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华政策转向 - 欧盟对华政策关键词从“去风险”转向“勒索” 表明其策略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进攻[1] - 政策转变的起因是中国对关键原材料特别是稀土的出口管制 令欧盟感到焦虑并寻求反制[1] 欧盟的威胁与建议 - 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建议欧盟以不加征更广泛关税为条件 要求中国放宽稀土出口管制并让人民币在未来12个月内每月升值1.5%[3] - 该言论被视为测试中国是否愿意缓和局势的试金石 反映欧盟决策圈因缺乏有效硬手段而试图将关税“武器化”[3] 欧盟的强制立法行动 - 欧盟工业专员警告欧洲企业 若不主动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 欧盟将保留“立法强制”的权利[4] - 欧盟推出“ReSourceEU”计划 旨在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欧洲工业界进行供应链“多元化”[4] 欧盟对关键原材料的依赖现状 - 欧盟每年消耗约2万吨永磁体 其中1.7万至1.8万吨直接来自中国 本土产量仅为1000吨[5] - 欧盟官员将中国对原材料的控制比作“勒索” 并计划限制废旧金属出口以强制留在欧洲回收[8] 欧盟的产业扶持与投资 - 欧盟委员会宣布将投入近30亿欧元 用于支持采矿、炼油和回收项目[8] - 欧盟计划模仿日本机构 建立一个“欧洲关键原材料中心”以统筹采购和储备[8] 欧盟战略的局限性与挑战 - 业内人士认为欧盟30亿欧元的投资对于重建脱离中国的完整稀土产业链是杯水车薪[8] - 欧洲唯一的氢氧化锂工厂造价高达1.5亿英镑 突显其重建供应链的成本高昂[9] - 德国锂业公司高管嘲讽欧盟在减少依赖方面做得太少[8] 欧盟面临的宏观环境 - 欧盟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既缺乏美国的资源禀赋 又失去了中国的高效供应链[10] - 中国新的出口管制措施虽因中美会谈暂停一年 但仍对欧盟构成潜在威胁[10] - 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抢占资源 加剧了欧盟的竞争压力[10] 欧盟政策的原则性转变 - 欧盟正在告别其曾奉行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则[10] - 欧盟贸易专员承认世界各地的贸易正在被“武器化” 但未提及欧盟自身也在采取同样做法[11] 对中国的长期影响 - 中欧之间的博弈已超越稀土贸易 涉及定价权、汇率主权和产业链安全[13] - 面对欧盟的威胁姿态 中国需要为关于定价权、汇率主权和产业链安全的长期博弈做好准备[13]

世界贸易组织现状与挑战 -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自2019年12月11日起已停摆近6年 其停摆源于美国自2017年采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恶意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1] - 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认为 美国实际上已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无视数十年维护的贸易规则 他设想一个没有美国作为积极成员的世界贸易组织是完全可能的 其他成员必须推动该体系向前发展[1] - 世界贸易组织面临重大系统性矛盾 美国退出其约束并违背承诺已六年 却仍参与该组织决策[10] 全球化趋势演变 - 世界正从“快全球化”向“慢全球化”过渡 国际贸易总体规模仍在增长 但增速正在放缓[6] - 过去的快速全球化由各国开放共识和技术创新驱动 技术进步如集装箱和互联网显著降低了跨境流通成本[6] - 当前多边贸易体系呈现三大特征：贸易武器化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以及预防主义兴起[6][7][8] 贸易保护主义与影响 -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有限 美国仅占全球进口的13% 其余87%由其他国家承担 高关税成本将主要由美国自身承担[7] - 预防性贸易保护措施源于公众对健康和环境风险的高度关注 例如欧洲碳定价机制 各国碳价格水平差异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8] 气候变化与贸易的关联 - 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有利于环境保护[3] - 当前缺乏可执行的全球法规 《巴黎协定》行动分散且缺乏约束力 可能导致贸易摩擦[4] - 需要合适的平台解决紧张的南北关系 巴西提议建立关于气候变化和贸易的综合论坛 被认为是多边主义的正确道路[4][5] 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与策略 - 202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43.85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5% 规模创历史新高 其中出口25.45万亿元 增长7.1% 进口18.39万亿元 增长2.3%[9] - 中国需推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宏观经济再平衡 同时积极开拓新兴市场 扩大海外投资 优化贸易结构[9] - 作为全球化重要参与者 中国将在当前和下一阶段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9] 企业应对策略与数字化影响 - 企业必须增强前瞻性能力和战略灵活性 及时把握地缘政治、技术和政治领域趋势 提升适应能力 增强供应链和生产系统的灵活性[9] - 数字化成为影响全球贸易格局的新变量 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推动服务贸易增速超过货物贸易[9] - 服务贸易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和跨境数据传输 但各国数据治理监管体系差异显著 构成了新的贸易壁垒 构建国际数字治理体系是关键[10]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方向 - 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改革以重振活力 更有效地应对复杂新问题 尽管已有由欧洲和中国等成员建立的运作良好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10] - 需重新平衡成员与秘书处之间的权力结构 目前成员权力过大而秘书处参与度不足 阻碍了决策效率[10] - 必须在贸易、环境、电子商务和补贴纪律等领域促进贸易便利化 消除贸易中的非法障碍仍是其根本使命[10]

