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解读习近平总书记2026年新年贺词中引用的三个典故，阐释了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人民情怀和战略思维，并论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性转化与时代价值 [1][2] 典故释义与内涵 - “徙木立信”原指通过徙木赏金树立诚信，现强调公信力是政令施行的根基，要求执政者言行一致、政通令行 [1] - “枝叶总关情”形容关系到百姓生活的事没有小事，如同树木枝叶与根脉相连，体现了深切的为民情怀 [1] -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意指开创事业必须思虑周全、谋定长远，成功者从起步之初便擘画蓝图 [1] 典故在新时代的映射与诠释 - “徙木立信”映射新时代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其诚信基因已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设计 [1] - “枝叶总关情”呼应人民关怀，其为民关怀正转化为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1] -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阐释了战略定力，其战略思维贯穿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1] - 三个典故的创新应用体现了新年贺词中的历史回响与人民史观，反映了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核心命题的当代诠释 [1] 典故的历史溯源 - “徙木立信”源自《史记·商君列传》，商鞅通过徙木赏金（赏金从十金增至五十金）确立官府信用，推动了变法 [1] - “枝叶总关情”出自郑板桥诗《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以竹叶声响隐喻民生疾苦，注入了政治伦理新解 [1] -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出自张居正《答中丞孙槐溪》，揭示了包含目标导向、过程控制和结果评估的系统治理哲学 [1] 典故的现代价值与启示 - “徙木立信”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其价值超越诚信道德层面，为制度建设提供启示，强调制度权威需要“承诺—兑现”的闭环验证，政策效力依赖“认知—认同”的心理转化 [1] - 以2012年出台的中央八项规定为例，其从细节入手，展现了“徙木立信”的执政魄力，通过持续落实让人民群众感受到“言必信、行必果” [1] - “枝叶总关情”的时代性转换在于构建了需求识别的微观政治学范式，其理论贡献包括确立具象化的治理认知论、建构“情感温度”的政治评价体系、形成坚持问题导向的政策生成逻辑 [1] -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是宝贵的方法论，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华文化对系统思维的重视 [1] 传统文化与当代治理的融合 - 当“徙木立信”的契约精神遇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实践，当“枝叶总关情”转化为“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的治理机制，当张居正的战略智慧融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系统战略布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正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生 [2]

何兹全的学术生涯与贡献 - 何兹全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述丰富的著名历史学家，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长达七八十年 [2] - 其研究领域广泛，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兵制史、中国文化史等领域均有卓著建树 [2] - 他是学术界影响很大的“魏晋封建说”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性学者 [2] 唯物史观的学习与应用 - 何先生早在1929年（约18岁）读高中时即接触并信仰唯物史观，对此倾心拜倒，如饥似渴地接受 [2] - 他将学习唯物史观形容为“手里有挺机枪”，使其眼界大开，与仍持旧理论（“铁盾钢矛”）的同辈学者相比，取得了不逊色的战果 [2] - 他运用唯物史观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结合史实，强调全面地从发展变化上看待历史现象和问题 [2] - 其早期重要成果《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1934年）已开始形成“魏晋之际封建说”的基本观点 [2] “魏晋封建说”的坚持与发展 - 何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坚持其“魏晋封建说”，尽管该学说当时不受主流重视，被完全边缘化 [2] - 其阐述学术主张的代表性文章《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几经周折，最终于1956年在《文史哲》发表 [2] - 另一篇重要文章《汉魏之际封建说》写于50年代初，但直到1979年才在《社会科学战线》刊发，被耽误了二三十年 [2] - 他克服艰难险阻，坚定不移，最终在1991年国家改革开放形势下出版了分量很重、影响很大的学术成果《中国古代社会》 [2] - 他总结自己的精神为“择善而固执之”，即认识了真理就要抓住不放，但同时不以已接受的真理排斥新的真理 [2][3] 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与使命 - 何先生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纯书斋式研究，主张治学应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 [3] - 他认为历史学的目的是总结前代经验、探求社会规律、增进人的智慧，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3] - 他强调学习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 [3] 对唯物史观的终生信仰与捍卫 - 在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何先生始终保持着对唯物史观的坚定信仰，并用以指导治学和告诫同行 [4] - 1981年，他在《学史经验和体会》一文中总结近半个世纪的体会，强调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根，离开它学问就是漂浮的、本末倒置的假学问 [4] - 2001年，已届期颐之寿的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发言，强调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和核心内容 [4] - 针对当时“唯物史观却有点不时兴了”的倾向，他坚信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深入，辩证唯物史观会再次为史学家所接受 [4] - 他断言：“真理，在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前，是打不倒的。因为它有生命力。换言之，有生命力的理论是打不倒的。” [4]

