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与区域分化 - 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达39.66岁，较1985年的32.25岁显著上升[1] - 劳动力平均年龄最高的五个省份为内蒙古(41.19岁)、黑龙江(40.84岁)、辽宁(40.74岁)、吉林(40.69岁)和四川(40.29岁)[1] - 海南、西藏、广东等省份劳动力结构相对年轻，区域分化明显[1] 高年龄省份的结构性成因 - 东北三省（黑、吉、辽）劳动力平均年龄均超40岁，面临体制转型与青年外流双重压力[2] - 东北地区传统制造业岗位收缩，本地高质量就业岗位增长乏力，导致高校毕业生“孔雀东南飞”[2] - 内蒙古经济倚重资源型产业，对年轻人才吸附能力较弱，人才流入意愿低[2] - 四川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并在沿海定居，省内其他地区老龄化问题拉高全省平均水平[3] 城市人才竞争战略升级 - 城市竞争已超越“抢人大战”，进入以年轻化为目标的系统性人才生态重塑阶段[1][4] - 成都构建“全周期支持人才发展十条措施”，覆盖从大学生启动金到顶尖团队10亿元综合支持的全链条[5] - 成都每年筹集不少于20万平方米免费办公场地作为“梦想试验田”，并变革人才评价体系[5] - 长春预计一年投入10亿元构建从入学到立业的全程保障链，为大学新生提供免费游览等福利[5][6] - 哈尔滨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通过“丁香人才周”等活动，使省内高校毕业生留哈就业人数年均增长近15%[6] - 绵阳围绕主导产业赴高校精准引才，宜宾2025年上半年计划一次引进3128名高层次人才[6] - 呼和浩特推出“青城英才”工程，着力发展新能源、云计算等产业以摆脱对传统资源的依赖[7] 人才竞争背后的深层挑战与核心 - 人才虹吸效应加剧区域失衡，省会城市人才集聚可能加剧省内非中心城市的老龄化危机[8] - “政策红利期”后的持久力是严峻考验，决定人才去留的关键将转向产业提供的持续上升空间[8] - 城市最终竞争将回归产业竞争力、城市治理能力和文化包容性等“内功”[8] - 年轻人越来越看重城市的“软实力”和生活品质，包括营商环境、创新创业环境及宜居环境[9] - 城市需要完成从工作目的地到精神家园的进化，为人才提供清晰的未来图景和归属感[10] 未来竞争的关键维度 - 吸引和留住年轻人是关乎高年龄省份存续发展的必答题[11] - 城市在关注人口数量后，将更注重提升人口质量、结构和趋势等其他变量[11] - 竞赛的胜出者将是能为年轻人提供梦想舞台、事业机会和美好生活的城市[11]

经济表现 - 湖北省百强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为3.47亿元，较上年增长22.9% [1] -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平均为108.53亿元，较上年增长19.2% [1]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为22.43亿元，较上年增长21.5% [1]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增长58.2% [2] 市场主体与产业规模 - 企业法人数平均为1653家，较上年增加61家 [1]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平均为45家，较上年增加6家 [1] - 营业面积50平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平均为197家，较上年增加68家 [1] 区域竞争力 - 前33名乡镇跻身中国中部百强镇，较上年增加5个 [1] - 前4名乡镇进入中国中部百强镇前十 [1] - 枝江市董市镇位列湖北省百强乡镇首位并跻身中国百强镇 [1] 新质生产力发展 - 传统制造业通过技术改造和落后低效设备更新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 [2] - 资源型产业加速向高附加值产业领域延伸且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2] - 多数乡镇积极布局新能源、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2] 产业集群建设 - 百强镇普遍聚焦1-2个优势产业并做精做强 [2] - 以园中园为集聚载体开展精准招商并推动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创新链、供应链协同发展 [2] - 产业集群"磁吸效应"初步显现 [2] 区域协同发展 - 近六成湖北省百强镇分布在武汉都市圈鄂黄黄核心区、宜荆荆都市圈核心区以及襄阳都市圈核心区 [3] - 乡镇积极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外溢和功能疏解并为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提供配套 [3] - 与中心城市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3] 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 - 镇域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显著增强 [3] - 多个经济强镇设立高标准便民服务中心并推行"一站式"服务以提升办事效率 [3] - 营商环境被打造成为核心竞争力且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 [3] 研究背景与方法 - 研究采用2024年乡镇数据并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进行评价 [4] - 从经济规模、经济活力、人均水平等维度对全省922个乡镇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 [4] - 乡镇作为县域经济的重要基石已成为湖北高质量发展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拼图 [4]

