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核心问题是消费不足，特别是服务消费不足，而非投资与出口不足[2] “十五五”期间经济增长逻辑需从供给侧导向转向需求侧导向，以终端需求决定有效投资，并建议通过三条路径提升产能利用率[3] 当前经济问题诊断 - 宏观增长与微观感受存在“温差”，名义增长对当前阶段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是市场真正认可的增长[1] - 需求不足的核心在于消费不足，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主要缺口在于服务消费，存在“结构性偏差”[2] - 消费不足的重点与痛点在于服务消费，特别是住房、医疗、社保、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缺口最大的群体是近3亿农民工，尤其是近2亿进城农民工[3] - 造成消费结构性偏差的原因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低且内部差距大、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滞后、不同阶层和群体收入差距较大、政府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导向[2] “十五五”经济增长逻辑与目标 - “十五五”期间应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不低于1个百分点，作为稳增长的硬任务[3] - 经济增长逻辑需转变：由重视产业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供给侧导向，转为重视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侧导向[3] - 新逻辑顺序应为：首先算清并稳定扩大终端需求，其次以终端需求为基准评估产能状况（过剩、差不多或不足），最后仅在产能不足领域进行有需求有效益的有效投资，并在投资中增加技术含量以实现创新驱动[3] - 需警惕在终端需求不足、产能已严重过剩的领域以新名目大上投资项目，这类投资当期增加GDP，但下一期会形成新的过剩产能和债务负担[4] 今年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下降1.7%即说明产能已严重过剩[4] 结论是抓消费才能真正把投资带上去[4] 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三条路径 - **路径一：稳增长稳就业以提高收入**：扩大消费的前提是增加收入，需稳定宏观经济基本盘，持续推进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稳定扩大城乡居民就业，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性与经营性收入[5] - **路径二：缩小公共服务差距以增加转移性收入**：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增加城乡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性收入，可将部分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者提供，扩张性财政政策重点应转向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以解决其发展型消费不足问题，对冲房地产等非生产性投资下降留下的空间[6] - **路径三：实施“两个10万亿”计划以提高养老收入**：“十五五”期间，可通过将“两个10万亿”国有权益资本划拨社保基金并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结合短期财政补贴和完善长期缴费制度，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的人均养老收入从目前的每月246元提高到“十五五”末期的每月1000元，同时推动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和居民财产权利制度以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6]

核心观点 -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 消费不足主要源于结构性错配而非绝对资金短缺 具体表现为房地产资源分配失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1][4][5] 房地产行业 - 存在显著结构性错配 农民工群体虽在农村拥有房产（如200多平方米二层小楼）但无法转化为有效城市住房需求 同时高房价抑制实际购房能力 [1] - 保障房供给不足导致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恶劣（如长期居住地下室） 配套教育资源的缺失进一步加剧消费抑制（需支付高价借读费） [1][2] - 县域新型城镇化出现资源错配 安置房空置率高企 主因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配套未能同步跟进 [4] - 农村宅基地流转受限造成资源闲置 城乡土地交易机制缺失阻碍资本双向流动（如民宿、农业投资） [4][5] 消费行业 - 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5% 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近翻倍差距） 反映整体消费意愿疲软 [1] - 城镇居民消费受房贷/教育/医疗支出挤压 农村居民因养老金水平过低（月均400-500元）及自费医疗问题更不敢消费 [1][4] - 若农村养老金提升至月均1000元 预计可释放超8万亿元年消费潜力 带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 [4] - 消费抑制具有结构性特征 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如学区房、豪宅）与低收入群体基础消费受限并存 [1][5] 政策与改革方向 - 保障房建设需由政府主导而非开发商 重点解决农民工居住及子女教育问题 从而拉动家电/装修等衍生消费 [4][5] - 国有企业利润需向社保基金倾斜以充实养老金账户 但面临国企利益分配阻力 [4] - 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 建立宅基地市场化退出机制 促进资本与劳动力要素双向流动 [4][5] - 政策实施需系统性配套 单一住房供给无法解决问题 必须同步完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城乡覆盖 [4][5]

