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主导地位的历史与现状 -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2] - 美元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主导货币，其触角扩展至全球几乎所有需要开展国际贸易的经济体，而历史上的英镑、西班牙与荷兰货币的影响范围相对有限 [5] - 按市场汇率计算，美国GDP约占全球四分之一，但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的份额远超本国经济体量：超过40%的国际商品贸易以美元定价，60%的外汇储备是美元，90%的外汇交易中有一边是美元 [6] 美元主导地位的成因 - 二战后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其倡导的自由贸易、开放的资本市场以及美国国债的庞大数量和安全性，共同推动了美元在全球的使用 [7] - 美元币值稳定是其被广泛接受的关键条件之一，1970年代美国通胀失控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将政策利率提高至20%，驯服了通胀，开启了数十年的低通胀“大缓和”时期，巩固了美元的主导地位 [7] - 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效应让强者更强，美元交易市场深度远超其他货币，两种非美元货币直接兑换的市场较浅，因此常通过美元作为媒介货币进行兑换 [6] 其他货币与美元主导地位的共存挑战 - 对于开放经济体，保持本国货币与美元汇率相对稳定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但固定汇率制难以长期持续，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指出其致命缺陷 [8] - 199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已达中等开放水平但仍实施固定汇率的几乎全部国家，其汇率机制都在五年内崩溃，如1994年墨西哥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案例 [8] - 浮动汇率制虽无汇率失守问题，但汇率受短期资本流动等金融市场形势影响，容易出现高频、大幅波动，削弱其吸引力 [9] 欧元作为区域货币的尝试与局限 - 欧元被设想为将德国稳健的货币政策输出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方法，但其主要设计师强调欧元首先是个政治项目，旨在实现欧洲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11] - 欧元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其缺乏集中财政能力、银行监管体系支离破碎、无区域存款保险计划等问题，自诞生起就埋下了不定时炸弹 [12] - 欧元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仍是区域货币而非全球货币：在各国外汇储备中不可或缺，但在无涉欧洲的贸易中实际使用很少，全球仅个别非洲国家将货币挂钩欧元 [12]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调整 - 1990年代受固定汇率之害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积累庞大外汇储备作为平抑汇率波动的弹药库 [13] - 这些国家深刻吸取金融危机教训，恢复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合理管制，加强银行资本金要求，谨守财政纪律，并赋予央行更大货币政策独立性 [13] - 通过改革，国内资本市场得以深化，政府和企业能够以本币借款，摆脱对外债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冲击中表现稳健 [13] 美国财政政策对美元地位的潜在威胁 - 美国联邦债务与GDP之比近年已高达100%左右，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三十年后债务将达到GDP的166%，这建立在无需因额外危机增加赤字的乐观假设上 [14] - 两党在政治两极分化时代却达成“赤字不要紧”的共识，共和党反对增税，民主党反对削减开支并主张加大绿色转型等投入，使财政紧缩在当下政治环境中绝无可能 [15] - 滥用“嚣张特权”可能导致更高利率、更高通胀、金融不稳定或金融抑制，罗格夫预测两位数的通胀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回归 [15][18] 利率与通胀环境的变化 - 实际利率在新冠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助长了“债务是免费午餐”的幻觉，但罗格夫研究发现，将考察时段放长至两三个世纪，实际利率并无恒常趋势，且相当不稳定 [16] - 2022年高通胀回归，美国通胀率一度达到9%，欧盟和英国超过10%，到2024年仍未完全消退，美联储大幅提高短期利率导致国债利息支出陡增，2024财年利息支出甚至超过国防开支 [17] - 美国财政部未以长期债券锁定低利率，而是继续大批滚动发行短期债务，这一短视在利率上升后暴露，加剧了利息负担 [17] 美元地位的未来与替代选项 - 罗格夫相信美元的权势已经达峰，但让出主导货币宝座是比财政管理不善引发的金融动荡大得多的挑战，1970年代高通胀就未真正撼动美元地位 [20] - 目前不存在顶得上的替代选项：其他发达国家债务水平普遍高企，欧元受限于区域性问题，日本债务与GDP之比多年处在200%以上，自保已属幸运 [20] - 人民币国际化仍是进行时，中国可基于在亚洲供应链的中心地位扩大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并增大与美元汇率浮动的灵活性，促使贸易伙伴更多储备人民币，争取成为区域货币 [21]

