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学者Cell期刊研究成果 - 本周Cell期刊上线8篇论文，其中5篇来自华人学者，涵盖镇痛药物开发、大脑神经机制、抗抑郁药物抗癌、获得性遗传理论和红外视觉技术等领域 [1] 新型镇痛药物SBI-810 - 杜克大学团队开发试验性镇痛药物SBI-810，靶向神经降压素受体-1(NTSR1)，选择性激活β-arrestin2信号通路，提供强效镇痛效果同时避免阿片类药物成瘾性 [3] - 该药物作用机制涉及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适用于急慢性疼痛管理，已申请多项专利并将开展人体临床试验 [6] 大脑"恋爱开关"神经机制 - 清华大学团队发现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中Cacna1h+神经元群体是调控异性社交兴趣的关键神经单元，构建了两性差异的前额叶-下丘脑调控模型 [8] - 该发现解释了性功能障碍与精神疾病的共病现象，为异性社交障碍治疗提供了性别特异性靶点 [11] 抗抑郁药物增强抗癌免疫 - UCLA研究显示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通过阻断血清素转运蛋白(SERT)显著增强T细胞抗肿瘤能力，在多种癌症模型中抑制肿瘤生长 [13] - SSRI与抗PD-1单抗具有协同抗癌效果，肿瘤内SERT表达与患者生存率呈负相关，SSRI有望成为癌症免疫治疗候选药物 [14][17] 获得性遗传理论证据 - 中科院团队发现水稻通过ACT1基因启动子去甲基化获得稳定遗传的耐寒性状，冷响应因子Dof1结合效率提高3倍 [19][21] - 中国不同地区水稻ACT1基因甲基化水平与当地气候相关，为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理论提供直接分子证据 [22][24] 近红外视觉隐形眼镜 - 中科大等团队开发上转换隐形眼镜(UCL)，实现人类近红外时空色彩图像视觉，具有高透明度、转化效率和生物相容性 [26] - 该技术无需外部设备即可拓展人类视觉光谱范围，在医疗、信息处理和视觉辅助领域具有应用前景 [29]

临床研究数据 - 中国生物制药的"得福组合"(贝莫苏拜单抗+安罗替尼胶囊)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sq-NSCLC)Ⅲ期临床研究数据首次公布，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0.12个月，头对头击败对比药物 [1] - 这是业内首个对比免疫检查点(PD-1)抑制剂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鳞状非小细胞肺癌取得阳性结果的Ⅲ期临床研究 [1] - 贝莫苏拜单抗联合化疗序贯联合安罗替尼方案突破了传统标准治疗瓶颈 [1] - 安罗替尼在非小细胞肺癌后线治疗等多个适应症上展现出稳健的抗肿瘤活性 [1] 适应症进展 - 公司已提交"得福组合"新适应症上市申请，并于4月22日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受理 [2] - 安罗替尼已有8个适应症获批上市，还有5个适应症进入NDA阶段 [2] - "得福组合"已获批3个适应症，还有3个适应症进入新药申请阶段 [2] 行业影响 -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被认为是行业风向标，受到全球医药行业和投资者关注 [2] - 中国研究者共计70余项原创研究入选ASCO年会口头报告，包括诸多"First in Class""Best in Class"研究 [2] - 中国生物制药共有12项临床研究入选大会"口头报告"环节，创下中国药企新纪录 [2]

撰文丨王聪 编辑丨王多鱼 排版丨水成文 免疫检查点阻断 （ICB） 是一种强大的癌症免疫疗法策略，通过拮抗负性免疫调控因子并增强宿主抗肿瘤反应来对抗肿瘤的免疫抑制特性。截至 2024 年，美国 FDA 已批准 13 种针对实体瘤的 ICB 疗法，这些疗法靶向 CTLA-4、PD-1、PD-L1 或LAG-3。 尽管 ICB 疗法在一些癌症患者中实现了完全缓解，但其效果因个体患者特征而异，实际上， ICB 疗法只对不到 25% 的癌症患者有效，因此，识别更多阻碍 T 细 胞发挥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新的免疫检查点，对于开发下一代癌症免疫疗法至关重要。 2025 年 5 月 21 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杨莉莉 团队 （助理研究员 李博 为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 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Cell 上发表了题为： Serotonin transporter inhibits antitumor immunity through regulating the intratumoral serotonin axis 的研究论文 【1】 。 该研究表明， 血清素转运蛋白 （SERT） 是一种 免疫检查点 ， 最广 ...