核心观点 - 现阶段消费不足是一种结构性偏差 需要用抓投资的政策力度和资金投入去抓消费 减少结构性偏差 形成稳增长促转型的新动能 [1][3][8] 消费不足现状分析 - 需求不足主要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不足 消费率处于偏低水平 是一种结构性偏差 [3] - 消费不足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不足 重点是教育 医疗 保障性住房 社保 养老等与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的发展型消费不足 [3] - 消费不足最大的缺口在于农村居民 重点是近三亿农民工 近两亿进城农民工 [3] - 消费不足实质上还是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3] 终端需求概念 - 提出终端需求概念 即消费加非生产性投资 后者主要是与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 [4] - 过去房地产和基建高速增长 存在超前和透支问题 [4] - 当前经济面临价格低迷 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等挑战 根源都指向终端需求不足 [4] 政策建议方向 - 用抓投资的政策力度和资金投入去抓消费 [1][8] - 将减少消费比重的结构性偏差作为稳增长的一项硬任务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把消费占GDP比重提升到合理水平 [8] - 对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8] 结构性改革重点领域 - 以农民工为重点的新市民刚性住房为重点 着力解决住房结构性不足 [10] - 允许地方政府通过专项债等渠道筹措资金 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 或开工建设新的保障性住房项目 [10] - 深化农民居民养老保险体系改革 通过国有权益资本划拨社保基金 财政补贴和完善缴费制度等方式建立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障体系 [11] - 通过5年时间逐步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养老金收入提升到1000元/月 [12] - 以城乡生产要素双向顺畅流动带动第二轮城市化浪潮 重点加快都市圈范围内的中小城镇建设 [13] - 通过提高城镇化比例达到75%以上和质量 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拉动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增长 [13] 增长高度与宽度关系 - 创新领域如DeepSeek 人形机器人等新兴技术提升经济增长高度 即社会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6] - 增长宽度指全部社会成员中不同部分形成对已有生产能力有效需求的程度 由教育 社保 人力资本建设等推动 [6] - 如果增长宽度问题解决不好 增长高度提升也将会受到约束 [6]

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 - 中国家庭消费、最终消费和服务消费占GDP比重与OECD国家相比存在1/4至1/3的缺口，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 [3][4] - 结构性偏差的四大成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且城乡差距大（农村养老金仅220元/月vs城镇企业3000元/月）、城市化率滞后（67% vs OECD国家70%-80%）、收入差距大（基尼系数0.45+，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vs低收入群体9亿人）、政府净资产占比高（38.6% vs OECD国家5%）[5][6][7] 消费不足的核心矛盾 - 服务消费不足集中于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发展型消费，农村居民（3亿农民工+2亿进城农民工）是最大短板 [10] - 房地产基建高增长曾掩盖消费偏差，但当前房地产下跌和基建减速使消费短板成为终端需求"卡脖子"因素 [10][11] - 需区分源头性问题（终端需求不足）与派生性问题（价格低迷/产能过剩等），解决消费占比偏低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性原理" [12][13] 扩大消费的解决方案 - 短期优先推动农村养老金改革：将5-6万亿刺激资金中划拨5000亿可使月养老金从220元增至400元，划拨1万亿可增至600元 [16] - 中期建议划拨国有资本：国有金融资本权益30.6万亿中划拨10万亿，按7%收益率可使养老金发放水平提升1-2倍 [17] - 长期完善缴费制度：目标5年内将农村养老金从当前220元提升至1000元，测算显示1万亿投入可带动8000亿直接消费，通过1.5倍乘数效应拉动GDP增长1.2万亿 [19] 经济转型路径 - 需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将政府净财富和国有资本收益从储蓄投资转向支持消费 [7] - 纠正消费结构性偏差可释放新增长动能，潜力不亚于房地产曾带来的增长效应 [19]

我国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 - 从购买力平价视角看，中国家庭消费、最终消费和服务消费占GDP比重较OECD国家相同发展阶段低1/4至1/3，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 [3] - 形成结构性偏差的四大主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且城乡差距大（城乡养老金差距达30倍）、城市化率滞后（中国67% vs OECD 70-80%）、收入差距大（基尼系数0.45+）、政府净资产占比高（38.6% vs OECD 5%） [4][5][6] - 房地产和基建高速增长曾掩盖消费不足问题，但随着两者增速下滑，消费结构性偏差成为终端需求短板 [7][8] 解决消费不足的路径选择 - 需区分源头性问题（终端需求不足）与派生性问题（价格低迷/产能过剩等），应将政策重点放在提升消费占比这一源头问题上 [9] - 短期最有效措施是改革农村居民养老金：将5-6万亿刺激资金中5000亿注入可使月养老金从220元增至400元，1万亿可增至600元 [11][12] - 建议划拨10万亿国有金融资本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7%收益率测算可使养老金发放水平提升1-2倍 [13] 农村养老金改革的经济影响 -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达0.8，1万亿资金投入可产生8000亿直接消费，考虑1.5倍乘数效应可拉动GDP增长1.2万亿 [15] - 以2025年GDP增长5%测算（增量6.7万亿），该措施可贡献约1万亿增量，对稳增长效果显著 [15] - 五年内将农村养老金提至1000元/月，虽仍低于城市水平，但能有效释放9亿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 [14][15]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 需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将政府净财富和国有资本收益从储蓄投资转向支持消费 [6] - 补足消费结构性偏差短板可创造不亚于房地产的新增长动能，支撑经济中速增长 [16] -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等）既是民生需求，更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必要条件 [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