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治理架构变革 - 近期东北证券、中航基金、山东国信等金融机构相继撤销监事会，涉及银行、保险、券商、基金、信托等多个领域[1] - 撤销监事会是基于2024年7月正式施行的新公司法，新法不再强制要求设立监事会，允许公司选择由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1]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证监会已出台配套政策，支持金融机构选择审计委员会作为内部监督主体[1] 监事会制度的局限性 - 实践中监事会暴露出独立性不强、专业性不足、权威性有限等问题，导致监督流于形式、难触及实质，逐步被边缘化[1] - 旧有治理模式下，监事会与审计委员会在财务监督、内部控制、风险管控等方面职能高度交叉，导致权责不清、资源内耗[2] - 职能重叠推高了治理成本，削弱了监督实效与决策效率[2] 审计委员会的优势 - 审计委员会多由具备财会、风控背景的独立董事构成，专业性与独立性更强[2] - 审计委员会内嵌于董事会，能提前介入重大决策审议，从源头强化风险控制，而监事会因与董事会平行而处于决策流程之外，监督易流于表面[2] - 审计委员会能依托专业与信息优势，实现对财务、内控与风险的穿透式监督，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警与事中控制[2] 治理转型的意义与挑战 - 监督权被嵌入决策核心，推动机构治理从形式上的权力分立迈向实质上的功能融合，显著加强了监督权[1] - 此次转变成为观察中国特色金融治理体系演进的重要窗口[1] - 新结构下面临的挑战是，审计委员会在监督管理层的同时也须监督董事会，如何确保其履职尽责仍是提升内部治理的课题之一[2]

公司核心事件 - 大连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华信信托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1] 公司风险处置历程 - 2019年被列入6家高风险信托公司之列 [3] - 2020年4月因资金池业务违规被监管叫停 2020年9月发布多只产品延期兑付公告 同年11月征集战略投资者 [3] - 2021年原银保监会工作组进驻公司 [3] - 此后进行两次信托受益权转让 累计兑付本金9.2% 剩余90.8%本金展期 [3] - 2024年8月风险处置迎来关键进展 收购公司大连安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于2025年9月25日前收购符合资格的个人投资者信托受益权 [3] 公司基本信息 - 华信信托成立于1981年 注册资本66亿元 [4] - 公司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信托公司 [4]

行业转型驱动力 - 监管政策导向明确，新版业务“三分类”体系中资产服务信托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1] - 市场环境变化促使家庭客户主动寻找稳定专业的财富管理工具，对信托工具需求更迫切 [2] - 发挥信托的隔离作用，为客户提供风险隔离与财富传承工具是回归本源的核心 [2] 服务信托发展前景 - 服务信托被视为一片蓝海，行业内生动力和客户需求变化推动其进入新发展周期 [1] - 随着制度完善，当前的试点探索未来将实现遍地开花 [2] 不动产信托实践与特色 - 广东试点允许对未达交付条件的不动产进行预登记，先行设立信托以提前搭建架构并延后部分税负 [3] - 试点未限制必须是辖内注册的信托公司展业，所有在广州设有异地分支机构的同业均可支持业务发展 [3] - 预登记转为正式转移登记时，可与遗嘱信托结合，在继承人确认后按信托合同办理转移登记 [3] 不动产信托盈利模式 - 盈利不必只来自不动产本身，客户将核心不动产放入信托是对公司的巨大信任，可探讨更多应用场景 [3] - 随着规模扩大，不动产信托业务本身会形成稳定的管理费收入 [4] 股权信托业务模式 - 股权信托收入结构不止于设立费与管理费，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分红更好地传承给受益人 [5] - 长期运行中股权分红不断沉淀在信托计划内，通过合理资产配置实现保值增值并形成持续管理费收入 [5] - 若分红资金配置信托公司自身产品，还将产生另一重产品管理费 [5] 客户服务与能力建设 - 扩大触达客户能力可先服务好同业和渠道，积累专业储备并提升服务能力 [5] - 服务好“一代”客户后，可逐步延展至二代教育、慈善安排、家族治理等业务领域 [5]