核心观点 - 罗氏宣布III期TALENTACE研究达到主要研究终点 评估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和按需TACE在未接受过全身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1] - 研究显示主要终点TACE无进展生存期取得统计学和临床意义上的显著改善 中期分析时总生存期尚不成熟 [1] - RECIST v1 1评估的PFS也观察到有临床意义的改善 [1] - 研究开创性地探索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与按需TACE同期联合治疗的协同效应 [1] - 研究创新性地将TACE-PFS作为主要终点 并在未经系统治疗的中高肿瘤负荷HCC患者中显示出治疗获益 [1] - 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的安全性特征与先前数据和基础疾病一致 [1] 研究结果 - TALENTACE研究达到主要研究终点 主要终点TACE-PFS取得显著改善 [1] - 中期分析时总生存期数据尚不成熟 [1] - RECIST v1 1评估的PFS也显示临床意义的改善 [1] 研究创新 - 首次探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贝伐珠单抗与按需TACE同期联合治疗的协同效应 [1] - 创新性地将TACE-PFS作为主要研究终点 [1] - 在未经系统治疗的中高肿瘤负荷HCC患者中显示出治疗获益 [1] 公司表态 - 罗氏制药中国医学事务副总裁表示对TALENTACE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感到欣喜 期待未来完整数据公布 [2] - 公司立足中国本土临床需求 致力于通过突破性疗法改善肝癌诊疗格局 [2] - 将继续深化全球科研合作 加速创新疗法可及 为"健康中国2030"癌症防治目标贡献力量 [2]

肺癌早期诊断与治疗研究 - 肺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主要由于晚期诊断导致治愈率低，早期诊断和干预至关重要，低剂量螺旋CT引导筛查显著降低肺癌相关死亡率 [1] - 肺腺癌（LUAD）是肺癌最常见亚型，其前体病变非典型腺样增生（AAH）可进展为原位腺癌（AIS）、微浸润腺癌（MIA）和浸润性腺癌（IAC），但前体病变标本稀缺阻碍分子机制研究 [1] 肺腺癌前体病变分子特征 - 研究团队整合空间蛋白组、转录组和单细胞组学数据，分析114例人类和589例小鼠肺腺癌样本，首次在癌前阶段髓系免疫细胞中发现免疫检查点TIM-3高度表达 [2] - 随着AAH向MIA、IAC发展，基因组和甲基化复杂性逐渐增加，晚期病变中免疫谱系活跃度降低且调控更严格，提示肿瘤进展中存在"免疫编辑"现象 [4] - 肿瘤微环境（TME）在癌症进化中起关键作用，但此前研究缺乏空间信息或分辨率低，难以精准定位TME亚群对早期肺腺癌的影响 [5] TIM-3在癌前免疫调控中的作用 - 研究发现肺腺癌从癌前向浸润性癌转变过程中，巨噬细胞极化和T细胞功能动态变化，免疫应答从先天免疫主导转向适应性免疫主导 [6] - 癌前阶段调控模块富集与TIM-3相关特征，TIM-3在髓系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中显著高表达，可能与免疫调控机制密切相关 [6] - 小鼠模型验证显示TIM-3在癌前髓系细胞中表达上调，免疫调控分子Ceacam1可能通过与TIM-3结合促进免疫逃逸 [7] TIM-3阻断的潜在治疗价值 - 小鼠实验表明，癌前阶段首次可检测病变约在诱导后第4周，浸润性腺癌出现在第30周，仅在癌前阶段阻断TIM-3可显著抑制病变向癌转化 [8] - 抗TIM-3治疗减少促肿瘤M2型巨噬细胞比例，改善M2/M1比值，增强抗原呈递能力和免疫细胞杀伤效能，重塑髓系免疫环境 [8] - 这些发现为靶向癌前免疫抑制提供机制依据，奠定早期干预策略基础 [11]

