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突破196万亿元，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内部面临“资产荒”、宽幅震荡等新常态，外部面临全球不确定性，行业核心议题是债券市场如何“固本拓新”[1] - 论坛专家围绕宏观趋势、债务风险、全球变局与机构展业策略等热点话题展开深度探讨，为2026年债券市场发展提供多角度思考与前瞻判断[2] 宏观趋势与政策环境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将继续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货币政策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扩大内需是重中之重，为债市奠定流动性充裕、财政可能加大供给与波动的基础环境[4] - 2025年中国在复杂形势下取得约5%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显著发展，股市单日交易规模首次突破3.6万亿元，债券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二[5] - 金融体系结构发生较大变化：间接融资占比从十年前86%降至65%左右；利率下行成为全球性趋势，央行将适时降准降息；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愈发成熟，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政府债券意义深远[6] - 在“资产荒”与机构行为变迁交织下，持续多年的单边趋势交易中止，市场迈入宽幅震荡新阶段，各类“固收+”策略蓬勃发展[4] 债务风险与结构性挑战 - 结合资产角度看，中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理由包括：地方政府持有大量地方优质国企股权；可通过稀释或出让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缓解现金流和债务问题；推进存量资产证券化（REITs）[7] - 主流宏观模型难以生成“债务临界值”，经验研究表明不存在统一的债务占GDP比例能够预测危机[8] - 针对债务问题提出四点政策建议：创造有利宏观环境，稳定名义增长，进一步降息降准；匹配信贷与效率的制度环境，减少政府干预风险定价，大力发展股权融资；探索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扩大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盘活地方存量资产；适应“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转变，调整核算与债务评估体系[8] 全球变局与市场展望 - 全球经济呈现“脆弱的增长”新常态，包括增长持续放缓、全球贸易继续低迷、政府债务不可持续风险上升、全球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美元主导地位迎来变化和挑战[7] - 非经济风险因素（如武装冲突、地缘政治、错误和虚假信息）越来越变成主导风险，而非经济因素，需要改变思维方式以应对不确定性[7] - 2026年市场“开门红”有三大驱动力：产业动力（AI、生物制药、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进展）；资金动力（资本市场改革鼓励长期资金入市，国内投资者增加权益类资产配置）；情绪动力（地缘政治等因素使全球对美元资产再平衡，外资温和流入中国市场）[9] - 市场表现与经济基本面仍需平衡，内需、消费、地产有待改善，科技创新短期内无法解决核心经济难题，弥合差距需要稳定房地产和支持消费两大举措[9] 机构展业策略与配置思路 - 银行理财视角：净值化约束下低波产品收益中枢下移具有必然性，但理财“稳健配置、类存款替代”定位未变；负债端风险总体可控[11] - 随着股债风险收益比变化，理财对权益资产配置有所提升，“固收+”产品规模扩张，但权益仓位整体仍处低位，债券依然是理财资产配置的绝对核心[11] - 化债推进下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明显压降，城投债供给收紧、需求保持刚性，短期风险可控；但利差处于低位背景下，中长期主体与区域分化将逐步显现，配置需更注重信用甄别[11] - 中国债券市值接近名义GDP的130%，股票市值占比近80%，对比美国（债券市值占GDP比重持续超150%，股票市值占比持续超200%），中国债市与股市在规模深度上仍有显著提升空间[12] - 2025年债市震荡和股市上涨背景下，“固收+”基金（含一级、二级债基及偏债混基金）规模截至三季度末同比增速39.5%[12] - 预计2026年长期利率仍是底部宽幅震荡，若房价企稳则宏观经济有望自发性企稳，利率中枢有缓慢回升趋势；投资策略建议以票息策略为主，以短久期信用债为底仓，通过杠杆策略适度套息，辅以灵活的长端波动操作，并积极布局“固收+”[12] - 在长期低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应从静态“农民”思维转向动态“牧民”思维，敏锐追踪市场资金流动；建议建立更综合的考核机制统筹资产负债管理；采取“哑铃型”资产配置（一端超短期流动性资产，另一端超长久期债券或高收益信用债）；若低利率演变为低利差或资产负债表衰退，应果断收缩无效业务、优化资产负债表[13] - 中国因制造业优势易陷通缩与产能过剩，低利率或持续较久，传统机构应以跨资产、大类资产视角追求绝对收益，动态关注市场风口与资金流动[13] 市场长期趋势 - 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中国商品在产业链中高端全面、快速走向全球的大背景下，科创债的发展和债券市场的国际化将是新的长期趋势[4]

