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韩国总和生育率在经历长期下滑后于2023年后出现触底反弹，2024年回升至0.75，2025年第一季度达到0.82，新生儿数量同比增长3.6%至23.83万人 [6][8] - 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在2023年跌至0.6，2024年反弹至0.72，但仍低于韩国整体水平 [8] - 韩国生育率回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大规模财政补贴、疫情后结婚率反弹、人口结构周期等，但长期趋势能否持续仍存疑，单纯经济激励难以解决低生育率的深层社会矛盾 [23][28][31] 补贴生育大撒币 - 韩国各地政府提供婚姻补贴，个别地区高达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覆盖从约会到蜜月的全过程 [12] - 对于在家养育婴幼儿的家庭，0-11个月可领父母补贴1200万韩元，12-23个月可领600万韩元，两年合计18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2万元），月均7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848元） [12] - 孩子2周岁至7周岁期间，每月可领取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13元）养育补贴，农渔村及残疾儿童家庭补贴标准更高 [12] - 对于使用托儿所的家庭，按年龄提供保育费补贴，例如0周岁每月5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70元），并计划在2027年实现3至5岁幼儿无偿教育和保育 [13][14] 鼓励生育骚操作 - 韩国按孩次递增提供税收优惠，并修改劳动法、延长男性带薪陪产假、提高育儿假补贴以提供灵活支持 [16] - 企业参与生育激励，例如富荣集团向每胎新生儿员工家庭提供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1.3万元）生育奖金 [16] - 各地政府及民间团体举办婚介活动以应对约26.6%单身女性和18%单身男性无结婚意愿的状况 [18] - 首尔市政府计划四年内投入约2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2亿元）用于辅助生育补贴，并有建议为生育三孩及以上30岁以上男性免除兵役等非传统措施 [20] 首尔市具体支持政策 - 提供新婚夫妇长期租赁公寓“未来之家”，生育后可享优先购买权等奖励 [21] - 向2025年1月后生育的无房家庭提供每月30万韩元住房补贴，为期两年，总金额720万韩元 [21] - 扩大首尔型早晨托育中心服务范围，从2024年10个区增至2025年25个区，为6-12岁小学生提供校前托育与上学陪同服务 [21] - 为小商户业主提供育儿假替代人力补贴（每月246万韩元，最长6个月）及民间托育服务费用2/3补贴（每月60万韩元，最长6个月） [21] 生育回升的真相 - 2024年韩国结婚数量跃升14.9%至22万对，创1970年以来最大增幅，主要受疫情积压需求释放影响 [24] - 人口结构方面，1991-1995年“回声婴儿潮”人群正处于25-34岁婚育年龄，形成第三波婴儿潮，但25岁以下人口比重显著低于前代，预示未来生育水平可能重新下滑 [26] - 2024年2月至2025年2月为韩国“青龙年”，对“龙宝宝”的追求可能刺激短期生育扎堆 [28] - 深层社会矛盾如不断减少的育龄人口、内卷社会环境、高房价、性别对立、高昂教育费用等仍抑制生育意愿 [28][31]

文章核心观点 - 韩国总和生育率在经历长期大幅下滑后出现触底反弹迹象，2024年回升至0.75，2025年第一季度达到0.82，新生儿数量同比增长3.6%至23.83万人 [7][11] - 上海2023年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低至0.6，2024年反弹至0.72，但仍低于韩国水平 [13] - 韩国政府为提振生育率实施了包括大规模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延长育儿假、企业奖励等在内的全方位激励政策 [16][17][24][25] - 生育率回升可能受疫情后结婚率反弹、特定年龄人口结构、青龙年生育偏好等短期因素驱动，而非完全由政策激励所致，长期人口衰退风险依然严峻 [36][38][42][45] 韩国生育率现状与趋势 - 韩国总和生育率自2015年起持续下降，2023年降至0.72的历史低点，远低于1.5的“低生育率陷阱”阈值 [6][7] - 2024年生育率反弹至0.75，2025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升至0.82，呈现初步回升态势 [11] - 2024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为23.83万人，较2023年增长3.6% [11] - 首尔作为韩国最大城市，其生育率在全国最低，2024年仅为0.58，甚至低于上海的0.72 [48] 韩国刺激生育的主要政策 - **财政补贴**：部分地区提供高达2000万韩元（约10万元人民币）的婚姻补贴 [16] 新生儿家庭在0-11个月可领1200万韩元（约6.2万元人民币）父母补贴，12-23个月可领600万韩元（约3万元人民币），两年合计1800万韩元（约9.2万元人民币） [18] - **育儿与托育支持**：2-7岁儿童每月可领10万韩元（约513元人民币）养育补贴 [19] 使用托儿所的家庭可获得保育费补贴，例如0岁儿童每月54万韩元（约2770元人民币） [22] - **税收与劳动政策**：按孩次递增提供税收优惠，并延长男性带薪陪产假，提高育儿假补贴 [24][25] - **企业参与**：例如富荣集团向每胎新生儿员工家庭提供1亿韩元（约51.3万元人民币）生育奖金 [25] 生育率回升的驱动因素分析 - 2024年韩国结婚数量跃升14.9%，达22万对，创1970年以来最大增幅，疫情积压需求释放是主要原因 [38] - 人口结构上，1991-1995年“回声婴儿潮”人群正处于25-34岁婚育年龄，形成短期生育支撑 [42] - 2024年2月至2025年2月为韩国青龙年，对“龙宝宝”的生育偏好可能刺激短期生育意愿 [45] - 青少年人口比例显著低于中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呈梭子形，预示长期生育水平仍可能下滑 [42][44] 政策效果的局限性 - 有研究表明现金激励对生育意愿影响有限，甚至有韩国学者认为“完全没有用处” [35] - 骗补案例显示政策存在漏洞，例如有男子通过伪造劳动合同骗取3800万韩元（约19.5万元人民币）产育假福利金 [28] - 深层次社会矛盾如性别对立、高房价、内卷环境、高昂教育费用等持续抑制生育意愿 [46][53] - 韩国作为民族国家难以通过引进外来劳动力补充人口，与上海拥有广阔人口腹地形成对比 [46][47]

文章核心观点 - 面对人口加速老龄化趋势 保持产出增长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对应技术进步 提高劳动参与率 出海三条路径 [2][51] - 人口老龄化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趋势 将对经济增长 通胀 政策和资产配置产生深远影响 [4][15][31] - 中国已进入加速老龄化时期 面临未富先老 少子化严峻等挑战 应对时间窗口可能更短 [16][18][20]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 - 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0.2% 步入轻度老龄化社会 预计2035年达到13.1% 接近中度老龄化水平 [10] - 发达经济体老龄化问题严重 2024年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美国和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29.8% 23.2% 22.2% 19.5% 17.9%和15.6% 均处于中度或重度老龄化社会 [10] - 全球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峰值5.32人下降至2024年2.25人 逼近2.1人的世代更替水平 发达经济体生育率更低 2023年美国 欧盟 日本和韩国分别为1.6 1.4 1.2和0.7人 [11] 人口转型理论 - 人口转型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化低增长阶段（高出生率 高死亡率 低自然增长率） 工业化初中期加速增长阶段（高出生率 低死亡率 高自然增长率） 工业化中后期减速增长阶段（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 低自然增长率） 后工业化增长停滞阶段（低出生率 低死亡率 低自然增长率 可能负增长） [5][6] - 人口红利理论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提升带来经济增长额外源泉 但随着经济体完成工业化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9] 中国人口现状与挑战 - 中国2024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5.6% 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预计2032年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2035年占比达22.8% [16] - 2025-2035年中国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均0.3%和0.6%速度下降 65岁以上人口以年均4%速度增长 [16] - 中国总和生育率2023年降至1.0人 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韩国 育儿补贴制度已落地 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8] - 中国面临未富先老挑战 2024年人均GDP约13100美元 仅为日本同等老龄化水平的三分之一 [20] 人口结构变化的宏观影响 供给侧影响 -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萎缩 给潜在增长率带来下行压力 中国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74.5%峰值后持续回落 2024年降至68.3%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2013年见顶后2024年下降至9.6亿人 较峰值回落4.8% [31][34] - 预计2026-203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中枢下降至5.0%左右 2031-2035年进一步回落至4.5%左右 [34] - 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显著降低 当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5%后 储蓄率通常进入下行区间 日本 韩国 美国 法国等发达经济体都经历此过程 [35] - 人口老龄化导致经常项目顺差收窄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S-I=NX 储蓄率下降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减少 [35] 需求侧影响 - 人口老龄化加剧总需求不足 表现为负产出缺口 日本跨过第一人口转折点后 实际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增长 1993年1季度到2024年4季度间128个季度中88个季度录得负增长缺口 占比高达69% [36] - 人口老龄化提高服务消费占比 日本1994-2005年服务消费占比提高3.8个百分点 2024年中国服务消费占比仅46.1% 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同等老龄化水平 [36][39] 通胀影响 - 人口老龄化对通胀影响表现为先下后上 对劳动力供给冲击滞后于需求侧收缩 短期内对总需求负面影响更显著 对通胀形成压制 长期看劳动力短缺和不可贸易服务需求增加将带来通胀上行压力 [42][43][45] - 2023年以来美国 欧盟 日本通胀率保持在2%以上 表面是服务需求旺盛和劳动力市场强韧 本质是老龄化带来劳动供给短缺和不可贸易服务需求增加 [44] 日本经验借鉴 - 日本1990-1995年跨过第一人口转折点 199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回落 1995年总量达峰后持续萎缩 2010年总人口达峰后下降 [22] - 1995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达8746万人峰值 2024年降至7288万人 较峰值回落17% 潜在增长率降至0.61% [23] - 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低经济增长率 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利率特征 1996-2024年实际GDP年均增速0.7% CPI长期低于2%通胀目标 政策利率长期徘徊零利率附近 [28] - 日本政府债务率从1990年69.4%攀升至2024年236.7% 人口老龄化程度和政府债务率呈正相关趋势 [28] - 2000-2024年日本15-64岁劳动人口以年均-0.7%速度减少 总产出以年均0.6%速度增长 劳动生产率以1.3%以上速度增长 劳动人口人均GDP累计增幅37.1% [46][48] - 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劳动生产率提升 1996-2024年以日元计价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1倍 年均复合增速9.0% 2024年底海外净资产达533.05万亿日元 创历史新高 [48] 应对人口老龄化路径 技术进步 - 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 物联网 云计算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 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替代重复性 低附加值劳动岗位 [52] - 2023年中国安装工业机器人27.6万台 占全球安装量51% 预计到2027年年均增长率5%至10% 医疗机器人安装量约6200台 同比增长36% 是增长最快领域 [52] 提高劳动参与率 - 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可增加就业人数对潜在增长率贡献 2024年中国男性和女性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分别为79.4%和69.7% 较日本低8.1和6.5个百分点 [57] - 中国已出台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有助于应对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产出增长的挑战 [57] 出海策略 - 将资本投向海外 在当地配置生产要素 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 通过贸易 利润分红 技术回流等方式回流本国 [59] -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 中国企业加速出海趋势愈发明显 预计十五五时期将出台更多系统性政策支持企业出海 [60]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 - 2024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2%，已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2] - 发达经济体老龄化严重，日本、德国、法国2024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29.8%、23.2%、22.2%[15] - 全球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代5.32人降至2024年2.25人，逼近2.1人的世代更替水平[16] 中国人口挑战 - 中国2024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15.6%，接近日本1997年水平，但人均GDP仅为日本当时三分之一[3] - 中国总和生育率2023年降至1.0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韩国[3] - 预计2032年中国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203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2.8%[3][25] 人口转折点影响 - 