文章核心观点 - 信托公司治理改革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建元信托和山东国信作为行业首批完成调整的机构，正式取消监事会设置，由审计委员会接棒履行监督职能，标志着新《公司法》框架下信托业治理优化模式从政策试点走向实践操作[2][3] 监管批复与公司调整 - 建元信托于7月30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于11月11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批复，核准修订后公司章程生效，监事会同步撤销，原职权由风险控制与审计委员会承接，从决议通过到监管批复用时仅3个半月[3] - 山东国信收到山东金融监管局批复，自11月10日起不再设立监事会，职权交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9名原监事全部离任[3] - 两家上市信托公司的调整遵循监管批复到章程修订再到职权交接的规范流程，确保治理转型平稳过渡[3] 治理模式变革的动因与优势 - 传统监事会模式存在监督滞后、职能重叠等问题，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主导，可更及时介入财务审计、风险管控等核心环节，提升决策效率[3] - 取消监事会可以减少监督职能重复，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且治理模式与国际上大型金融机构的“单层制董事会”模式更相似，有助于金融业与国际接轨[5] - 对于中小型信托公司，不再单独设立监事会能实现治理机制灵活优化，并有效降低人员配置与管理运营成本[6] 政策法规依据 - 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正式实施，明确国有独资公司可设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为治理结构优化提供法律基础[6]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5年5月修订《信托公司管理办法》，新增条款明确信托公司可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而不设监事会，从监管层面提供明确操作路径[6] - 新《办法》强调信托公司需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体系，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是该要求的具体体现[6] 审计委员会的运作与风险防范 - 监管层未降低对审计委员会监督职能的管理标准，明确其负责人需为独立董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成员不得少于三人，董事会非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表决需经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形成多层次风险防控体系[5] - 防范“决策与监督一体化”风险需通过优化审计委员会专业配置与独立性建设，明确其在财务监督、风险评估等领域的核心职责并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关键信息及时完整披露，建立内部举报反馈机制，引入外部审计机构形成内外监督互补[7] 行业未来展望 - 预计未来3-5年内，多数信托公司将完成治理结构调整，审计委员会模式或成为行业主流选择[8] - 已完成治理调整的信托公司需警惕“形式化”风险，避免审计委员会沦为“花瓶机构”，需在提升效率与强化制衡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和监管协同构建新治理体系[8] - 治理改革的核心是服务于信托业从“融资中介”向“资产管理机构”转型，通过提升监督效能保障受益人利益，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8]

案件核心观点 -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典型案例，彰显依法从严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鲜明立场[1] - 典型案例具有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精准惩治新型隐性腐败、注重多领域覆盖三大特点[1] 依法从严惩处 - 刘某受贿1.5亿余元、利用影响力受贿3700万余元，造成巨额贷款无法收回，被判处死缓及终身监禁[1][2] - 吴某受贿2.75亿余元、挪用公款5.08亿余元，利用银行行长职权发放5亿元贷款并收取虚假咨询服务费，被依法惩处[1][2] 新型隐性腐败 - 黄某受贿案以加入公司获取“劳动报酬”方式收贿，为新型政商“旋转门”表现形式[3] - 李某、徐某受贿案在未实际出资情况下，以“合作经营”分配利润方式收贿，为隐性腐败典型[3] 多领域覆盖 - 案例覆盖金融监管、银行、信托等领域职务犯罪及关联犯罪[4] - 王某作为国有参股银行支行行长，通过虚假理财挪用公款，并涉受贿、行贿等多罪，挪用公款罪被顶格判处无期徒刑[4] - 曾某作为信托贷款审批人员，违规签批不符合条件贷款造成巨额损失，被依法定罪量刑[4]