园区经济地位 - 云南省89个开发区以不到1%的国土面积贡献全省近80%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 - 园区经济是云南省经济发展的主战场[1] 发展现状与挑战 - 开发区综合实力偏弱且创新能力不强[1] - 园区存在规划不合理和产业结构需优化问题[1] - 2023年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出现下滑[1] - 开发区振兴三年行动中3项任务进展滞后[2] 政策与改革措施 - 深化"小管委会+大公司"管理模式并实行园区优进劣出动态调整[2] - 延长铝铜锡等资源型产业链以提升产业附加值[2] - 制定壮大园区经济行动计划推动高质量发展[3] - 对土地"批而未供""供而未用"问题采取分类施策方案[2] 资金与土地管理 - 专项债收购鼓励转让和支持开发方式盘活存量闲置土地[2] - 财政厅引导基层培育壮大财源形成"发展产业-增加税收-再发展产业"良性循环[2] - 注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理有效使用[1] 监督机制与成效 - 专题询问形成常态化机制2024年开展4次专题询问和2次质询[3] - 人大监督推动政府解决发展要事和民生实事[3] - 建立"问题-对策-落实"链将监督意见转化为实效[3]

核心观点 - 衡量地区发展水平应关注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而非总量，两者"双高"才是真正的"民富"之地[4][5][6] - 资源型省份通过矿产迅速做大GDP但居民收入转化率低，工业大省人均GDP普遍高于农业大省[17][18][19][20] - 沿海省份在人均收入方面表现突出，浙江因均衡发展成为省级层面（不含直辖市）第一[23][24] 人均GDP分析 - 2024年内地省份人均GDP排行显示：江苏以16.3万元居首（达发达经济体2万美元门槛），甘肃5.3万元垫底（仅为江苏1/3）[9][10][11] - 前五省份为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内蒙古，后五为甘肃、黑龙江、广西、贵州、吉林[12][13] - 内蒙古因煤炭等资源（产量全国前列）带动GDP，鄂尔多斯人均GDP甚至超京沪[16][17] - 工业大省创造更高附加值，农业大省受限于劳动生产率，能源大省易陷"资源诅咒"[18][19][20] 人均收入分析 - 全国人均收入与GDP比值平均43.1%，最高省份达57%，最低仅35%[22] - 浙江以更高收入及最小城乡差距（1.83倍 vs 全国2.34倍）成为省级收入第一，地市间收入倍差仅1.53（江苏广东超2倍）[23][24] - 资源型省份（内蒙古/陕西/山西）收入转化率更低，矿产收益多流向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25][26][27] - 甘肃受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影响，人均GDP和收入双双垫底[28][29] 双高省份特征 - 京津沪+苏浙粤6地符合人均GDP>10万元且收入>5万元的"民富"标准，福建放宽至收入4.5万元可入选[31][32][33] - 共同特征为经济大省、转移支付净贡献大省和民营经济大省，东部8省市贡献全国近半GDP及6成财政收入[34] - 辽宁人均GDP中游但收入Top10，重庆人均GDP破10万元且收入逼近前十[34][35][36] - 西藏青海因转移支付人均指标优于预期，甘肃贵州仍需国家支持[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