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特朗普的一系列非常规政策操作，本质上是对美国国内因长期分配失衡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的应激性纾解，其根源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浪潮[2] - 这些政策难以实质性解决美国内部矛盾，其反复无常和“临阵退缩”的特点，折射出短期追求“小成本、大收益”的现实主义博弈倾向，但将持续扰动全球市场[4] - 理解特朗普政策需要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回归政治经济学视角，其政策实践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累积后向外转移趋势的现实映射，具体表现为推崇贸易保护主义和强化对海外资源与能源的战略掌控[3] 特朗普“政策谱”的具体措施 - **对内措施**：成立DOGE效率部削减政府冗余并推动联邦裁员；禁止国防军工企业分红/回购以加速产能建设；挑战美联储独立性；呼吁设定10%的信用卡利率上限；要求房利美/房地美购买2000亿美元MBS以压降按揭贷款利率；限制机构投资者购买独栋住宅[5] - **对外战略**：广泛加征关税；呼吁俄乌结束冲突；减少对外国际援助；施压盟友分摊军费；抓走委内瑞拉总统；觊觎得到格陵兰岛[5] - **多维度政策框架**：政策涵盖财政与效率、外交与军事、移民与安全、金融与加密、贸易与能源、科技与文化等多个维度，核心目标包括削减开支、刺激增长、战略收缩、降低成本、制造回流等[6] 美国社会矛盾与分配失衡的根源 - **民众关切焦点**：2024年美国民众最关注通胀、财政赤字、医疗可负担性及公立教育质量等经济与治理问题，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靠后[7] -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过去十多年，美国企业税后利润占GDP比重趋势上升，而劳动者税后薪酬（加转移支付）占比基本稳定，两者差距再次扩大[9] - **家庭负担加重**：使购房成本不超过年收入30%所需的“合格收入”中位数已超过12万美元，而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约为8万美元，差距大幅走阔[9][12] - **新自由主义回归的影响**：1980年代新古典主义回归，推动金融监管放松、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化，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与贫富分化加剧[10] - **企业金融化加速**：自1981年起，美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与销售额之比从25%左右升至次贷危机时的45%以上，而固定资本与销售额之比趋势下行[11] - **薪酬差距急剧扩大**：2024年美国CEO的实际薪酬比1978年高出1094%，而普通员工薪酬仅增长26%，CEO与工人的薪酬差距从1978年的31:1扩大到2024年的281:1[19] - **制造业依赖加深**：1995年至2018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工业投入品来自中国的比重从6%升至94%左右，显示对海外供应链依赖大幅上升[25] 政策应对：从凯恩斯主义到后凯恩斯主义的困境 - **次贷危机的凯恩斯主义应对**：美联储推行多轮量化宽松，其总资产从危机前的约1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4万亿美元以上；影子政策利率一度接近-3%；同时出台了约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及《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金融监管[29][32] - **新冠疫情的再次宽松**：为应对疫情，美联储资产一度接近9万亿美元，影子政策利率接近-2%，导致政府债务快速积累，债务率接近二战时期水平[32] - **凯恩斯主义被常态化**：在结构性改革停滞的背景下，本用于非常时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被常态化，无法解决贫富分化、产业链安全等深层次问题[35] - **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分配但面临阻力**：后凯恩斯主义主张改善分配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美国推进艰难，体现在高收入人群税率仍偏低、医疗改革缓慢、教育资源失衡、基建投资受私人资本掣肘等方面[3][36][38] - **改革难以推进的多重原因**：包括企业无形资产占比高导致避税容易、区域不平等、工会力量减弱（1980年代后加速）、政治货币化以及国会经济议题分歧创历史新高等[49][52][54][56][57]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政策逻辑 - **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特朗普推崇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依托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加征关税，历史上美国曾在1890年通过《麦金利关税法案》将平均关税从38%提高到50%[62][63]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累积终将催生矛盾向外转移，特朗普的政策实践正是这一逻辑的映射，试图通过对外战略转移内部压力[3][65] - **政策实践的矛盾与退缩**：特朗普在关税等问题上多次出现“临阵退缩”，例如威胁对欧盟加征50%关税后又同意推迟，反映了其政策理想与现实约束之间的差距[73] - **国防战略的转向**：2026年美国《国家国防战略》核心转向“美国优先”和本土安全，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较2022年有所下降，体现了战略收缩的现实主义倾向[74][75] 对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与市场扰动 - **货币政策理念的潜在转变**：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Warsh主张“降息+缩表”，意图使货币供给从财政投放主导（外生货币）回归银行信贷主导（内生货币），这并非简单的宽松或紧缩[4][77] - **政策转变的可能影响**：若Warsh路径成功，可能强化金融周期，导致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顺周期波动上升，并可能加剧贫富差距[78][80] - **市场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围绕Warsh的争论是一次深层次的制度性货币抉择，其政策能否在不引发系统性失序的情况下落地，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将持续扰动市场[4][81]

美联储政策与市场影响 - 新美联储人选公布，整体对市场偏正面，但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1][4] - 市场共识认为当前操作本质是“偷摸宽松”，表面稳健从紧，实际已悄悄向市场放水 [1][4] - 政策逻辑包括利率继续下调以缓解政府还债压力 [1][5] - 政策逻辑包括实施QT以控制通胀，可能导致美元偏弱或回归中性 [1][5] - 政策逻辑包括对高收入者加税，旨在增加财政收入并缓解分配矛盾 [1][5] - 政策逻辑包括利率下调和财政扩张，预计将利好AI和科技产业 [1][5] - 政策总目标是稳住债务、通胀和内部矛盾，同时扶持科技产业 [1][5] 美元与资产价格表现 - 讨论核心指向“弱美元”，现实情况与口头宣称的强势美元不符 [3][6] - 去年美元指数下跌了10%，并在去年二月跌至四年新低 [3][6] - 货币供应量巨大，现在一年印2.5万亿美元，并有意向3万亿美元冲击 [3][6] - 以黄金计价股市，过去七年多美国股市呈现“实质性下跌”，表明是货币贬值而非股市真正上涨 [3][6] - 大量印钞对有资产者是财富加速器，对无资产者则是“慢性出血” [3][6] 结构性社会与政治风险 - 播客中提出了“美国内战”的极端可能性，作为解决分配问题的非温和方案 [2][3][5][6] - 分配失衡是提及“美国内战风险”的核心原因，形成了跨政治阵营的共识 [3][6] - 观点认为，除了社会大重构，可能已无太多温和方案能解决分配问题 [3][6]

八九十年代通胀特征 - 通胀源于计划经济下商品供给严重短缺，实行凭票供应[1] - 生产效率低下导致有钱买不到商品，形成抢购现象[3] - 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巨大价差，催生“倒爷”套利行为[3] 当前经济环境转变 - 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占据全球产能33%[6] - 经济问题从供给短缺转变为需求不足，企业通过内卷降价竞争[6] - 产能过剩导致国内销售困难，企业依赖海外市场维持运转[6] 当前需求不足的结构性原因 - 消费占GDP比例仅为33%，远低于发达国家50%-80%的水平[7] - 居民债务杠杆率高达62%，自2021年以来持续处于高位[9] - 高房价导致两代人背负沉重债务，严重抑制消费能力[9] - 老龄化加速人口结构变化，进一步削弱整体消费需求[9] 通胀与通缩的根本差异 - 八九十年代通胀本质是供给侧短缺引发的抢购型通胀[11] - 当前通缩是需求侧疲软所致，表现为不敢消费和买不起[11] - 短期压力来自债务负担，长期挑战在于分配不均和人口老龄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