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比特币未被主流金融体系消灭 而是被美国金融霸权通过赋予合法身份、施加监管控制、引导其服务体系的方式所收编 其破坏力被转化为体系内的生产力[1][2] - 收编过程与《西游记》中神佛体系收编孙悟空、《水浒传》中朝廷招安梁山好汉的逻辑同构 核心是以合法性换取可控性[1][2] - 收编后 比特币在技术层面保持去中心化 但其接入现实金融世界的入口、定价、流动性与合法性日益中心化到美国主导的金融基础设施中[2] - 收编的最高境界是让反叛者成为秩序的生产力 霸权不靠消灭异端 而靠将异端做成产品[6] 比特币的“野性”起源与威胁 - 比特币最初具有反建制特性 不依赖银行记账和国家背书 规则写入协议 如同不服天条的孙悟空和不归朝廷的梁山好汉[4] - 其野性威胁在于触碰了货币主权、跨境流动和影子金融等秩序边界 对现有金融体系构成“体制外武装+体制外货币”式的挑战[4] - 野性存在幻觉 即没有监管并不等于安全 如同梁山缺乏长期秩序、孙悟空终被镇压[4] 收编机制：赐名分（资产化与合法化） - 第一关键步骤是“赐名分” 将比特币从“妖”或“野币”转变为被主流承认的合法资产[2][3] - 具体表现为推动其金融化 包括设立期货、ETF、托管、指数 并明确会计与税务口径 这类似于给孙悟空官职和“斗战胜佛”名分 或给宋江诰命与合法身份[1][4] 收编机制：上紧箍（监管与通道控制） - 第二关键步骤是“上紧箍” 通过KYC（了解你的客户）、AML（反洗钱）、出入金通道控制、托管规则、制裁和税务等手段实现可控化[3][4] - 核心逻辑是“关不掉网络 但能关水管” 即无法消灭比特币网络 但可以控制其连接现实世界的金融通道 不听话就施加惩罚[3][6] 收编机制：设任务（工具化与服务化） - 第三关键步骤是“设任务” 将比特币的野性导流 使其为现有金融体系服务 转化为体系的利润与秩序[3][4] - 比特币成为可交易的波动容器 服务于衍生品、做市和清算业务 并成为美元计价与稳定币生态的加速器 这类似于孙悟空参与取经工程、梁山好汉被征调征方腊[4][6] 收编后的结果与影响 - 收编者（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得利 获得了更稳定的秩序、更易征收的税收以及更统一的规则[5] - 比特币被吸纳后 其叙事虽在 但主场已换 大多数人使用比特币的路径变成了中心化通道[5][6] - 对于散户而言 其生态更像《水浒传》招安后的耗损与悲剧 在高波动战场中被反复消耗 而机构化进程则更像《西游记》的封神与工程化利用[5][6] - 最终结局推演是两条线并存：机构化像西游 散户生态像水浒[6]

行业趋势：平台企业密集收购支付牌照 - 2025年以来，上海寻汇、同程集团、小红书、儒意控股等多家企业通过收购方式获得支付牌照，其中不乏互联网平台的身影 [2] - 在监管趋严与流量红利逐渐消退的双重背景下，平台密集竞逐支付牌照是战略扩张的关键一步 [2] - 支付牌照已从“准入工具”升级为“生态入口”，竞争核心转向场景融合、数据价值挖掘与用户体验优化 [2] 平台布局支付的核心动因 - **降低外部支付渠道风险**：自主支付有助于防范外部支付渠道的不确定性风险，实现合规管理，并规避“二清”等合规风险 [4][5] - **掌控核心数据**：支付直接关联资金流与用户行为数据，自主支付能节省手续费并沉淀高价值交易数据，用于精准营销与供应链优化 [5] - **构建生态闭环**：布局支付是对商业生态主导权的战略性争夺，旨在构建从流量到交易的完整内循环体系，增强用户粘性并推动交叉销售 [2][6] 支付行业竞争格局演变 - 平台型企业凭借场景优势与用户基础，正推动支付行业从“双寡头主导”（指支付宝、微信支付）向“多极化”发展 [8] - 头部平台通过“支付+场景”闭环生态，在直播电商、本地生活等细分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壁垒，挤压传统支付机构空间 [8] - 平台可借助支付入口将金融场景延伸至分期、理财、保险等领域，切走原本属于传统持牌支付机构的业务 [8] - 缺乏生态支撑的中小支付机构，生存空间或将受到挤压，支付行业的分化将继续加深 [9] 平台收购支付牌照的战略价值 - 支付资质不仅是交易工具，更是商业交易的底层基础设施和提升平台服务体验的催化剂 [3] - 支付能够串联内容、交易与用户行为，形成“种草—交易—支付”的正向循环，例如小红书通过支付促进电商转化，同程借此完善旅行消费链条 [2][6] - 掌控支付意味着掌控资金流、数据流以及用户关系闭环，推动平台从场景提供者升级为具备金融毛细血管功能的生态组织者 [6] - 布局支付可为拓展供应链金融、消费信贷等高附加值服务埋下伏笔，是在流量红利见顶后向“价值链深处掘金”的必然选择 [6] 支付牌照出售方的现状 - 对部分支付公司而言，出售牌照是“无奈之举” [2] - 国内支付科技发展日渐成熟，同时监管环境日益严格，部分盈利性灰色业务被叫停，导致中小支付公司盈利空间不断收窄 [2]

