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财政表现 - 月通胀率从2023年12月的25%降至近期的2%左右 [3] - 2024年实现了十多年来的首次预算盈余 [3] - 联邦支出削减约30%，裁减约5.5万名公职人员（占联邦劳动力的约15%），并将部委数量从19个减少至9个 [3] - 贫困率从米莱上任初的41.7%一度升至52.9%，截至今年上半年已降至31.6% [3] - 外汇储备超过300亿美元，是本世纪以来最稳健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之一 [8] 政策改革与政治基础 - 执政联盟“自由前进党”在中期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席位超过1/3门槛，可阻止反对党以2/3多数推翻总统行政令 [2] - 政府力争通过阿根廷3年来的首份年度预算案，并计划推行财政紧缩、放松管制、减税等核心改革 [2] - 央行改革法案连续两次在表决中遭遇失败，私有化进程远低于目标 [8] - 前总统费尔南德斯任内遗留的2700个公共工程项目中，超过一半在米莱执政期间没有任何进展 [3] 债务、投资与行业动态 - 阿根廷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十大拉美债务国之首，债务高达569.44亿美元 [3] - 政府试图吸引对锂、页岩气和石油等采掘产业的投资，但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在紧缩中被削减 [3] - 阿根廷石油公司YPF和Tecpetrol率先发行新债券，一度引发抢购潮 [2] - 多省政府正与银行协商，将债务打包出售给海外投资者 [2] - 美国与阿根廷达成贸易框架协议，可能有利于阿根廷铝、钢铁和牛肉相关行业，并吸引更多美国企业投资 [7] 社会影响与民生状况 - 民众反映生活成本压力大，有工作的人也在不断负债，超市常见用信用卡赊账购买食品的情况 [3] - 批评认为改革使工人、学生和退休群体受损，而社会中最富有的那小部分人获益 [3] - 存在对增长停滞、失业增加和腐败丑闻的疲惫感，总统府秘书长涉嫌收受贿赂的丑闻影响了部分民众信心 [4] - 医院、基础设施、残疾人福利等领域缺乏投资 [5] 外部关系与国际援助 - 美国政府宣布对米莱政府的支持计划，包括规模达200亿美元的本币互换、购买以美元计价的债券 [7] - 美国财政部长原定12月初对阿根廷的访问被取消，引发阿根廷媒体对两国关系的疑虑 [7] - 有分析指出美国的援助并非“无条件赠予”，可能带来经济代价并涉及国家自主性 [7] 改革前景与挑战 - 通过人为支撑比索汇率来抑制通胀，可能导致比索被高估，并在明年200亿美元债务偿还前严重消耗外汇储备 [6] - 改革已从初期“破局式冲击”转入“深水区攻坚”，面临执政联盟内部裂痕、联邦与地方博弈激烈等挑战 [8] - 分析认为“效率至上、福利靠边”的逻辑存在致命漏洞，过度依赖外部援助可能使本国陷入依附性改革陷阱 [8] - 建议将资源和农产品增长的部分收益转化为“民生托底”，如扩大食品补贴、修复医疗设施、增加教育投入，以缓解社会矛盾 [9]

文章核心观点 - 智利大选是中美两国围绕南美关键矿产资源控制权进行博弈的关键战场 其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格局 特别是锂资源的供应 [1] - 特朗普推动拉美国家政治右倾的战略目标明确 旨在通过支持主张私有化和放松外资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府 使美国资本能够控制该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 从而服务于其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地缘政治目标 [3][5][24] - 智利大选在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与左翼候选人哈拉之间展开 两人政策立场截然不同 将决定智利矿业资源未来的监管环境和外资准入程度 进而影响中国和美国企业在当地的利益 [7][9] 南美政治格局与资源博弈背景 - 南美多国政治方向出现明显右转 阿根廷米莱上台及玻利维亚右翼势力崛起 为美国资本进入创造了有利政策环境 [1][5] - 拉美地区拥有全球最重要的锂、铜等矿产资源 这些资源是全球新能源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关键 美国一直视拉美为其后院 将资源控制视为至关重要 [3] - 此前左翼政府推行的资源国有化及外资管制政策 限制了美国资本对当地资源的获取 [3] 智利大选关键信息与候选人政策对比 - 智利首轮投票于11月16日举行 共产党候选人哈拉得票率26.69%暂时领先 极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得票率24.15%紧随其后 第二轮投票定于12月14日 [7] - 最新民调显示卡斯特支持率已实现反超 这一变化被认为可能与特朗普背后的助力有关 [7] - 候选人哈拉主张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加强对矿业等资源行业的国家监管 并提高外资进入门槛 [9] - 候选人卡斯特主张全面私有化和放松外资管制 坚决捍卫新自由主义政策 若其当选 智利矿业资源很可能全面对外开放 [9] 智利资源的经济重要性及选举的社会动因 - 矿业是智利的经济支柱 矿产品出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 [5] - 智利的锂矿储量占全球近40% 对全球新能源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1] -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锂消费国 近30%的锂依赖从智利进口 [20] - 智利国内暴力犯罪率飙升60% 63%的选民将暴力犯罪问题视为投票时最看重的议题 卡斯特利用民众对安全问题的焦虑进行竞选 承诺增加警察薪水和执法权力以恢复秩序 [13] - 智利贫富差距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 也为卡斯特的选情提供了土壤 [16] 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与历史参照 - 四年前左翼的博里奇当选后 市场担忧矿业国有化 导致在智利运营锂矿项目的中国企业股价大跌超过15% [18] - 若此次主张亲美及私有化的卡斯特当选 短期内可能推动相关中国企业股价上涨 但长期看 其政策可能导致美国资本获得更有利地位 进而影响中国企业在智利的资源份额 [18] - 美国若通过亲美政府操控智利资源出口 可能在关键时刻切断对中国的锂供应 扰乱中国新能源产业布局 [20] - 中国企业需关注美国干预可能引发的智利国内抗议与动荡 不能仅关注短期股价波动 [22]