中国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74.5%)，2021年总人口达峰(14.13亿)，已跨过两个人口转折点[54] - 日本1995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后至2024年减少17%，潜在增长率降至0.61%[36] - 日本1993-2024年间69%季度出现负产出缺口，反映总需求不足[4][68] 经济影响机制 - 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中国国民总储蓄率与65岁以上人口占比呈负相关[62][67] - 日本1994-2005年服务消费占比提高3.8个百分点，老龄化推升服务需求[4] - 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990年69.4%升至2024年236.7%，与老龄化正相关[47][52] 通胀影响变化 - 老龄化通胀效应因全球劳动力供给增加被掩盖，但2023年后美欧日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75][78] - 中国老龄化对通胀短期抑制，长期可能推动上行[5][80] 应对策略 - 日本2000-2024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1.3%，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本土劳动力约束[81][82] - 中国2023年工业机器人安装量27.6万台占全球51%，医疗机器人安装量同比增36%[88][94] - 中国当前劳动参与率较日本低6-8个百分点，延迟退休政策有助于缓解劳动力收缩[95][97]

日本生育率现状 - 2024年日本新生婴儿数量约68.6万人，整体生育率1.15，创历史新低[3] - 日本政府原预估2039年出生人口跌破70万，实际提前15年达成[6] - 东亚三国生育率均低于人口稳定标准2.1：日本1.26(全球倒数)、中国1.18、韩国0.78(倒数第一)[8] 社会影响与经济表现 - 日本1990年后生育率持续低迷，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老龄人口占比27%)[13][22] - 就业率创新高达98.1%，出现"HR下跪招人"现象，企业打破终身雇佣制争夺人力[35] - 四天工作制试点推进，可能提升家庭陪伴时间与工作热情度[35] 政策应对与市场变化 - 1994年启动"天使计划"国家福利政策，2003年立法将少子化对策升级为国家战略[21] - 外籍劳工填补劳动力缺口(如尼泊尔便利店员、印度酒店服务生)[34] - 民间提出"8000万人口国家"新愿景，转向提升生活幸福感而非强制催生[32] 产业结构调整 - "一人经济"业态爆发增长，涵盖餐饮、旅游甚至婚恋服务[14] - 爱情动作片、风俗业逆势扩张，反映社会价值观转变[14] - 企业返聘退休人员，社招市场竞争激烈[35]

人口危机现状 - 日本2024年出生人口跌破70万大关，比政府预估的2039年提前15年[3] - 维持人口稳定需要生育率2.1，但日本2022年生育率仅1.26，中国1.18，韩国0.78全球最低[5] - 日本1990年后出生率持续低迷，2005年出现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死亡交叉"，老龄人口占比已达27%[11][27] 政策应对措施 - 1994年推出"天使计划"国家级福利政策，包含育儿津贴和托儿机构建设[23] - 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催生预算超过战斗机研发投入[25] - 近年尝试创新手段：学校开设恋爱课程、街头民意调查、四天工作制试点[35][36][48] 社会经济影响 - "一人经济"业态蓬勃发展，包括单人餐饮、旅游甚至婚礼服务[15] - 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应届毕业生就业率98.1%，企业打破终身雇佣制抢人才[47] - 外籍劳工占比提升，尼泊尔人主导便利店、印度人进入酒店服务业[46] 未来发展趋势 - 研究所预测33.4%女性终身不育，2030年男性终身未婚率将达1/3[32][33] - 民间机构提出"8000万人口国家"愿景，建议接受人口减少并挖掘其优势[43] - 政府转向提升国民幸福感策略，通过移民政策缓解劳动力短缺[41][45]

应对低生育率的国际经验 - 欧洲和东亚经济体推出生育支持政策，包括生育津贴、托育支持、税费优惠和就业支持等，政策呈现系统化和阶梯型特征[2][27] - OECD数据显示现金补贴和托儿服务对提升生育率和出生率效果显著，具体效果因国家经济社会状况而异[2][31] - 法国和瑞典因财政支持力度大且育儿制度完善，生育率回升至警戒线以上，而韩国和新加坡因政策推出晚且力度不足效果不明显[2][43] 我国人口变化的特征 - 我国育龄女性占比从2003年的20.99%降至2023年的16.96%，女性初婚年龄升至28岁，粗结婚率降至不足6%[3][67] - 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70%，工作时长呈上升趋势，2023年达2500小时，高于韩国、日本和美国[78][79] - 流动人口达3.8亿，占总人口27%，其中青壮年占61.29%，生育意愿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差异影响明显下降[4][84][90] 我国可能的促生育政策 - 呼和浩特对一孩、二孩和三孩家庭分别补贴1万、5万和10万元，全国已有22个地市出台类似政策[5][98] - 若按呼和浩特模式全国推广，总补贴规模或超37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3%[5][100] - 系统性政策支持包括就业权益保障、普惠托育、妇幼健康服务和住房优先配售等多维度措施[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