美国制造业的兴衰与社会结构演变 - 文章核心观点：美国制造业的兴衰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制造业曾通过提供大量稳定、体面的就业岗位，构建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成为国家力量与社会稳定的基石。然而，自1970年代以来，制度摩擦加剧、全球化产业转移、技术与金融收益集中三股力量叠加，导致制造业就业岗位系统性流失，其“再造中产”的社会功能随之瓦解。当前美国面临的“再工业化”挑战，关键在于能否重建一种能为普通人提供体面生活与可预期上升通道的社会经济结构，而非简单地回归过去[4][5][35][63] 一、美国制造文明的形成：从全国市场到“世界总工厂” - 早期制造业具备两大特征：企业能够跨州、跨行业整合资源，形成全国性公司；政府敢于通过公共工程和军工采购来“设定需求”，驱动产业链扩张[7][8] - 战后黄金期的支柱包括：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大幅提升了工程师、技工等人才供给；1956年州际高速公路法案推动了郊区化，连接了汽车、石化、建筑业，形成了持续的内需发动机[11] - 制造业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社会契约”：在生产率提升的同时，通过工会谈判、内部晋升、可负担的住房与教育，使工资与福利被广泛分享，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有可预期的信心[11] - 制造业崛起依赖长期累积的“硬条件”和“软条件”：统一大市场、稳定能源与原材料、持续技术创新、可规模化的企业组织，以及在关键时期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政治动员能力[13] - 二战将美国制造能力推到极限，例如航空工业年产量从1939年不足3000架跃升至战争结束时累计生产约29.6万架；1941～1945年间建造了2710艘标准化的自由轮（Liberty ship）[14] - 二战工业动员将“标准化”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通过统一合同与需求将企业投资风险转化为可预期的长期订单，这种机制在冷战时期的登月计划和军工体系中得以延续[15] 二、断裂的年代：越战、水门与“防错型国家”的成形 - 1970年代后，美国公共文化从“对建设友好”转向“防御姿态”，社会更倾向于用规则、程序与诉讼来限制行动，为制造业发展设置了结构性障碍[17][18] - 越战和水门事件击碎了社会对“政府行动必然正确”和“权力道德正当性”的信任，导致治理哲学转向以“避免犯错、避免滥权”为最高价值，显著降低了公共工程和产业建设的速度与协调能力[19] 三、美国制造业的快速凋亡：三股力量叠加的结果 - **制度摩擦上升**：高摩擦的治理环境（漫长的许可、环评与司法不确定性）使得重资产制造业投资成本高、风险大，资本转向更轻、更快、可撤退的领域[22][24] - **全球化浪潮**：集装箱革命、信息化管理及跨国供应链成熟，使制造业天然向低成本地区迁移。美国企业将制造环节外包以追求利润，导致国内制造业就业被抽空[25][26] - **技术与金融的偏向效应**：互联网与科技行业创造了极高财富，但属于“高价值、低就业”结构，无法像制造业那样吸纳大量普通劳动力。金融化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进一步促使企业注重短期回报，轻视重资产制造与长期技能培养[27][28][29] 四、把数字放在桌面上：产出、就业与“制造业消失的错觉” - **产出占比**：制造业在名义GDP中的占比从1950年的27%降至2007年的12.1%。但从实际（不变价）口径看，其在真实GDP中的占比过去几十年相对稳定（约11%~14%），表明美国并未停止制造，而是用更少工人创造了同样或更多的真实产出[31][34] - **就业变化**：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79年6月达到历史峰值1960万人，至2019年6月降至1280万人，下降约35%。到2025年9月，制造业就业约为1272万人。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已跌至个位数附近[34] - **核心结论**：制造业的真实产出能力仍在，但它已不再承担“吸纳多数人的社会功能”。宏观经济增长与普通人的安全感出现脱节[34][35] 五、如果制造业回不来，服务业能接住中产阶级吗？ - 服务业整体难以承担制造业曾有的社会功能，因为它需要同时满足岗位数量大、收入体面、职业阶梯清晰三个条件，而美国服务业呈现“哑铃结构”[37][39] - **服务业“哑铃结构”**：高端服务业（科技、金融等）门槛高、岗位有限；低端服务业（零售、餐饮等）岗位数量大但工资低、福利差、稳定性弱，难以支撑美国高昂的生活成本（医疗、住房、教育）[39] - **生产率天花板**：许多服务业岗位（如护理、教育）难以像制造业那样通过自动化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其工资增长难以跟上社会整体成本上升[40] - **地理分布不均**：高端服务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低端服务业虽遍布全国但税基薄弱，无法像大型工厂那样支撑内陆地区的地方经济[41] - **缺乏职业阶梯**：许多服务业岗位缺少像制造业那样从学徒到技工再到管理的清晰晋升通道，个体努力难以转化为长期安全感[42][43] 六、从“能不能”到“该不该”：美国是否需要找回关键制造能力？ - 当前美国“再工业化”有两条主线：一是保障关键产业链安全与韧性的国家能力线；二是让普通人能分享增长的社会结构线[45] - 全球化分工设想的前提（全球供应链稳定、国内存在替代产业吸纳劳动力）已越来越不可靠。供应链地缘风险上升，迫使美国需要在关键领域（如半导体、医药、国防）保留制造能力[46] - “再工业化”更多是为了重建不可替代的国家能力与危机时的自我供给能力，但规模可能不足以重建庞大的中产阶级[46] 七、现实的回归路径：不回到过去，但重建底线能力 - 现实目标不是恢复制造业吸纳三分之一劳动力的时代，而是在少数关键行业形成可持续的本土产能与供应商网络[49] - 政策重点应包括：将许可审批从“无限拖延”改为“明确时限”；重建技能梯队（学徒制、社区学院等）；利用公共采购与国防项目拉动本土供应链；控制住房、医疗、教育成本以提升普通人安全感[50][51] - 可能形成的新稳定结构是：关键制造 + 基础设施更新 + 技能型工种（电工、焊工、设备维护等）共同提供可规模化的体面就业道路[51] 八、再工业化的现实障碍：钱不是最大的问题 - 制造业回归的真正瓶颈在于：许可与时间成本、技能与劳动力短缺、供应链密度不足、综合成本结构（能源、土地、合规、医疗等）高昂[53] - 现代制造日益自动化，即便回流，带来的也是更多工程师与维护岗位，而非大量产线工人。因此，“再工业化”更可能带回产能与安全，而非海量就业岗位[55] 九、关税、补贴与“制造业怀旧”：为什么简单政策很难奏效 - 关税作为价格工具，会抬高中间品成本和通胀，且无法自动生成技工、供应链等核心能力[57] - 补贴需与可验证的能力建设（如培训体系、供应商本地化、交付节点）绑定，否则可能只留下昂贵厂房，而非可持续的产业网络[57] 十、如果制造业无法再造“庞大中产”，美国还能靠什么承载普通人的体面生活？ - 更现实的路径是依靠一组行业组合提供“体面工作”：基础设施与住房更新、能源转型与工业服务、照护与教育服务的职业化、以及关键制造的有限扩张[60] - 美国未来的稳定可能依赖于“制造底线能力 + 基础设施与能源改造 + 技能型工种扩张 + 服务业职业化”的组合拳，关键在于将短期项目转化为长期的职业路径与制度[61] 十一、回到 MAGA：真正的考题是“让多数人再次相信未来” - 衡量成功的指标不应是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历史数字，而应是：中位数家庭收入能否跑赢生活成本、住房与医疗支出占比能否下降、技能型岗位能否形成可复制的职业阶梯、内陆地区就业与税基能否持续改善[64][65] - 美国需要在保留法治与权利保护的同时，恢复行动与建设的确定性；在拥抱科技创新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可参与、可上升的经济路径[64]

行业趋势与挑战 - 古代艺术品资产化、数字化、金融化被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推动力 是春风春雨 是阳关道和加速器[3] - 行业面临造假、贩假 假鉴定、假交易、假拍卖形成的产业链干扰 导致大量古代艺术品真假难辨 阻碍了资产化、数字化和金融化的实施[3] 公司技术与服务 - 国珍府文物鉴定公司以古陶瓷自然老化痕迹显微鉴定方法和技术为基础 研发成功了古陶瓷“二合一”鉴定[3] - 公司研发了具有法律效力且独家承担法律责任的古陶瓷“三合一”鉴定 旨在实现古代艺术品确真鉴定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3]

行业趋势与机遇 - 古代艺术品资产化、数字化、金融化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新概念和新趋势 被视为企业发展的春风春雨、阳关道和加速器 [3][6] - 具备战略眼光和高瞻远瞩的企业 正在积极布局古代艺术品资产化、数字化、金融化领域 这被认为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明智之举 [3][6] 行业挑战与痛点 - 古代艺术品市场发展面临严重障碍 造假、贩假、假鉴定、假交易、假拍卖已形成一个产业 导致大量古代艺术品真假难辨 令市场参与者望而生畏 [3][6] - 上述乱象严重干扰了古代艺术品资产化、数字化和金融化进程的实施 [3][6] 公司技术与解决方案 - 国珍府文物鉴定（北京）有限公司以古陶瓷自然老化痕迹显微鉴定方法和技术为基础 成功研发了古陶瓷“二合一”鉴定方法 [3][6] - 公司研发了具有法律效力且独家承担法律责任的古陶瓷“三合一”鉴定方法 [3][6] - 公司的鉴定技术旨在为古代艺术品提供确真鉴定 从而赋能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3][6]

