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特朗普政府宣布的“对等关税”将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广泛冲击，可能引发全球资金在美国与非美资产间的再平衡，并对美国经济及美元资产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1] - 尽管外部环境带来压力，但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突出，拥有市场规模优势，且政策空间充足，若政策对冲力度较大，中国经济有望保持稳健运行[1] “对等关税”政策内容与影响 - 政策旨在平衡美国与各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逆差，对所有地区加征10%基础关税，并对逆差较大地区加征更高税率[2] - 根据USTR公式计算并给予约50%折扣后，主要逆差来源地被加征的关税率如下：中国大陆及港澳（34%）、欧盟（20%）、越南（46%）、中国台湾（32%）、日本（24%）、韩国（26%）、印度（27%）、泰国（37%）、瑞士（32%）、马来西亚（24%）、印尼（32%）、柬埔寨（49%）[2] - 共计有18个地区被加征的关税率高于中国大陆，按进口加权平均加征关税率为22.5%[2] - 此举实质性冲击了过去四十年形成的全球贸易秩序[2] 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 高额关税将加剧美国“滞胀”风险，导致经济增长下行和物价水平上升[3] - 根据密歇根大学调查，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于3月份大幅攀升至5%，为2022年以来最高，对未来5-10年的通胀预期上升至4.1%，为1993年以来最高[3] - 静态模型测算显示，在既有关税基础上叠加“对等关税”，或将额外推高美国PCE通胀1.9个百分点，降低美国实际GDP增速1.3个百分点[4] - 宏观不确定性将导致企业推迟投资和招聘，进一步拖累经济，而美联储在“滞胀”风险下短期内或难以降息，增加经济下行与市场调整压力[4] 对全球资金与美元资产的影响 - “对等关税”可能大幅削弱美元资产吸引力，引发全球资金在美国与非美资产间趋势再平衡，进而压低美元汇率[4] - 汇率冲击叠加“AI叙事”变化，美股下跌压力急剧上升[4]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 中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已形成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包含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5] - 2023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前五为：中国（4.78万亿美元）、美国（2.84万亿美元）、日本（0.84万亿美元）、德国（0.84万亿美元）、韩国（0.47万亿美元）[5] - 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为29.6%，较2019年上升2.4个百分点，同期美国占比上升1.4个百分点，而日本、德国和韩国占比分别下降2.1、0.3和0.4个百分点[5] - 大市场规模带来成本优势，例如中国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从2008年的17万MW提升至2024年的183万MW，全球占比从16.4%提升至41.1%，且其平准化度电成本已低于燃煤标杆电价[6] 中国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 - 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整体，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8.9%，较工业增加值整体增速高3.1个百分点[6] - 2024年中国新能源车产量同比增长38.7%[6] - 根据Gartner数据，2024年中国数据中心系统支出同比增长40%，占全球总支出的24.5%[6] -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51%，保有量占全球41%[6] 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空间 - 经济转型基本确立，供给端科技创新重要性提升，需求端消费重要性上升[7] - 政策在促进需求方面仍有较大空间，中央财政杠杆率较低有扩张潜力，货币政策利率也有进一步下调余地[7] - 稳预期、保主体、扩内需、惠民生等政策均有一定操作空间[7] - 在面临全球贸易体系大变局的情况下，如果政策对冲力度较大，中国经济有望保持稳健运行[7]