案件核心观点 -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6件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旨在发挥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1] - 案例特点包括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精准惩治新型隐性腐败以及注重多领域覆盖[2] - 典型案例彰显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鲜明立场，维护金融安全[2] 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犯罪（刘某案） - 被告人刘某利用担任金融监管单位助理巡视员等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在入股控股村镇银行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1.5亿余元[4] - 退休后利用原职权地位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3700万余元，造成村镇银行巨额贷款无法收回[4] - 司法机关以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刘某死缓并终身监禁，彰显从严惩处金融监管领域腐败的立场[6][7] 商业银行领域腐败犯罪（吴某案） - 被告人吴某系国有出资银行行长，通过发放5亿元保证贷款非法收受额外固定回报1.42亿余元[8] - 另收受他人贿赂1.32亿余元，挪用公款5.08亿余元，违法发放贷款5.01亿余元造成损失3026万余元[9] - 司法机关数罪并罚判处吴某死缓并终身监禁，体现严惩银行领域权力寻租的决心[10][12] 政商"旋转门"受贿犯罪（黄某案） - 被告人黄某利用担任国有商业银行部门总经理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公司进入银行特定客户名单提供帮助[13] - 通过离职后到请托人公司领取"安家费""薪酬"等方式收受财物共计4268万余元[13] - 司法机关以受贿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4年，明确划出法律红线，净化金融市场生态[15][16] "合作经营"型受贿犯罪（李某、徐某案） - 被告人李某、徐某利用国有信托公司职务便利，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交由第三方承销并为该公司谋利[17] - 通过不实际出资合伙经营方式分配利润，李某收受1435万余元，徐某收受1431万余元[17] - 司法机关分别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徐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体现对信托行业腐败"零容忍"态度[18][19] 虚假理财挪用公款犯罪（王某案） - 被告人王某利用银行支行行长职务便利，通过出具虚假理财协议挪用公款，案发时未退还本息17.7亿余元[20] - 在挪用过程中实施行贿1600万余元、受贿8200万余元、违法发放贷款8.1亿余元等多项犯罪[20] - 司法机关数罪并罚判处王某无期徒刑，充分发挥刑罚对维护金融安全的震慑作用[22][23] 信托领域职务犯罪（曾某案） - 被告人曾某利用信托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便利，违规审批发放不符合条件贷款23亿余元，造成巨额损失[24] - 收受请托人好处费1790万余元，司法机关以受贿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25] - 案件处理发挥警示震慑效果，有力维护金融信托资金安全和管理秩序[26]

公司人事任命 - Western Pacific Trust Company宣布任命Catherine Schaeffer为运营副总裁 自2026年1月1日起生效 尚待监管批准 [1] - Catherine Schaeffer目前担任计划管理经理 她在新职位上将负责监督公司运营绩效并制定持续改进计划 [2] -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lison Alfer表示 Catherine Schaeffer深厚的运营专业知识和领导力记录将对公司持续增长和强化运营至关重要 [3] 新任高管背景 - Catherine Schaeffer拥有23年公司任职经验 曾担任过多个资深职位 将在支持公司长期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3] - 在其当前职位中 Catherine Schaeffer在推动关键项目和提升组织效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公司基本信息 - Western Pacific Trust Company是一家持牌信托公司 获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开展非存款类信托业务 [5]

财富传承市场总体特征 - 财富传承市场展现出强劲的逆周期增长势头，与传统财富管理业务面临的挑战相比，以财产保护和有序传承为核心的新型需求正逆势上升 [1] - 市场潜力巨大，潜在规模可达约4500亿元，与传统资产管理行业规模相当，源于服务居民家庭约600万亿元的总财富 [2] - 市场处于法律、税务、金融深度融合的快速成长期，综合性服务模式尚未成熟，意味着巨大的成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2] - 市场具有独特的抗下行特性，波动主要与人口结构、代际财富转移相关，与经济周期关联度较低，随着第一代创富者进入传承窗口期，相关规划已成为刚性需求 [2] 不动产信托试点进展与价值 - 不动产信托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热烈反响，自北京率先启动后，上海、广州、厦门、天津、江苏等地迅速跟进，试点落地节奏不断加快 [3] - 不动产信托主要指家庭将不动产财产装入信托以实现保护与传承，其推广使信托工具真正走向普惠，以房产为主要财产形式的普通家庭得以使用该服务 [4] - 案例显示，通过将价值约数百万的房产装入信托，可为特殊需要家庭成员提供持续生活保障，有效解决财产归属与风险隔离问题 [3] - 在残障子女照护、独居老人养老等场景中展现出巨大民生价值，通州区开展的"特殊需要信托走进社区"系列活动已举办20场，获得居民高度评价 [4] 股权信托及其他服务信托发展 - 股权信托作为服务信托的重要方向正蓄势待发，服务对象主要聚焦于民营企业家群体，通过将股权资产装入信托有助于优化企业治理结构，保障长期稳定经营 [4] - 股权信托对稳经济、保就业具有积极意义，并能沉淀耐心资本，促进金融行业健康发展，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的传承案例警示市场股权安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4] - 通州区同步推进"传承法律服务走进银行"活动，促进法律服务与金融资源的对接，为企业家提供专业支持 [4] 未来发展挑战与机遇 -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信托税收制度有待完善，在财产装入、持有和处置环节可能存在税负问题 [5] - 各方正积极努力破解难题，通州区探索通过慈善信托提供支持，《信托法》修订工作提上日程有望从法律层面明确信托主体地位，税务部门也已启动相关课题研究 [6] - 金融、法律、税务等相关行业应加强协作，共同构建有韧性、可持续的财富传承市场体系，这对保障社会财富有序传承、促进经济长期稳定与社会和谐具有深远意义 [6]