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中产阶级正面临全面萎缩的危机，官方贫困线标准严重脱离现实，若根据现代必需支出结构重新计算，超过70%的美国家庭实际处于贫困状态 [1][2][3] - 中产阶级衰落是经济政策、金融化、全球化等多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产泡沫以及必需生活成本飙升 [4][9] - 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中产阶级的萎缩趋势在2025-2030年将进一步加剧，威胁社会经济稳定 [11][12] 贫困线标准与真实生存成本 - 官方贫困线计算方法过时，2025年四口之家贫困线为31200美元，仅基于1960年代食物支出占比三分之一的假设，而如今住房、医疗、育儿等必需支出占比已近60% [1][2] - 根据现代必需支出反推，真实的四口之家贫困线应为136000至166400美元，与官方数据存在超过10万美元的认知鸿沟 [3] - 这意味着年收入低于13.6万美元的超过70%的美国家庭，在事实上被划入贫困范畴 [3] 历史转折与政策影响 - 战后至1970年代是中产阶级黄金时代，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稳定在60%以上，贫困率从22.2%降至11.1% [4] - 1980年代成为转折点，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约64%降至2025年的约56%，而企业利润占比从6%升至11% [4][9] - 税制改革使顶层税率从70%降至37%，而中产税负通过FICA和社会保障税上升 [1][9] 生活成本与购买力分析 - 住房成为首要负担，2025年中位数房价41.69万美元是家庭收入中位数（83150美元）的5倍，远高于历史平均的3倍 [6] - 过去六年房价相对实际时薪上涨54%，购房需年收入121400美元，而全国平均收入仅8.4万美元 [7] - 儿童护理年费平均1.476万美元，占家庭收入22%，超过28个州的公立大学学费 [7] - 医疗成本自1963年以来增长14倍，而CPI仅增长7.5倍 [7] - 过去25年实际时薪购买力下降34%，若跟上M2货币供应增长，2025年时薪应为300美元/小时，而非35美元 [8] 财富分配与金融化 - 前1%家庭净值占GDP比重从1964年的8%升至2025年的31% [8] - 中产家庭（收入5万-15万美元）净值中位数仅19.29万美元，远低于前10%家庭的300万美元 [8] - 金融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M2速度）从1950年的2.5降至2025年的1.4，企业利润的90%用于股息和回购，仅10%投入工资 [9] 未来展望与潜在转机 - 官方预测中产收入中位数将升至85000美元，但医疗通胀（4.9%）和住房成本（年涨3%）将侵蚀购买力 [11] - 基础设施法案和绿色投资可能创造200万中产岗位，美联储降息或工会复兴可能带来缓和 [11] - 但若政策不变，联邦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118%，官方贫困率虽稳定在11%，但重构后可能高达75% [11]

中产阶层的定义与现状 - 中产阶层定义模糊，划分标准包括家庭收入、资产、职业、教育水平等，例如欧美将家庭收入处于全国中位数2/3到2倍之间视为中产，中国学术研究将三口之家的年收入10万至50万作为标准[6] - 经济上行期自认为中产者多于客观标准，例如日本人均GDP达5000美元时60%人自认中产，韩国上升期70%人自认中产，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降至40%[8] - 全球中产普遍面临高额房贷、车贷、裁员风险及阶层下滑焦虑，例如美国年收入5.3万至16.1万美元家庭对经济悲观，高收入与低收入者信心差距达七年最大[9] 中产阶层萎缩的全球趋势 - 美国中产家庭比例从1971年61%降至2023年51%，法国中产家庭收入占比从1980年代65%降至2024年54%，显示长期萎缩趋势[10][11] -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从中产社会转向M型社会，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下降[13] - OECD报告指出中产萎缩原因包括经济增长低迷、生活成本上升（如住房价格攀升）及年轻人就业保护减弱[13] 中产焦虑的经济与产业根源 - 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从峰值35%降至9%，导致高薪岗位消失，形成二元劳工市场，好工作集中于金融、科技等领域，坏工作缺乏福利和技能积累[15][16] - 产业转移和资本逐利使中产标准岗位流失，例如白领被新技术或低成本地区替代，加剧阶层流动困难[16] - 通过发展职业教育使蓝领升级为技师等中产岗位，可打通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避免二元市场固化[17] 中产资产金融化与不稳定性 - 中产依赖房产、股票等资产实现财务自由，但房地产市场衰落和股市波动使投资回报不确定，资产金融化反而削弱抗风险能力[18][21] - 2008年经济危机后量化宽松政策使富人更富，中产遭受打击，凸显资产配置的脆弱性[21] - 学历贬值进一步削弱教育投资的稳定性，加剧中产对未来的焦虑[19] 中产消费陷阱与意识改革 - 韩国中产通过奢侈品、有机食品、健身等炫耀性消费模仿富裕阶层，例如居住隔离追求将汉江南岸开发为中产专区，抬高中产标准[26][27] - 中产返贫风险源于鸡娃、高额房贷、投资失败等自身因素，导致不必要的支出增加[27] - 需进行意识改革，重新检视支出和投资，避免被精致消费内容误导，管理生活形态以应对阶层不稳定[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