WTO上诉机构停摆与多边贸易体系现状 - WTO上诉机构自2019年12月11日起已停摆近6年，其停摆源于美国自2017年采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恶意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2] -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指出，美国实际上已退出WTO，无视数十年维护的贸易规则，其他成员必须推动该体系向前发展，即使没有美国参与，WTO也需要继续运作[2] 全球化进程的演变 - 全球化正从“快全球化”向“慢全球化”过渡，国际贸易总体规模仍在增长，但增速正在放缓，去全球化的说法毫无根据[6] - 在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快速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经历了爆炸式增长，驱动因素包括各国在开放问题上的广泛共识以及技术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境流通成本[5][6] 当前多边贸易体系的新常态特征 - 特征之一是贸易武器化，贸易政策可能被用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6] - 特征之二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仅占全球进口的13%，高关税的成本最终将主要由美国自身承担[6] - 特征之三是预防主义的兴起，源于公众对健康和环境风险的高度关注，例如中国和欧洲已建立碳定价机制，但各国碳价格水平的差异会导致新的贸易壁垒[7] 气候变化、环境与贸易的联动挑战 - 全球90%的人口已受到环境危机影响，采取行动迫在眉睫[2] - 目前缺乏可执行的全球环境法规，《巴黎协定》行动过于分散，缺乏具体法规的约束力，可能导致贸易摩擦[3] - 美国极不配合，多次退出国际协议，削弱和延缓了国际化进程的有效利用和规范[3] 中国的贸易表现与角色 - 202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43.8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进口18.39万亿元（同比增长2.3%）[7] - 作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需要继续推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宏观经济再平衡，并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扩大海外投资、优化贸易结构，将在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7] 数字化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 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打破地域壁垒，推动服务贸易增速超过货物贸易，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8] - 服务贸易高度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和跨境数据传输，但各国数据治理监管体系存在显著差异，设置了新的贸易壁垒，构建国际数字治理体系已成为关键问题[8] WTO改革与未来方向 - WTO面临重大系统性矛盾，美国已退出其约束且不断违背承诺，却仍参与该组织决策[9] - WTO改革需重新平衡成员与秘书处之间的权力结构，目前成员权力过大而秘书处参与度不足，阻碍了决策效率[9] - 未来需在贸易、环境、电子商务和补贴纪律等领域促进贸易便利化，消除贸易中的非法障碍[9] 企业在新环境下的战略应对 - 企业必须增强前瞻性能力和战略灵活性，及时把握地缘政治、技术和政治领域的趋势变化，从早期信号中识别风险和机遇[7] - 企业需要提升自身适应能力，增强供应链和生产系统的灵活性，并不断调整服务模式以符合各国监管要求[7][8]

宏观经济预期下调 - 南非标准银行将2024年南非经济增长预期从1.8%大幅下调至0.9% [1] - 同时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3% [1] 增长预期下调的核心原因 - 关税不确定性对南非宏观经济前景构成压力 [1] - 美国对南非出口产品加征30%的高关税是主要冲击 [3] - 受打击最严重的领域是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出口 [1] 对关键行业的影响 - 南非出口产品中约三分之二为矿业产出和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汽车）[3] - 高关税对汽车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 [1] - 高关税对农产品出口造成严重冲击 [1] 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 关税冲击将导致失业 [1] - 在南非本就严峻的高失业率困境下，再就业将异常艰难 [1] 对贸易格局的潜在影响 - 美国此举被视为试图遏制自身衰退并阻挠其他国家崛起，是国际竞争问题 [3] - 此举本质上是将贸易与产业政策武器化 [3] - 若被排挤出美国市场，南非需持续深化与其他发达国家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3]