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中产阶级正面临全面萎缩的危机，官方贫困线标准严重脱离现实，若根据现代必需支出结构重新计算，超过70%的美国家庭实际处于贫困状态 [1][2][3] - 中产阶级衰落是经济政策、金融化、全球化等多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产泡沫以及必需生活成本飙升 [4][9] - 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中产阶级的萎缩趋势在2025-2030年将进一步加剧，威胁社会经济稳定 [11][12] 贫困线标准与真实生存成本 - 官方贫困线计算方法过时，2025年四口之家贫困线为31200美元，仅基于1960年代食物支出占比三分之一的假设，而如今住房、医疗、育儿等必需支出占比已近60% [1][2] - 根据现代必需支出反推，真实的四口之家贫困线应为136000至166400美元，与官方数据存在超过10万美元的认知鸿沟 [3] - 这意味着年收入低于13.6万美元的超过70%的美国家庭，在事实上被划入贫困范畴 [3] 历史转折与政策影响 - 战后至1970年代是中产阶级黄金时代，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稳定在60%以上，贫困率从22.2%降至11.1% [4] - 1980年代成为转折点，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约64%降至2025年的约56%，而企业利润占比从6%升至11% [4][9] - 税制改革使顶层税率从70%降至37%，而中产税负通过FICA和社会保障税上升 [1][9] 生活成本与购买力分析 - 住房成为首要负担，2025年中位数房价41.69万美元是家庭收入中位数（83150美元）的5倍，远高于历史平均的3倍 [6] - 过去六年房价相对实际时薪上涨54%，购房需年收入121400美元，而全国平均收入仅8.4万美元 [7] - 儿童护理年费平均1.476万美元，占家庭收入22%，超过28个州的公立大学学费 [7] - 医疗成本自1963年以来增长14倍，而CPI仅增长7.5倍 [7] - 过去25年实际时薪购买力下降34%，若跟上M2货币供应增长，2025年时薪应为300美元/小时，而非35美元 [8] 财富分配与金融化 - 前1%家庭净值占GDP比重从1964年的8%升至2025年的31% [8] - 中产家庭（收入5万-15万美元）净值中位数仅19.29万美元，远低于前10%家庭的300万美元 [8] - 金融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M2速度）从1950年的2.5降至2025年的1.4，企业利润的90%用于股息和回购，仅10%投入工资 [9] 未来展望与潜在转机 - 官方预测中产收入中位数将升至85000美元，但医疗通胀（4.9%）和住房成本（年涨3%）将侵蚀购买力 [11] - 基础设施法案和绿色投资可能创造200万中产岗位，美联储降息或工会复兴可能带来缓和 [11] - 但若政策不变，联邦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118%，官方贫困率虽稳定在11%，但重构后可能高达75% [11]

期货市场发展现状 - 国内商品期货和期权上市品种达131个 其中工业品期货和期权占比64%达84个 [3] - 铜铝期货与现货价格相关性高达0.99 有效发挥价格发现功能 [3] - A股上市公司套期保值参与率达28.6% 参与企业1503家同比增长14.7% 套保规模突破2万亿元 [3] 新型工业化特征与需求 - 新型工业化呈现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三大特征 [4] - 重点聚焦汽车及零部件 高端装备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新材料及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 新一代信息技术六大产业 [4] - 产业链条长 技术门槛高 资金投入大的特点催生全链条风险管理需求 [4] 期货产品创新方向 - 战略性资源主线：需完善氢氧化锂 钴等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 [6] - 先进材料主线：推进光伏期货指数及半导体材料期货研发 [7] - 绿色转型主线：探索电力期货及碳期货 碳期权等衍生工具 [8][9] 市场战略定位升级 - 期货市场从风险管理工具升级为提升产业链韧性的战略基础设施 [10] - 全国碳市场覆盖发电 石化 化工等8大行业 成为全球最大碳配额交易市场 [9] - 碳市场2024年扩围至钢铁 水泥 铝冶炼行业 [9]