核心观点 - 陈列平教授发现PD-L1分子并揭示其与PD-1通路在肿瘤免疫逃逸中的作用，开创了"解除免疫刹车"的治疗策略，推动全球十余种PD-1/PD-L1抑制剂上市，覆盖70余种癌症，成为癌症治疗领域的里程碑药物[1][6][8] - 该发现解决了癌症免疫治疗的长期悖论，使晚期实体瘤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标志着免疫治疗从边缘领域跃升为肿瘤学支柱[1][8] - 研究从基础发现到临床转化形成完整链条，重塑了现代癌症治疗范式，并持续推动新一代免疫疗法的探索[7][8][10] 癌症免疫治疗历史困境 -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癌症疫苗和细胞因子治疗等主要疗法在临床试验中屡屡受挫，尤其是针对占人类癌症90%的实体瘤[3] - 临床前数据与临床试验结果脱节，免疫反应与肿瘤生长抑制之间缺乏明确关联，构成癌症免疫治疗的核心困境[3] - 当时学界观点两极分化：一派认为免疫策略存在根本缺陷，另一派主张需要更强劲的免疫刺激[3] 理论突破与假说提出 - 陈列平提出第三种可能：免疫应答足够强大但在肿瘤部位被主动抑制，肿瘤微环境可能构筑屏障阻止免疫攻击[3] - 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认为肿瘤早期免疫压力可能筛选出具有逃逸能力的克隆，免疫抑制蛋白(如PD-L1)的过表达可能在免疫压力下占据主导[4] - 提出适应性耐药假说：肿瘤浸润T细胞分泌IFNγ诱导肿瘤细胞上调PD-L1，后者通过PD-1受体抑制T细胞活性，形成负反馈回路[5] 关键科学发现 - 1997年在梅奥实验室通过EST技术首次克隆B7-H1(后命名为PD-L1)，1999年证实其抑制T细胞免疫的功能[4] - 发现多种癌组织过度表达PD-L1蛋白而正常组织罕见表达，该免疫组化检测后来发展为恶性肿瘤的临床预测生物标志物标准[5] - 2002年开发靶向PD-L1和PD-1的单克隆抗体，在动物模型和细胞培养系统中展现增强肿瘤免疫的潜力[5] 临床转化与产业应用 - 初期遭遇冷遇，2000年首个产业合作两年内夭折，2004年与Medarex公司达成协议开启临床转化之路[6] - 全球已开发十余种PD-1/PD-L1抑制剂，获批适应症覆盖70余种癌症，在常见实体瘤中挽救了数百万生命[6] - 将肿瘤微环境确立为免疫治疗靶点开发的核心领域，启发后续CTLA-4、TIM-3等免疫检查点的研究[10] 领域影响与范式革新 - 从根本上重塑现代癌症治疗，彰显肿瘤微环境作为免疫治疗靶点发现宝库的价值[6] - 通过从基因克隆到药物开发的完整链条，证明基础研究驱动临床突破的可行性，重塑癌症治疗研发模式[10] - 开创的"解除免疫刹车"策略持续推动新一代免疫疗法的探索，标志着免疫治疗从边缘领域跃升为肿瘤学支柱[8][10]

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研究进展 - 基于PD-1/PD-L1的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改变了癌症治疗格局 但总体应答率不足30% 需识别更多调节T细胞功能的免疫检查点 [2] - 研究发现肿瘤细胞表达的PILRα通过与T细胞表面蛋白CD99相互作用 抑制抗肿瘤免疫 阻断该相互作用可显著增强T细胞抗肿瘤应答并抑制肿瘤生长 [2] - 抗PILRα抗体与抗PD-1抗体联合使用表现出协同肿瘤抑制作用 [2] PILRα的作用机制 - PILRα通过靶向T细胞表面抗原CD99抑制T细胞的活化、增殖和效应功能 抑制ZAP70/NFAT/IL-2/JAK/STAT信号转导 [3] - 茎区内的O-糖基化丝氨酸和苏氨酸残基簇对PILRα与CD99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 [3] PILRα的临床意义 - PILRα在多种人类癌症中高表达 并预示着不良预后 [4] - PILRα是一种具有临床癌症免疫治疗潜力的免疫检查点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