美国债务水平与财政状况 - 美国公共债务净额接近国民所得的100%，债务总额达37万亿美元，相当于所有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总和[6][7] - 2024财年国防支出为8500亿美元，但利息支出更大，达8800亿美元[7] - 平均利率每上升1%，政府每年需多支付3700亿美元利息[7] 利率环境变化 - 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长期利率大幅上升，超低借贷利率在短期内回归可能性极小[7][8] - 截至7月底30年期美国公债利率接近5%，市场指标未预测长期利率将大幅下降[16][17] -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2055年政府平均需支付3.6%利率，而特朗普政府认为该预测过于悲观[16] 美元地位与外国投资者 -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美国借款利率降低0.5%-1%，但其地位不再牢不可破[9] - 所有主要信用评级机构均已下调美国债务评级，外国央行和投资者持有数万亿美元美国债务[7][9] - 外国投资者持有近三分之一美国债务，对资金安全的担忧可能导致国债收益率逐渐上升[22][29] 财政政策与政治因素 - 2024财年预算赤字达1.8万亿美元，占GDP的6.4%，为和平时期最高纪录之一[11] - 根据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赤字将占GDP的6%-7%，到2054年债务与GDP之比可能达172%-190%[12] - 两党都坚持赤字支出理念，共和党认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转化赤字为盈余，民主党则希望通过增税弥补成本[19][20] 潜在危机触发因素 - 美国具备财政状况岌岌可危、利率高企和政治瘫痪三个条件，只差冲击即可引发百年一遇债务危机[10] - 触发因素可能是投资者对美国国债信心崩溃导致利率突然飙升，或对资金安全的担忧导致收益率逐渐上升[22] - 另一场重大经济冲击可能在未来五到七年内发生，类似新冠疫情或全球金融危机的规模可能导致债务增加占GDP的15%-30%[16] 应对措施与可能方案 - 政府可能完全违约，如1933年罗斯福废除黄金条款导致美元大幅贬值[23] - 利用高通胀实现部分违约，类似20世纪70年代美国年通货膨胀率超过14%的情况[26] - 采用金融抑制手段，通过银行和央行大量购买公共债务来降低利率，二战後美国债务占GDP比重因此下降40%以上[27][28] - 美元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可能成为应对高额债务的新选择，但相关风险和监管问题尚未解决[30][31] 长期经济影响 - 债务危机可能导致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大幅削弱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10][32] - 通货膨胀螺旋可能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巨大损害，低收入者将承受最沉重成本[26][29] - 目前赤字趋势下，债务水平高涨将影响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流行病、气候事件和战争的能力，并拖累经济增长[32]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 - 2024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2%，已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2] - 发达经济体老龄化严重，日本、德国、法国2024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29.8%、23.2%、22.2%[15] - 全球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代5.32人降至2024年2.25人，逼近2.1人的世代更替水平[16] 中国人口挑战 - 中国2024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15.6%，接近日本1997年水平，但人均GDP仅为日本当时三分之一[3] - 中国总和生育率2023年降至1.0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韩国[3] - 预计2032年中国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2.8%[3][25] 人口转折点影响 - 中国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74.5%)，2021年总人口达峰(14.13亿)，已跨过两个人口转折点[54] - 日本1995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后至2024年减少17%，潜在增长率降至0.61%[36] - 日本1993-2024年间69%季度出现负产出缺口，反映总需求不足[4][68] 经济影响机制 - 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中国国民总储蓄率与65岁以上人口占比呈负相关[62][67] - 日本1994-2005年服务消费占比提高3.8个百分点，老龄化推升服务需求[4] - 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990年69.4%升至2024年236.7%，与老龄化正相关[47][52] 通胀影响变化 - 老龄化通胀效应因全球劳动力供给增加被掩盖，但2023年后美欧日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75][78] - 中国老龄化对通胀短期抑制，长期可能推动上行[5][80] 应对策略 - 日本2000-2024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1.3%，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本土劳动力约束[81][82] - 中国2023年工业机器人安装量27.6万台占全球51%，医疗机器人安装量同比增36%[88][94] - 中国当前劳动参与率较日本低6-8个百分点，延迟退休政策有助于缓解劳动力收缩[9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