亚洲金融资产增长趋势 - 亚洲地区管理的资产规模达22万亿美元 是2012年的3倍多 年均增速11% 占区域GDP比重从44%升至76% [1] - 亚洲资本从黄金珠宝转向本土金融产品 反映区域金融韧性提升 [1] 政策驱动因素 - 印度系统性投资计划(SIP)提供每年4.5万卢比税收减免 持有超1年收益豁免资本利得税(上限12.5万卢比) [2] - 中国证监会要求国有保险公司至少30%新增保费投向国内股市 鼓励分红和回购 [2] - 新加坡推出50亿新元股市发展计划支持中小盘股投资 [2] - 泰国推出ESG额外收益基金 以税收优惠吸引长期资金 [2] 受益行业与公司 - 银行在印尼菲律宾印度农村地区推动资金从首饰转向理财 受益者包括印尼中亚银行和菲律宾BDO银行 [3] - 保险公司受益于保险渗透率提升 如中国平安和印度HDFC人寿 [3] - 资产管理公司面临定制化养老金储蓄产品需求激增 印度HDFC资产管理公司抢占先机 [4] - 交易所和券商受益于本土交易流动性提升 包括香港交易所和华泰证券 [5] 区域发展差异与未来潜力 -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已建立成熟保险养老金体系 而印尼菲律宾资产规模占GDP比重较低 增长潜力巨大 [6] - 智能手机和数字金融普及加速亚洲资本向内流动趋势 降低对美元依赖并增强区域经济稳定性 [6]

全球发展趋势 - 全球形势高度不确定 大国须管控全球化风险 发展呈现数字化 低碳绿色化 金融化 城市化 老龄化 新型全球化六大不可逆趋势 [1] - 全球化转向新型全球化 无法逆转 特朗普政府尝试的实质是另一种全球化形式 [1] - 数字化进入智能化快速发展阶段 发展势头良好 低碳绿色转型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1] - 金融化认识 理解及相关体制严重滞后 将金融视为虚拟经济不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 [1] -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认识不清晰 现代化强国需金融强国加持 大国博弈中金融强国建设至关重要 [1] - 数字货币引发货币革命和支付革命 对国际竞争影响深远 [1] - 国家竞争力比喻中 农业为刀把 工业为刀身 金融为刀刃 三者结合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1] 城市化挑战 - 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未缩小 拖累国内大循环和经济增长 [2] - 约2.9亿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 按现有速度10-20年难以完成 [2] - 若在"十五五"期间完成目标 每年需转化4000-5000万人 当前准备不足 [2] 趋势演进风险 - 原有规则 制度 法律已不适用 人工智能渗透千行百业带来巨大变化 [2] - 数字革命催生新型就业形态 社保制度面临适应性挑战 [2] - 金融数字化产生新业态 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监管制度 中央银行制度等面临不适应 [2] - 趋势演进过程中宏观风险扩散 管控公共风险成为重大考验 [2]

平台用工与社保缴纳现状 - 京东、美团、饿了么在2024年2月相继宣布将为旗下全职或稳定兼职的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引发社会对平台灵活用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广泛关注 [1][5] - 京东宣布为骑手提供“五险一金”保障，对拥有近700万注册骑手的美团构成了实质性压力，美团此前可能倾向于让骑手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参保 [13] - 美团拥有近700万注册骑手，日活跃骑手约100万，通过代理商和加盟商的复杂用工体系，使得标准劳动关系认定和全员缴纳社保面临现实困难 [13] - 许多骑手因收入下降和社保转移接续的不确定性而不愿缴纳社保，他们更倾向于“落袋为安”，获取更多现金收入 [14] - 平台背后的第三方劳务公司为降低成本，常通过签订劳务协议甚至将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方式模糊劳动关系，使其不受劳动法保护 [13][14] - 根据国务院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1.9亿，新生代农民工已脱离农村和土地，缺乏社会保障将在未来形成涉及近千万人的重大社会问题 [16] 