行业前景与战略定位 - 信托行业在“三分类”监管框架指引下正回归本源 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光明[1] - 信托具备独特制度优势 能在社会治理 企业融资支持 个人财富保值增值与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1] - 公司作为中石油控股信托公司 必须按照国资委要求服务主责主业 持续推挤产融方向建设[4] 主动转型与业务调整 - 公司自2021年起主动调整路径 率先全面停止房地产通道业务 政信平台业务于2022年6月停止[4] - 近三年来不断优化审批决策机制 将原决策委制度调整为审批人制度 提高审批决策时效[4] - 内部制度不断趋于完善 各项指标度过寒冬 进入良性发展阶段[5] 产融结合与能源主业绑定 - 公司提出“跑起来、融进去、闯产融”理念 紧盯中国石油主业和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开展服务[6] - 从只懂做项目转向主动找客户 为主业单位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推进业务系统和集团ERP联动[6] -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公司管理信托规模近3054亿元 截至2024年底产融规模406.72亿元[6] - 自重组以来为石油石化行业主业单位及产业链客户累计提供资金和服务支持1138亿元 目前存续规模约366亿元[6] 标品信托业务发展 - 标品业务是应对低利率挑战的关键抓手 虽然起步不算早但近两年发展非常快[7] - 标品条线已形成覆盖现金管理 纯债 固收+ 股票/FOF四大类别的产品矩阵[7] - 客户结构从单一集团内向中石油集团内+外部机构+零售的多元格局转变[7] - 标品业务推动财富端增长 形成内外协同格局 对内与中石油子公司合作 对外与招银理财 华夏理财等机构建立合作[7] 创新业务与特色领域 - 聚焦集团产业链科创企业融资需求 深化知识产权领域金融创新 累计成立知识产权证券化信托近二十单 规模4亿元[7] - 在养老 家族等资产服务类业务持续发力 截至今年9月累计成立近20单养老服务信托 委托财产形态涵盖资金 保单 股权等[8] - 在慈善信托领域 2025年上半年新增备案30单居全国第一 累计备案突破百单 是全国第三家突破百单的信托公司[9] 未来发展规划 - 公司将立足“十四五”业务发展基础 贯彻落实中石油集团公司建设世界一流低碳能源公司的整体战略[9] - 坚持规模与质量并重 创新与稳健兼顾 特色与协同融合的原则[9] - 通过资金端优化客户分层服务 资产端强化能源特色能力 协同端深化内外联动生态三大路径 构建与能源主业深度绑定的业务体系[9]

金融立法修订 - 加快推进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等的修订工作，以促进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 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完善外汇和跨境人民币管理体制，加强本外币一体化管理 [1] - 制定公司债券管理条例，健全分类趋同、规则统一的债券市场法律制度 [1] 新兴金融领域立法 - 推进数字金融新兴领域立法，提高金融法治与金融实践的适应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