胡曲园先生的生平与思想转折 - 胡曲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奠基人与首任系主任 [3] - 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最初将文学视为救国救民的武器 [5] - 1927年李大钊牺牲成为其思想重要转折点，毅然从文学转向哲学，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投身社会斗争 [5] - 抗战前与艾思奇等在上海参加地下哲学小组活动，小组每活动一次就要换个地点以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 [5]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创建与早期发展 - 1955年，胡曲园在复旦大学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班 [6] - 1956年，在研究班的基础上，正式创建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 [6] - 创系初始就强调学术上的兼收并蓄和自由讨论，主张学生读书更广，思想要灵活 [13] - 在复旦，马哲、中哲、西哲等二级学科间极少有门户之见，这是胡曲园留下的宝贵传统 [15] 主要的哲学观点与学术贡献 - 指出哲学的“抽象不是空洞，而是揭示事物的普遍本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方向盘” [8] - 1957年明确提出“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反对苏联教科书体系对斗争性的片面强调 [8] - 1978年发表《论真理没有阶级性》，旗帜鲜明地提出“客观性是真理的唯一基础”，成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先声 [8] - 注重马中西哲学的融通，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不能妄自菲薄 [9] - 82岁高龄时发表《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一文，反驳“西周是奴隶社会”的流行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9] - 提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的公有思想塑造了中国文化长期的“崇古”传统，认为互助协作、重视民生的集体记忆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9] - 主张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认为治水问题孕育了“天人合一、天下一家”的核心理念，并由此提出中国并未经历西方意义上的奴隶制 [14] - 强调哲学与哲学史并重、深耕经典原著，复旦大学早期就已开设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课程，当时该著作译本尚未完整出版 [15] 教育理念与学术风范 - 常以张居正名句“心以积疑而起悟，学以渐博而相通”鼓励学生，认为“疑者，觉悟之机也”，能调动独立思考 [12] - 拒绝教条主义，提倡开阔视野和知识贯通 [12] - 1954年，曾为因翻译黑格尔《历史哲学》而受指责的王造时先生辩护，指出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对立简单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3] - 强调要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940年就撰写《论建立民族哲学问题》等文章维护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11] - 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要内容编写《辩证唯物主义》讲义，上课听来感到亲切 [11] - 批评那种认为只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必花费精力去学“过时”的哲学史的“幼稚想法” [8] - 本人是马中西融通的典范，虽然主要从事马哲研究，但也研究老子、公孙龙，还写过《形式逻辑》教材，早年翻译过海涅的抒情诗集 [15] 历史影响与当代意义 - 胡曲园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一个缩影 [11] - 其学术跋涉所开辟的深刻足迹，为今天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11] - 在历史转折的时候，提出了对苏联哲学模式的质疑，同时也表明了对“斗争哲学”的怀疑 [11] - 改革开放初期，在“两个凡是”提出的背景下，敢于明确提出客观性才是真理的根据 [16] - 晚年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断定以及对中华文化中“崇古”精神持久影响力的剖析，是立足自身文化传统和实践，推进马哲原创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典范 [16] - 被认为是立足于中国深厚历史实践与传统文化的哲学研究的先驱 [16]

文章核心观点 - 辽宁大学成立唯实哲学研究院并举办首届研讨会，旨在推动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倡导“从实出发、以实为本”的唯实主义，以回应时代需求并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话语体系 [1][3][5] 研究院成立与定位 - 辽宁大学唯实哲学研究院于2025年12月20日正式揭牌成立，由校党委书记潘一山院士等多位代表共同揭牌 [1][12] - 研究院秉持现实、真实、务实的“三实”理念，遵循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走向前沿的“三步”发展路径 [5] - 研究院致力于推动理论创新、深化学术原创、拓展跨学科对话，并聚焦国家现实需求开展研究 [3][5] - 研究院聘任张珂为首席专家 [5] 唯实主义方法论内涵 - 唯实主义是以“事实”和“事实性”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方法论 [14] - 该方法论提出了真实性、整体性、主客观充分融合三个方面的事实构建标准 [14] - 在去伪和事实构建过程中需遵循行为逻辑、非利益性、非当代性和非意识形态化等原则 [14] - 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归零重启法、唯实双构法、唯实史料、唯实比较等具体方法以及唯实理性的立场和精神 [14] - 其重要功能之一是发现社会科学中的作伪并进行系统去伪，以恢复历史事实和观念事实的真实性 [14] 学术研讨与观点分享 - 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唯实主义方法论及其应用展开研讨，涵盖哲学史、伦理学、政治哲学、知识体系构建等多个维度 [41] - 张珂以董学研究为例，展示了唯实主义在辨识历史作伪、还原观念事实方面的应用，指出了中国哲学史中的“董冠孔戴”现象 [15] - 牟岱教授评述了张珂著作，提出了董仲舒“托孔入世”的创新观点，并重新评价董仲舒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奠基人，主张董学构成了中国文化和哲学传承的主线 [17] - 罗安宪教授强调“正名”与自主知识产权确立的重要性，指出古今存在名号误用、称谓失范等问题 [22] - 周斌教授指出唯实主义在伦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为道德实在论提供了支撑，并为解决道德分歧奠定了客观基础 [31] - 赵瑞泽编辑探讨了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强调应以方法论创新推进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建设 [28][29] - 张子祥研究员探讨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三个发展阶段：坚定文化自信、整合西方知识体系、通过中国创造形成高端学术产品 [37] 对唯实主义的评价与展望 - 与会专家肯定唯实主义回归事实的取向及其对中国哲学特质与时代回应的价值 [35][39] - 张珂展望唯实主义未来可在历史学、历史哲学、国际关系理论、辩证法等多个领域持续拓展，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话语体系提供方法论支撑 [15] - 