快递与外卖行业劳动关系差异 - 快递行业劳动关系主要分为直营制（如顺丰、京东）和加盟制（如“四通一达”）两种模式 [18] - 直营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通常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享受五险一金，而加盟制站点用工形式不规范，常为家庭作坊式经营或口头约定 [19][20] - 劳动者用脚投票表明快递员保障可能不如外卖骑手，常见快递员转行送外卖，但很少见外卖骑手转行送快递 [20] - 京东在“一大一小”环节存在不足：“一大”指其收购的德邦物流基层快递员社保覆盖率低；“一小”指其即时配送业务（达达）采用灵活用工模式，很少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20] 算法管理与平台控制演变 - 平台早期算法设计以试探劳动力极限为导向，形成高压控制模式，驱使骑手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以实现更快配送 [31] - 算法获取的数据曾包含骑手闯红灯、超速逆行等非法行为数据，并基于此“优化”出更短的配送时间要求 [32] - 平台算法正在调整，趋向“算法取中”，例如美团逐步取消单次超时扣款，增加月度容错率（如一个月跑1000单差评率不超过3%就不罚款） [34] - 算法精准性的背后是劳动者为应对突发状况（如等电梯、爬楼梯）所付出的超常努力，应对算法“去魅”，承认其局限性并赋予劳动者更多自主决策权 [34][35] - 美国外卖平台因依赖汽车配送且地广人稀，算法设计灵活性更强，允许配送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路线并与后台直接沟通 [35] 平台经济模式与资本逻辑 - 平台经济的突然崛起（约2011-2012年）及其大规模“烧钱”扩张，背后主要依赖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金融资本的推动 [41] - 金融资本偏好“低沉淀成本”和高度灵活性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无需购车、用工灵活（司机非正式员工）的模式符合其利益，从而获得更高估值 [42][43] - 平台模式并不必然代表更高的运营效率，“效率”定义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追求短期利益的金融资本手中 [44] - 企业金融化通过裁员、削减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短期内提升资本回报率，但长期损害企业竞争力，波音公司是典型案例 [44][46] - 美国区域性外卖平台得以存续，源于其由本地资金创立、避免金融资本扩张压力，以及美国强烈的社区认同感使居民愿意支持“自己人”的平台 [37] 灵活用工趋势与制度回应 - 被称为“新就业形态”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工作，本质仍是传统的非正规就业，是“新瓶装旧酒” [30] - 许多被冠以“灵活用工”名义的劳动者实际从事每天8小时以上的全日制工作，理应享有正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 [24] - 平台用工的规范化对社会有溢出效应，能倒逼传统行业提升用工标准，否则将面临用工荒 [29] - 现行社保制度与劳动就业高度绑定，难以适应高度灵活的用工关系，未来改革方向可能是实现社保与劳动关系的脱钩，探索基于居民身份的“全民基本收入”等设想 [17][25][50] - 社会对外卖骑手群体的高度关注具有积极意义，其权益改善将惠及更广泛的非正规就业群体 [30] 人工智能对劳动市场的冲击与展望 - 人工智能发展会造成工作岗位流失，并创造需要更高技能的新岗位，存在结构性矛盾，被替代的劳动者难以立即转入新岗位 [47] - 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本身不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未来新增就业可能集中在服务业，关键是被替代者能否转入以及服务业能否提供相当的薪酬与稳定性 [47] - 若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由少数资本独占，而缺乏对失业者的再培训与社会保障，技术红利将加剧社会不平等 [48] - 技术进步必然走向人机协同，但科技越发展，人的价值可能越“贵”，人类将从重复性劳动解放，转向更具创造性和价值的领域，如服务业 [51][52] - 制度调整（生产关系变革）必须跟上技术进步，核心在于所有制与分配制的调整，以适应多样化的工作形态，让劳动者享受发展红利 [47][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