文章核心观点 - 对1 - 2月经济数据阐述经济分化与后续推演，经济现状呈现强供给弱需求、“硬科技”强“旧经济”弱两大分化，后续变数或在供需层面，年内“供需缺口”可能扩大，二季度压力较大，还分析了对资产的影响 [2][3] 经济现状 分化一：强供给，弱需求 - 1 - 2月供给端工增增速5.9%、服务业生产指数5.6%，GDP增速大于5%；需求端五大指标低于5%，工业部分供需差距对应1 - 2月PPI -2.3%同比 [5][8] 分化二：“硬科技”强，“旧经济”弱 - 固投中建筑安装工程增速1.1%，设备工器具购置增速18%，反映“硬科技”强“旧经济”弱 [9] - 分行业投资，“硬科技”行业如信息服务业、信息传输业增速高，地产、材料业、基建增速偏低 [6][10] - 分行业产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旧经济”产品产量增速为负，“硬科技”产品产量增长 [6][10] 变数推演 推演一：“不变”的或是经济转型 - 支持“硬科技”发展方向不变，预计“信息业”引领今年资本开支，财政预算科技增速高于基建类 [7][11] 推演二：“变化”的或是供需缺口 - 年内“供需缺口”可能扩大，二季度压力大，与政府投资、出口、地产有关，若三者转弱，消费承压加剧缺口扩大 [2][12] - 重大项目储备不足，2季度基建增速有下滑风险 [7][12] - 地产止跌企稳基础不牢，二季度有转弱风险，二手房价格上涨城市少、新房库存去化周期上行、新开工下滑 [12] - 出口关税压力未充分消化，二季度出口有下行压力 [7][13] 1 - 2月经济数据详细分析 主要经济数据概览 - 供给侧偏强，工增增速5.9%，服务业生产指数5.6%；需求侧社零与投资小幅回升，出口增速下降，地产销售面积同比下降，物价方面CPI、PPI同比均值情况，金融方面信贷偏弱 [14] 就业 - 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4%，31个大城市5.2%，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5.1%，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47.1小时 [16] 消费 - 社零1 - 2月同比增速4.0%，分城乡乡村增速高于城镇，分商品餐饮与汽车增速回落，网购、石油制品增速变化，限额以上与以下均小幅回升，耐用品中电子类>家电家具类>汽车类，非耐用品中粮油食品增速上行 [17][18][19] 地产 - 地产景气指数回升，销售面积与销售额同比下降，投资增速收窄，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竣工面积同比下降，施工面积累计增速好于去年，土地成交面积与总价增速回升，资金来源增速大幅收窄，二手房环比转弱同比降幅收窄，库存小幅上行 [20][21] 工增 - 1 - 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5.9%，销率95.5%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三大产业采矿业、制造业、电热气水增速情况，分所有制国有控股、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私营企业增加值增速情况 [22] - 装备制造业偏强，增加值同比增长10.6%，细分行业多个增速超10%，高景气品种产量增长 [23] 投资 - 1 - 2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4.1%，分行业地产、制造业、基建、其他行业增速情况，分所有制内资、港澳台投资、外商投资、国有控股、民间投资增速情况 [25] - 建安增速偏低，设备购置增速上行，对全部投资增长贡献率62.3% [25] - 中央主导投资增速回落，部分地方主导投资增速改善，“硬科技”景气较高 [26]

工业生产 - 下游开工继续回暖，汽车半钢胎开工率同比上升2.7%，涤纶长丝开工率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至2.2% [1] - 中上游开工小幅回落，PTA开工率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至-4.1%，纯碱开工率同比下降5.7个百分点至-5.9% [1] - 高炉开工率延续回升，同比上升2.6%，涨幅较上周提升0.5个百分点，但表观消费同比回落至-6.6% [4] 建筑业开工 - 全国粉磨开工率同比下降6.6个百分点至-16.9%，水泥出货率同比上升3.8个百分点至-7.7% [1] - 沥青开工率处于历史低位，同比下降2.5个百分点至-5.3% [1] - 玻璃产量同比维持在-10.2%，周表观消费同比回落9.5个百分点至-13.9% [7] 下游需求 - 全国新房成交同比大幅回落66.6个百分点至-15%，其中二线、三线城市成交同比分别下降24.9%和12.2% [2] - 铁路货运量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至1%，公路货车通行量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至-1.30% [2] - 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回落2.20个百分点至2.54%，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回落4.3个百分点至2.8% [10] 人流与消费 - 全国迁徙规模指数同比下降11.4个百分点至-4.7%，国内执行航班架次同比下降8.6个百分点至-2.7% [11] - 电影观影人次和票房收入同比分别回落62.4%和71.7%，乘用车零售和批发销量五周均值环比分别上升6.7%和30% [12] 出口与运输 - CCFI综合指数环比下降3.2%，欧洲和美西航线运价环比分别下降5.4%和3.5%，BDI周内均价环比上升16.4% [13] 物价 - 农产品价格普遍回落，蔬菜、猪肉零售和水果价格环比分别下降1.7%、0.9%和0.6%，鸡蛋价格环比上升0.7% [14] - 南华工业品价格指数环比下降1.7%，其中能化价格指数环比下降2.2%，金属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 [15]

企业部门预期低迷的核心矛盾 - 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面临不同问题：国有企业受行政审查制度束缚导致决策僵化[7]，私营企业受利润预期下滑和消费力缩减冲击[4] - 价格战与利润螺旋：企业恶性竞争→利润下滑→裁员降本→居民收入减少→消费萎缩→进一步压制企业利润[5] - 需求疲软深刻影响供给端：规模以上企业利润与PPI持续低迷形成负反馈循环[7] 私营企业面临的挑战 - 企业家老龄化危机：2010年后上市的中小板/创业板企业家平均年龄超65岁，接班断层问题突出[7] - 管理机制缺陷：过度依赖创始人个人决策，现代化公司治理体系缺失[7] - 外部环境压力：税务审计等行政监管加剧投资预期不确定性[7] 国有企业改革困境 - 行政枷锁效应：FF监管机制强化导致市场响应能力下降[7] - 激励机制失效：降薪政策造成绩效与回报脱钩，员工积极性受挫[7] - 定位矛盾：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双重目标难以平衡[7] 技术创新与短期现实的错配 - 长期转型需求：技术进步是国家经济转型关键但需时间沉淀[7] - 短期生存压力：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成本上升/创新高风险制约企业投入意愿[7] 消费端与生产端的负反馈 - 中产阶级消费力缩减直接削弱企业议价能力[4] - 居民收入预期恶化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空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