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体系的“信任”基础与重构 -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这使得全球贸易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 [2] - “信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而“实力”重回平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意味着近年来的变化是中长期的，短期内难以逆转 [2] - 一旦信任下降，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全球经济体系、货币体系和大类资产定价必然发生变化，整个全球化体系将经历结构性重塑 [2] 全球经济体系的重构趋势 - 全球化的经济体系转变始于2018年，此前全球产业链分工主要基于经济原则和成本最优原则 [8] - 2018年贸易摩擦后，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加剧，本质是彼此间“信任”下降，产业链布局开始更多纳入“安全”考量 [8] - 各国出于安全考虑，正提高自身在核心资源、核心技术和核心制造方面的保障能力，并囤积资源品 [8] - 全球供应链难以快速“脱钩”，过去几年的全球化已使各国深度绑定，过快脱钩将导致各国内部通胀、经济和社会压力快速增加 [9] - 中国制造展现出巨大韧性，过去几年始终维持高位运行，市场越来越认识到其确定性 [9] - 全球供应链的未来是走向分化：关系稳定的国家间贸易链接将加强；关系不稳定的国家间直接贸易链接下降，但通过第三方的间接贸易链接在“过渡”时期仍会维持 [10] - 在供应链重构时代，消费者需要为“安全”支付费用，例如承担关税或更高的价格，这实质上是在为过去的“信任”进行定价 [11] 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趋势 - 过去几十年，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同时，全球货币体系也逐步实现一体化，美元是主要的支付结算货币 [12] - 全球货币体系一体化循环的重要基础同样是各国之间的信任，“纸币”本质上是一种信用 [14] - 全球化货币体系的转变始于2022年，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被西方国家冻结，这被视为美债的“定向违约” [15] - 冻结外汇储备的行为促使每个经济体都需要评估未来与美国关系的稳定性，这引发了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 [15] - 美元信用将会下降，但长期来看美元崩盘的风险不大，因为在现有纸币体系中美元尚无明显的挑战者 [16] - 未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大概率是分化的结果：对于评估与美国关系存在风险的经济体，将降低对美元及美元资产的依赖；而认为关系稳定的经济体仍会继续支持美元 [17] - 货币体系重塑对大类资产定价有直接影响，美元、美债、黄金的定价框架都在发生趋势性变化 [17] 黄金的“重定价”与配置逻辑 - 全球货币体系重塑最直接的影响是黄金价格在过去几年的快速上涨，其核心驱动因素是各国间“信任”下降 [18] - 过去几年全球央行的购金占比不断提升，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因为与美国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经济体都在增配黄金 [18] - 黄金的定价框架自2022年发生变化，不再仅仅受美元实际利率影响，还受到各国“信任”程度下降这一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19] - 尽管美元实际回报率处于较高位置，但黄金价格仍大幅上涨，表明黄金已脱离传统定价框架（即与实际利率负相关）而“脱锚” [19] - 黄金已成为一种脱锚资产，估值偏高必然带来高波动，近期市场的剧烈震荡可能成为未来常态 [20] - 对于黄金这类长期有机会但短期波动大的资产，定投式关注是较合适的策略，价格快速上涨时需谨慎，猛烈回调时可适时配置 [20] - 