全球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 - 全球经济被定调为“脆弱的增长”，人工智能投资与全球央行降息预期是积极动力，但增长放缓、全球贸易格局剧变、美元信用下降构成脆弱性来源[5] -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将从2026年起对全球贸易产生实质性冲击，全球贸易可能进入低增长甚至零增长阶段[5] - 全球政府债务高企，当利率（R）高于经济增长（G）时，财政可持续性面临挑战[5] - 中国拥有庞大的政府净资产，规模超过300万亿元，中央政府的加杠杆空间显著，构成应对风险的重要缓冲垫[5] 国内政策与融资结构演变 - 国内债券市场在“低利率深化”环境中，承载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更成熟协同、融资结构深刻转变以及对“投资于人”战略的适应，为经济韧性提供核心金融支撑的使命[2] - 中国融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比重，已从十年前的85%骤降至60%左右，为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创造条件[5]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比以前更加成熟，央行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的操作具有深远意义，意味着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5] - 建议应进一步降息降准，匹配信贷与效率，并探索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在扩大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同时盘活地方存量资产[5] 债券市场趋势与机构策略转型 - 2025年债券市场结束了单边趋势，步入宽幅震荡新阶段[7] - 2026年债市可能延续2025年的震荡态势，但波动幅度或加大，短周期分析对利率的指引意义在减弱，需要从康波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和朱格拉周期等长周期视角寻找方向[8] - 市场机构需在震荡市中寻找新平衡，从“持有到期”转向“交易驱动”，并借助“固收+”等多元化策略破局[3] - 低利率时代要求投资者从“农民”精耕细作思维，转向“牧民”逐水草而居思维，建议机构放弃对单一资产或策略的执着，动态追踪资金流动风口，采取“哑铃型”配置[9] 主要机构观点与业务动向 - 银行理财负债端经历估值整改后更加稳健，低波产品占比约90%，大大降低了市场负反馈风险[7] - 银行理财正从以票息配置为主的信用债策略，向“固收+”多元资产配置和精细化的负债端流动性管理转型[7][8] - 尽管化债终点临近，但在供给收缩、需求稳定的格局下，城投债仍是风险可控的重要资产类别[8] - 债券市场定价权正从交易型机构向配置型机构回归，这有助于市场稳定[8] - “固收+”基金规模同比增速高达40%，而纯债基金规模萎缩，反映出客户需求与资产配置逻辑的变迁[8] - 未来公募基金发展将更依赖大类资产配置能力、深度投研体系以及科技赋能[8] - 信用债的短端票息策略和寻找权益市场机会的“固收+”策略，可能是更稳妥的选择[8] 市场动力与结构性机会 - 外资视角认为市场“开门红”背后有三大动力：科技亮点、资金充裕和风险偏好改善[10] - 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不仅塑造了市场热点，也构成了中国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的关键底牌[10] - 科技亮点需与基本面改善结合才能持久，其中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释放消费潜力，是至关重要的“固本”之举[10]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 核心观点为2026年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可概括为“脆弱的增长” [1] - 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放缓是脆弱性的来源之一 [1] 全球贸易格局 - 全球贸易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局 [1] 政府财政风险 - 政府财政不可持续风险上升是脆弱性的关键来源 [1] - 财政风险是一切金融风险的基础 因其导致付息成本上升 [1] - 以美国为例 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100% [1] - 美国债务增长速度已超过GDP增长速度 意味着财政不可持续且压力很大 [1] - 全球特别是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正处于财政不可持续的危机之中 [1] 金融风险 - 金融风险继续集聚是脆弱性的来源之一 [1] 美元信任与货币政策 - 对美元信任下降是脆弱性的来源之一 [1] - 美国通胀未恢复至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3] - 未来美联储降息面临很大的通胀风险 [3] - 美联储降息的不确定性是2026年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之一 [3] 整体不确定性 - 不确定性仍然高企是脆弱性的来源之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