赵炎副教授在肯定唯实主义的同时提出三点反思：需辨析与现象学“事实”理解的差异、质疑“非利益性原则”的超脱性可能、追问“非意识形态化原则”的彻底性与现实可行性 [39] - 会议通过坦诚交流凝聚了共识，为唯实哲学的未来发展搭建了坚实平台 [41]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核心要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力量，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继承与发展这一理念，将其作为指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的根本遵循 [1][2][3][4][5]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阐述 -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忽视群众作用的观点，指出历史是群众活动的产物，思想必须扎根于群众并通过群众的实践力量来实现 [1] -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以群众为主体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2] -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释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人民群众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力量 [2] -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只有真正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革命运动才能开辟历史新道路 [2] - 恩格斯强调，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动力是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和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非个别人物 [3] 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史观的实践与发展 -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群众史观转化为具体革命实践，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4]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强调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智者问策 [5] -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展 [5]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提出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引导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5] - 要求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鼓励人民群众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并将其经验上升为理论和政策以指导新实践 [5]

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1] - 马克思揭露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错误 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创造出唯物辩证法[1] - 马克思通过钻研微积分留下《数学手稿》 恩格斯完成《自然辩证法》首次在自然科学领域确立唯物辩证法地位[1] 唯物辩证法在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 -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分析物质生产劳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2] - 唯物史观凝练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法[2]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辩证思维论证资本主义发展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 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2] 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性与中国化发展 - 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辩证法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融合 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制定《共产党宣言》到领导第一国际[3] -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创作《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矛盾关系[4] -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 为唯物辩证法注入新内涵[4] 新时代辩证思维能力的创新运用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善于抓住关键 找准重点 洞察事物发展规律[5] - 党中央把握时代脉搏 阐述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系统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方法[5] - 创造性提出治国理政科学思维 创新发展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 有力破解各领域实践难题[5]

文章核心观点 - 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被视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1][4] - 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科技创新通过生产工具革新和劳动组织方式变革，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因[1][2] -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将科技创新置于关键位置，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国际战略博弈的制高点[3][4] 科技创新理论内涵 - 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创新是划分经济时代和推动生产力提高的直接杠杆，例如手推磨与蒸汽磨的对比标志着社会形态的更替[1] - 劳动组织方式的制度创新同样能解放生产力，协作和分工即使不改变工具也能创造新的集体生产力[2] - 科技创新是一个曲折前进的复杂过程，从量变到质变需要各环节相互作用，例如蒸汽机问世近一个世纪后才真正引发工业革命[2] 历史实践与传承 -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科技创新，毛泽东指出不搞科学技术则生产力无法提高，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 - 当前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4] - 