中长期看，黄金上涨的逻辑依然存在：若地缘局势短期平息，前期调整的资产存在反弹诉求；若局势长期化导致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黄金将受经济“滞胀”环境支撑 [21] “好资产”的重新定义与资产配置 - 随着全球化体系重塑，市场对“好资产”的定义正在改变，首要考量从经济效益转变为“安全”问题，包括本金安全和企业的安全边界 [22] - 在全球化重塑背景下，一家企业的优劣需要重新评估，过去表现强的企业可能因订单流失而改变，而过去不强的企业可能因政策支持和供应链重组而成长为优质企业 [22] - 中长期来看，核心资源、核心制造和核心技术依然是各国竞争与储备的重点 [23] - 国内经济总量稳定，但结构分化问题仍需政策支持，提振内需的关键在于稳定房地产市场，而稳房价的核心是稳住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预期 [24] - 居民财富配置的逻辑应紧盯通胀预期：通胀预期高时，增加弹性投资；通胀预期低时，优先保本并追求稳健回报 [25] - 在低通胀预期下，“存款+”类资产（在控制回撤、保障本金安全基础上提供略高于定期存款稳定收益的产品）备受青睐，去年存款继续高增长14万亿，理财规模增长3.3万亿 [25] - 去年中国资产定价的核心变量是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原因包括市场关注点转向微观/中观创新（如人工智能），以及中国供应链在全球不确定性中展现的相对确定性 [26] - 展望未来，结构性机会依然存在，但投资策略需从追求相对收益转向追求绝对收益，更考验对投资节奏的把控 [27] - 债市方面，中短久期债券依然具备投资价值，以内需待提振背景下货币政策不具备收紧基础；长久期债券则票息保护空间小，波动性大，宜作为波段交易工具 [27]

核心观点 - 从广义视角看，居民存款并未大规模流出低风险偏好体系，而是转向“存款+”类资产，因此“存款搬家”是一个伪命题[1][8] - 居民财富配置的核心目标是跑赢通胀，在低通胀预期下，“保住本金”即能实现，因此资金风险偏好提升的动力有限[5][39] 资金流向分析 (2024-2025) - 2024-2025年间，理财、保险、货币基金三大“类存款”产品年均净流入资金近7万亿元，是存款外溢的主要承接方[5][14][16] - 2025年股票与混合型基金份额仅新增3313亿份，远低于2021年的约1.7万亿份，显示居民主动风险偏好修复尚处初期[5][14] - 2025年居民直接或间接净流入股市的资金约1.6万亿元，其中保险资金贡献主要增量，但这更多是机构配置行为驱动的“被动入市”[5][36] 市场驱动因素 - 2025年股市的高弹性行情主要由高风险偏好资金驱动：融资余额创下2.5万亿元历史新高，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同比增长35%[5][32][35] - 保险资金是居民资金间接入市的主要通道，其股票配置比例从2024年底的7.5%快速升至2025年底的10.1%[5][22][24] - 居民配置行为呈现“表里分化”：表面选择低风险产品，但通过“固收+”等产品底层结构的转变，资金间接向权益市场渗透[5][22][25] 近期数据与展望 (2026年初) - 2026年1-2月，居民存款同比少增8900亿元，对应非银存款同比多增1.12万亿元，部分受一季度集中到期的44%的定期存款（约77万亿元总量）推动[5][19] - 2026年有8-10万亿元存款到期，其再配置方向取决于通胀预期：若通胀回升，资金或转向股市；若维持低位，将继续流向“存款+”类资产[5][39]

中国居民财富配置的三次历史性迁徙 - 中国居民财富配置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大迁徙”：1998年房改触发的存款“搬家”至房地产、2018年地产下行引发的存款“回家”、以及2023年以来正在发生的第三次迁徙 [2] - 当前第三次迁徙发生在低利率与通胀预期博弈的背景下，“存款+”是主要流向，通胀预期或是决定方向的关键变量 [2][5] 第一次历史“大迁徙”：存款“搬家”（1998–2018年） - **启蒙阶段（1990-1998年）**：居民财富配置以存款为主，风险资产占比较低，维持“存款为王”格局 [3][8] - **转折与启动（1998年）**：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推动住房市场化，存款开始大规模流向房地产及相关资产，开启第一次迁徙 [3][10] - **第一阶段（1998-2008年）**：房地产在居民资产负债表中确立核心地位，居民通过直接购房及理财、信托等间接方式参与地产链条 [3][11] - **第二阶段（2008-2018年）**：资管行业快速扩张，在地产景气与比价优势支撑下，居民资金加速通过资管产品转向房地产及相关金融资产 [3][11][12] - **资金流向变化**：1998年后居民固定资产净投资占总储蓄比重持续上升，2008-2018年存款外金融资产（如资管产品）流量占比加速上行 [11] 第二次历史“大迁徙”：存款“回家”（2018–2023年） - **关键转折点（2018年）**：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居民财富由房地产及相关金融资产回流至存款端 [4][16] - **存款高增趋势**：2018–2023年，居民存款进入趋势性高增长阶段，年均新增存款约**12万亿元**，显著高于此前每年**4–5万亿元**的常态水平 [17] - **核心驱动因素**： - 房地产市场下行，住房资产保值增值功能弱化，配置吸引力趋势性下降 [17] - 以房地产为底层资产的金融产品收益率下行、风险增加，存款相对“性价比”提升 [18] - 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打破刚性兑付，削弱了金融产品对居民资金的吸引力 [18] 第三次历史“大迁徙”：“存款+”时代已到来（2023年以来） - **迁徙迹象显现**：2023年以来居民新增存款规模较前期高峰明显回落，资金对存款的集中配置开始松动，存款“搬家”趋势显现 [5][23] - 2023年居民新增存款降至**16.7万亿元**，2024年进一步回落至**14.3万亿元**，2025年小幅回升至**14.6万亿元** [23] - **核心驱动：收益比价重构** - **存款吸引力下降**：2022年下半年以来定期存款利率多轮下调，降幅大于政策利率，导致存款与货币类金融产品收益差距收窄 [23] - **其他资产收益改善**：2024年以来债券和权益市场阶段性回暖，投资回报提升，相对存款更具吸引力 [26] - **迁徙性质与方向**：此次迁徙并非风险偏好全面回升，而是在低利率约束下围绕实际收益展开的结构性再平衡 [26] - 在通胀预期偏低时，迁徙更可能体现为“**存款+**”模式，即配置在相对保本基础上能提供稳定收益、且关键能控制本金回撤的资产 [5][27] - “存款+”理念涵盖的资产类型包括：货币基金及类货币产品、固收+策略、储蓄型保险、高股息红利资产、回撤控制严格的量化产品、部分黄金配置等 [27] - **关键变量**：通胀预期是决定本次迁徙方向与强度的关键变量；若通胀预期明显回升，居民财富配置流向可能发生变化 [5][27]

居民财富配置历史阶段划分 - 中国居民财富配置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大迁徙，以1998年房改和2018年地产下行为关键转折点[2][11] - 第一次迁徙（1998-2018年）：存款“搬家”至房地产及相关资产，由房改和城镇化驱动[3][7][14] - 第二次迁徙（2018-2023年）：存款“回家”，因地产下行、资管产品风险上升及监管收紧[4][21][22] - 第三次迁徙（2023年至今）：“存款+”时代开启，由低利率和通胀预期博弈驱动[5][8][11] 各阶段关键数据与特征 - 第一次迁徙期间，房地产逐渐成为居民财富配置核心，2008年后资金加速通过理财、信托等资管产品流向地产[7][16] - 第二次迁徙期间，居民年均新增存款约12万亿元，显著高于此前每年4–5万亿元的常态水平[21] - 第三次迁徙以来，居民新增存款从2023年的16.7万亿元回落至2024年的14.3万亿元，显示配置集中度松动[28] - 驱动第三次迁徙的因素包括存款利率多轮下调，以及债券与权益市场修复带来的相对收益优势[8][28][29] 当前趋势与未来展望 - 当前迁徙更可能体现为“存款+”，即在保本基础上追求稳定收益的资产配置理念，如货币基金、固收+、储蓄保险等[8][33] - 通胀预期是决定第三次迁徙方向和力度的关键变量；若通胀预期回升，配置流向可能发生变化[8][31][32] - 行业面临的风险包括全球地缘风险、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及监管政策变化[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