11][12] - 该榜单评选基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生态建设三大维度，已成为衡量软件园区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12]

核心观点 - 中国2024届毕业生数量达1222万创历史新高，但硕士/博士offer获取率仅44.4%，低于本科(45.4%)和大专(56.6%)，学历贬值现象显著[1] - 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经历相似学历贬值历程，1992年大学生就业率拐点下跌至70.5%，产生"迷失的一代"群体[10][17] - 日本应对措施如研究生扩招、劳务派遣法修订等未能解决根本问题，产业升级停滞导致高学历人才过剩[21][25][35] - 当前日本就业率回升至98.1%主因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少子化)，非经济结构改善[31][33] 日本学历贬值历程 泡沫经济时期(80年代) - 大学生被称为"金蛋"，男生平均获3份offer，名校生工资达社会平均3倍[6] - 补习产业爆发式增长，1985年市场规模超1.2万亿日元，机构数量超2万家[6][7] - 企业招聘福利包括免费公寓、搬家费报销，三菱汽车甚至赠送入职汽车[5][6] 泡沫破裂期(90年代) - 1990年股市暴跌39%蒸发270万亿日元，1992年企业利润降20%倒闭超1万家[10] - 1967-1976年婴儿潮毕业生遭遇就业寒冬，投100份简历无果现象普遍[10][11] - 1995年80.3万毕业生就业率跌破70%，考研人数激增但3年后就业率降至55.8%[16] 应对措施与后果 - 研究生扩招计划使硕博在校生10年增长1.1倍至20.5万，但博士就业率降至58.4%[21][22] - 1999年修订《派遣劳动法》后非正式雇佣比例从1984年17%飙升至2003年34.6%[25][29] - 1997-2003年15-24岁啃老族激增5倍达40万人，形成社会现象[16][17] 中日对比与深层原因 数据对比 - 中国2024届毕业生数量(1222万)已接近日本预测的2038年峰值(1445万)[1][2] - 日本当前大学生起薪22.6万日元(约1.059万人民币)同比增4.01%，但90年代初中毕业生薪资涨幅反超大学生2万日元[23][31] 结构性矛盾 - 产业升级滞后导致高学历人才无法转化为生产力，PC/移动互联网/AI领域接连失利[35] - 金融机构持续输血"僵尸企业"挤占创新资源，中小企业活力被抑制[35] - 劳务派遣制度使30%薪资差距固化，错过校招窗口者终身难获正式岗位[26][29] 人口结构影响 - 2024年日本死亡161万vs出生72万，劳动力缺口使就业率被动回升至98.1%[32][33] - 1971-1982年出生的"迷失的一代"成为代际更替牺牲品，约40%终身陷非正式雇佣[17][29]

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分析日本"学历贬值"的历史经验，揭示当前中国大学生就业困境的深层原因与潜在风险 [4][21] - 学历贬值本质是产业升级滞后导致的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失衡，需通过创造增量经济而非政策调控解决 [21] 日本学历贬值发展历程 经济繁荣期（1980年代） - 日本企业争抢大学生：三菱汽车推出"入职送车"福利，名校毕业生薪资达社会平均3倍 [6] - 补习产业爆发：1985年课外补习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日元，学习塾超2万家 [6] 泡沫破裂期（1990年代） - 经济指标恶化：1990年股市暴跌39%蒸发270万亿日元，1992年企业利润下降20%倒闭超1万家 [8] - 就业率断崖下跌：大学生就业率从1992年80%持续降至55.8%，博士就业率从66.33%降至58.4% [8][13] - 非正式雇佣扩张：2003年非正式雇佣比例达34.6%，较1984年翻倍，2014年攀升至40.5% [19] 政策应对与后果 教育扩招政策 - 研究生倍增计划使硕博士在校生从1991年98650人激增至2000年205311人 [13] - 教育质量下滑：允许2年研究经历者直博，师生比失衡催生"水硕""水博"现象 [15] 劳动力市场改革 - 1999年修订《派遣劳动法》后，非正式就业人口首年暴增50万 [16] - 派遣工薪资比正式员工低30%-50%，1995-1999年大学生月薪仅微增3000日元 [15][16] 产业结构问题 - 创新动能不足：错失PC、移动互联网、新能源等产业升级机会 [21] - 资源错配：金融机构持续输血"僵尸企业"挤占新兴产业资源 [21] - 中小企业萎缩：1992年全行业企业利润下降20%形成恶性循环 [8][21] 当前市场表现 - 日本2024年应届生就业率98.1%创新高，起薪22.6万日元/月（同比+4.01%） [20] - 人口结构变化：2024年死亡161万（历史峰值）vs出生72万（124年最低） [20]

80后群体特征 - 80后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群体，总人口达2.2亿，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他们身上体现了新的价值观念和行动方式 [3][6] - 该群体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国有企业下岗潮(1998-2000年下岗职工达2137万)，这使他们提前认识到职场竞争的残酷性 [6] - 作为教育改革的践行者，80后经历了高校扩招(1999年扩招47%达160万人)，但也面临就业压力，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业倾向从外企(42.4%)转向国企/政府部门(41.1%) [11][12] 行业发展与80后职业轨迹 - 金融和互联网科技行业在80后步入职场时快速发展，为部分80后精英提供了向上流动机会，如滴滴程维、美团王兴等创业者 [17] - 互联网行业存在明显年龄歧视，2020年数据显示该行业35岁以下从业人员占比达64.6%，头部企业员工平均年龄仅29.6岁 [20] -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聘中普遍存在35岁年龄门槛，这源于1994年和2007年的相关规定，目前部分城市已开始放宽至40岁 [19][20] 80后面临的经济压力 - 作为首批面临商品化住房的群体，2008年左右北京60平米二手房需165万，首付40万对80后构成巨大压力 [14] - 该群体普遍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压力(夫妻需赡养4位老人和1-2个子女)，复旦研究显示上海80后虽有较高收入但仍感经济压力 [14][15] - 生育成本导致生育意愿下降，2016年数据显示仅13.1%上海80后愿意生二胎，主因是养育成本高(占比最高)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