需要继承发扬重视创新的传统，将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4] 精神品格与制度保障 - 科技创新需要不畏劳苦、勇于攀登的精神品格，才能在科学道路上达到光辉的顶点[3] - 科技创新的充分应用有赖于社会关系的建立，共产主义被视为不受束缚的科学的堡垒和苗圃[3]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核心在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这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源泉 [4][5][8] - 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人民、依靠人民 实施持久战战略和人民战争战术 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4][5] - 新时代继续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理念 凝聚人民群众智慧力量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历史史实与文物见证 - 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品见证抗战岁月 包括群众送军粮、转移伤员历史照片、木刻画和"当兵要当新四军"民谣 [4] - 地道战将平原变成地下堡垒 麻雀战袭扰敌军 游击战采用敌进我退等战术让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5] - 山东临沂沂蒙红嫂在抗战时期支援前线 缝军衣、做军鞋、救伤员 [6] - 北京密云县邓玉芬将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全部战死沙场 华北平原庄户人家写下"抗战到底"对联 [7] 领导论述与思想指导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选择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4] -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4]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记述历史 牢记抗日战争伟大历史和伟大功勋 [5] -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 实施持久战战略和游击战术 [5] 人民力量与历史意义 - 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 [4][8]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 显示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 [4] - 前人的浴血奋斗和英勇牺牲为国家带来独立自主 为民族带来发展繁荣 为人民带来幸福生活 [8] - 新时代从实现脱贫到抗击疫情 亿万人民的支持是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任何挑战的坚强保障 [8]

会议背景与组织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于8月20日在北京召开 [1] - 会议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办 中国历史研究院承办 [1] -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洪大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芮出席会议 [1] 研究成果发布 - 会议发布8项抗战史和二战史重大研究成果 为过去10年间学界合作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1] - 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全景式描绘抗日战争历史全貌 科学阐明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 [1] -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聚焦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系统展现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显著地位和巨大贡献 [1] - 《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1931—1945）》等论著坚持唯物史观 诠释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1] - 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丛刊》《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铁证如山》等全面收集文献档案资料 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1] 学术研讨内容 - 五位专家围绕"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定站在抗日民族伟业最前沿""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历史地位""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等主题做主旨发言 [2] -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参加"中流砥柱""东方主战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三个主题的研讨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 -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体现对"单向度"现代化范式的超越 [1] - 该发展范式既继承发展唯物史观，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明确回答了两者关系处理问题 [1]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的内容与形式 [2] - 精神文明具有相对独立性，能通过观念引领、价值导向等方式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发展 [3] - 两者辩证统一，需在尊重"物质决定精神"规律前提下释放精神文明的能动作用 [3]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 协调两者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打破西方现代化"资本至上"的畸形义利观 [4] - 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获得感和精神幸福感的统一 [5][6] - 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需以坚实物质基础和先进精神文化支撑未来发展 [7] 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 - 夯实物质基础：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善举国体制、培育复合人才、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8] - 加强精神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满足精神需求 [9] - 发展人文经济学：实现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激发文化要素的经济潜力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