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徽商银行董事长因工作调动辞任 新任掌舵者或来自安徽政界高层 凸显公司政商交织的治理特征及潜在治理逻辑再平衡问题 [4][5][6] - 公司历史上多任董事长因腐败落马 反映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行政化背景导致决策受外部影响 市场化治理机制薄弱 [6][7][8] - 高管层及分支机构频发违规事件 叠加回A进程受阻 公司治理不完善 股权纠纷及职工持股问题 制约长期发展 [10][11] - 尽管资产规模达2万亿 2024年营收371亿元 净利润159亿元 但治理缺陷可能引发不良资产及合规风险 [11][12] 人事变动与治理结构 - 董事长严琛因工作调动辞任 执行董事及董事会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一并卸任 [4] - 新任董事长可能来自安徽政界高层 延续公司政界人士主导的治理传统 [5] - 公司成立以来政商色彩浓重 2005年由地方商业银行与信用社合并重组 2013年成为首家港股安徽城商行 [6] - 过往董事长多具地方政界背景 如第三任董事长李宏鸣曾任黄山市市长 宿州市委书记 [6][7] 历史腐败案例与治理风险 - 五任董事长中三人落马 比例居城商行前列 首任戴荷娣因受贿获刑12年 涉及授信及贷款审批腐败 [7] - 第四任吴学民具监管背景 2022年被查并双开 被指破坏金融生态 涉及巨额受贿及权钱交易 案发时正值回A关键阶段 [7] - 第三任李宏鸣2021年被查 2023年判刑14年6个月 涉案金额数千万元 在地方官员及董事长任内滥用贷款及重组职权 [7] - 腐败模式呈现"地方财政-银行授信-企业项目"三角关系 行政化出身导致决策受外部影响 市场化治理弱化 [8] - 副行长 分行行长及条线负责人屡现纪检通报 违规形式包括放贷 宴请 收礼及票据套利 反映内部双层失序结构 [10] 经营表现与发展挑战 - 回A进程自2018年辅导期起拖延六年 最新辅导报告指出公司治理不完善 股东股权纠纷及职工持股不合规三大问题 [11] - 资产规模2万亿元 2024年营业收入371亿元 净利润159亿元 [11] - 治理缺陷可能吞噬发展红利 导致不良资产及合规风险上升 [12]

银行作为经济晴雨表 - 银行是中国融资的最重要途径，相比股市更能反映经济状况 [1] - 城商行和农商行业绩能反映区域经济风貌，不良率1%以下为优质，1%-2%为常态，2%以上较差 [2] - 江浙地区银行不良率普遍低于1%，拨备覆盖率多在300%以上，资产质量全国领先 [9] 江浙地区银行业绩 - 江苏银行、宁波银行等头部城商行2024年资产规模增速达15%左右，净利润增速6%-18% [6] - 江浙GDP增速领先（江苏5.8%，浙江5.5%），支撑银行高净息差（江苏银行1.86%，南京银行1.94%） [5][7] - 小微金融特色突出：常熟银行净息差2.71%，泰隆银行达3.56%，普惠贷款占比高 [8] 其他区域银行表现 - 上海银行净息差仅1.17%，受地产信贷拖累，2024年管理层调整 [13][14] - 广东城商行业绩疲软：广州银行净利润下滑66%，不良率升至1.84%，地产暴雷影响显著 [19][20] - 成渝地区分化：成都银行净利润增10.17%，不良率0.66%；重庆银行净息差仅1.35% [38][43] - 东北银行包袱重：盛京银行净息差0.8%，不良率2.68%，哈尔滨银行净利润仅10亿元 [56][57] 业务结构与区域经济关联 - 优质银行信贷结构多元：江浙银行布局科创和绿色金融，中西部依赖基建和传统行业 [80][83] - 区域经济决定资产质量：西北城商行不良率普遍1.7%以上，华北银行基建贷款占比高 [53][62] - 治理问题影响业绩：中部徽商银行十年营收增180%，郑州银行净利润反降25% [69][73] 区域经济活力对比 - 江浙经济活力最强，银行资产扩张和盈利双高；广东增速放缓至3.5%，银行承压 [22][85] - 中部经济崛起：安徽、湖南GDP增速超5%，长沙银行净息差2.11%领跑 [67][72] - 东北经济低迷：黑吉辽GDP排名下滑，城商行不良率普遍超2% [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