欧美关税调整与德国车企业绩冲击 - 美国政府自4月起大幅提高自欧盟进口汽车关税，重创欧洲汽车产业，导致德国主要车企利润暴跌[1] - 欧美日前达成新协议，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25%降至15%，但分析人士指出德国制造业困境远未解除，高企的出口成本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削弱车企信心[1] 关税对德国车企财务的直接影响 - 2025年上半年，宝马集团收入同比下降8.2%，净利润下滑29%，公司指出高关税是核心业务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2] - 2025年上半年，梅赛德斯-奔驰净利润从去年同期的约61亿欧元“腰斩”至约27亿欧元[2] - 2025年上半年，大众集团销售收入同比下降0.3%，旗下保时捷因关税额外支出约4亿欧元[2] - 受美国关税政策等因素影响，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今年的现金流或将合计减少约100亿欧元[2] - 即便税率下降，德国车企每年仍将面临数十亿欧元的额外关税负担[2] 关税对产业链与成本的多层传导 - 美国对钢铁、铝等原材料维持高达50%的进口关税，上游供应商将成本压力转嫁至整车厂商，进一步压缩整车利润空间[4] - 2024年美国从德国进口汽车约45万辆，同期德国车企在美生产汽车超84万辆，其中约一半面向全球出口，这种跨境生产销售格局对政策变动极为敏感[4] - 大众集团在美国的工厂面临的关税陡然升高，仅2025年上半年就给集团整体带来13亿欧元的成本负担[4] - 奥迪首席财务官表示，美国关税已导致公司损失约6亿欧元[5] 德国汽车产业面临的深层挑战 - 2024年以来，福特、斯泰兰蒂斯、大众、采埃孚、博世等在德国及欧洲的企业相继宣布裁员或关闭生产线[5] - 行业面临订单萎缩、能源成本高企、劳动力成本上涨，传统制造业优势日渐削弱[5] - 德国车企在电动化转型方面整体仍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的新能源车企[5] -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警告，美国高关税政策不仅削弱欧盟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也可能损害美国本土供应链和消费者利益[3] 德国车企的战略转向与“向东看” - 面对欧美市场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德国企业开始关注制度环境稳定、增长前景清晰的中国市场[6] - 大众集团对在中国市场推进本地平台建设和电池领域合作“非常有信心”[7] - 宝马集团宣布与中国科技企业北京初速度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联合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新一代智能驾驶辅助解决方案[7] - 德国汽车经济学专家指出，宝马、保时捷、梅赛德斯-奔驰正借助中国在电池技术和规模化生产方面的优势提升产品竞争力，并认为“汽车行业的未来在中国”[7] -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体系动荡下，中国市场或许是全球企业为数不多仍具制度稳定性的“锚点”[7]

巴菲特关于贸易的核心观点 -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和世界好好做生意，贸易不应该成为武器 [1] - 其言论被视为从长期价值投资者视角，重申自由贸易是全球经济的基石，并警示贸易壁垒和冲突会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3] - 巴菲特以其巨大影响力，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背景下发出和平与合作信号，倡导对话并反对对抗 [5] 对贸易武器化现象的观察与分析 - 当前国际贸易中存在将贸易武器化的现实，具体表现为使用关税和禁令作为工具 [1] - 贸易武器化的动因常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竞争和国内产业保护等非经济目的 [5] - 贸易武器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伤害他国的同时也会震伤自身并可能破坏自身供应链，导致没有赢家 [3] 贸易武器化的潜在经济后果 - 贸易武器化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重塑、效率下降和成本增加 [5] - 此举可能带来通胀压力并阻碍创新，最终损害所有参与者的长远经济利益 [5] - 贸易冲突会扭曲市场信号并增加不确定性，与追求长期稳定投资回报的目标背道而驰 [3] 倡导的解决方案与未来方向 - 应坚持开放市场、遵守规则并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争端，这是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稳定的根本 [7] - 国家间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寻求合作，致力于共同做大贸易“蛋糕” [7] - 应避免因短期战略或政治目标而牺牲长期经济福祉，需全面认识贸易武器化的风险 [5]

文章核心观点 - 巴菲特认为美国不应像特朗普那样将贸易当作武器加征关税激怒全球，此做法扰乱全球市场是重大错误 [1] 相关要点总结 - 当地时间5月3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上94岁的巴菲特发表对美国贸易做法的看法 [1] - 巴菲特指出让75亿人不满而3亿人炫耀成就不是明智之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