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个典型案例 内容涵盖融资环境优化、股东有限责任激活、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企业名誉信用保护等多个方面 [1] 依法规范金融机构行为 助力破解融资难题 - 人民法院通过审理金融借款纠纷案件 规范金融机构利息和费用收取、单方面增加贷款条件、中止或提前收回贷款等行为 以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2] - 在某银行与某地产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 银行在发放3.5亿贷款前收取1000万元“融资承诺费”却未提供服务 法院认定该费用违反监管规定 按照“砍头息”规则将其从借款本金中扣除 [2] - 在某银行诉港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 法院认定借款人仅迟延2天支付利息属显著轻微违约 银行在有充分担保下直接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有违诚信公平原则 故驳回其诉讼请求 [2] 坚持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 在案件审理中坚持立法法规定的溯及力原则 准确适用法律以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3] - 在某集团公司诉某开发公司一般取回权纠纷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应适用购房合同签订时的法律 支持作为国有企业的某集团公司的一般取回权诉请 体现了平等保护精神 [3] 妥善处理企业改制历史遗留问题 - 人民法院在处理企业改制引发的纠纷时 既坚守法律底线 又考虑历史特殊性 实现各方利益平衡 [4] - 在某资产管理公司诉某商贸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案中 法院细致梳理债权债务关系 确认该公司仅实际接收180余万元资产 故再审改判其仅在接受资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为其剥离了不应承担的巨额债务 [4] 依法维护股东有限责任制度 - 人民法院严格落实公司法 依法维护股东与公司之间财产独立、责任分离的现代企业产权结构 [5] - 一方面规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 如“掏空”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 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5] - 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股东有限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 维护诚信出资股东的合法权益 在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责任间建立“防火墙” [5] - 在某投资公司诉某集团公司执行异议之诉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改判已履行出资义务的民营企业股东受有限责任制度保护 无需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5] 依法创新执行举措 维护企业信用 - 人民法院依法审慎适用执行强制措施 防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 努力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声誉 [7] - 在某家居公司诉某咨询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中 法院根据双方申请采取执前扣划措施 既避免了胜诉方因现金流短缺陷入困境 又避免了败诉方因成为被执行人而影响征信 [7]

公司股权结构变动 - 绵竹市国有资产事务中心通过认缴1.37亿元出资额获得剑南春集团14.51%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 [2] - 公司注册资本从8.08亿元增至约9.46亿元人民币 [2] - 国资入股出资方式为债权而非现金，被猜测与商标纠纷相关 [11] 公司历史改制与争议 - 2003年公司改制为民企，乔天明等管理层通过四川同盛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公司69.54%股份 [7] - 乔天明在同盛投资持股41%，间接持有剑南春约26%股权，成为实控人 [7] - 改制被指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董事长乔天明于2023年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行贿等罪名获刑5年，并处罚金4亿元 [4] 公司内部管理权变动 - 乔天明于2015年失联后，公司内部在杨冬云与乔愚之间爆发争权战 [5] - 2019年杨冬云逐步退出核心岗位，蔡发富接掌核心业务 [7] - 2022年4月乔愚作为副董事长、总经理全面主导公司 [7] 公司商标权纠纷 - 改制后商标等无形资产由地方政府持有，后续转让引发争议 [7] - 2024年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绵竹国资诉剑南春的商标合同纠纷案，焦点为商标转让合同的合法性 [9] 公司财务与分红 - 在国资入股前，剑南春股份曾连续派发总额高达35亿元的分红 [9] - 2019年至2023年的5年间，公司分红额加起来不到5亿元 [9]

核心观点 - 剑南春集团因2012年8月的新改革方案引发职工强烈不满 该方案要求员工将持股转为委托投资理财 剥夺股东身份 导致职工抗议并质疑管理层出资和股权结构的透明度 [5][6][14] - 职工投资回报率极低 10年投资1万元仅收益1800元 而按公司资产估算员工持股估值应达10亿以上 凸显分配不公和股权价值低估问题 [2][3][14] - 管理层被指通过借款和分期付款方式实现控股 而职工需真金白银出资 但持股比例和分红机制不透明 引发"空手套白狼"的质疑 [10][11][13] 股权改制历史 - 2003年剑南春通过MBO方式完成国有资本退出 被视为成功范例 改制后经营团队146人持股69.54% 职工1888人通过工会持股16.47% [6][10] - 改制后公司治理结构名义上完善 但职工股东实际未能参与决策 分红仅按出资比例告知（如实际出资的20%） 未公布与公司利润分配的比例 [13] 管理层出资与股权结构 - 管理层控股的同盛投资由乔天明控股41% 认购资金6.4623亿元采用5年分期支付 首付40%约3亿元 通过向蓝剑集团借款完成 [11] - 职工出资构成公司注册资本的一部分 但其他股东实际出资额未公开 职工持股证明未注明注册资本比例 导致股权比例无法确认 [13] 职工抗议与诉求 - 职工要求按实际出资确定股权比例 并引入第三方清算集团净资产 拒绝接受新信托合同 否则要求以30倍净资产价格回购股份 [14] - 职工网上留言批评管理层"掏空酒厂" 并引用地震后共同救灾经历 强调权利与责任对等 要求保障《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利 [19] 公司现状与影响 - 事件导致公司管理层与职工关系紧张 当地政府介入谈判但未果 全国媒体关注但未能获取一手信息 [3][6] - 公司官网价值观强调"为国家作贡献 为企业创效益" 但与职工实际待遇形成鲜明对比 影响企业声誉和内部稳定 [17][18]

公司历史沿革与股权结构 - 公司前身为1958年成立的国营第七一五厂，属于国家"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历经多次名称变更后于2020年完成股份制改造[3] - 改制初期自然人股东达4526名，截至招股书签署日仍有522名自然人股东，存在代持及私下交易问题[9] - 历史上经历"中经开"旧部与"九鼎系"控股权争夺战，2016年九鼎系以55%持股比例成为实控人，2019年控股权转让给四川省国资川投信产（持股56.5%）[4][5] 历史遗留问题 - 存在违规使用中央拨改贷资金、安置费处理不当、未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等改制瑕疵[2] - 曾拥有医院、杂志社等非经营性资产，虽已剥离但仍存在关联交易（2022-2024年向宏明医院采购金额从243万元降至31万元）[9] - 部分房产产权证书缺失，经济适用房宏明锦苑小区因政策变化面临产权分户诉讼风险[10] 财务表现 - 2022-2024年营收连续下滑：31.46亿元→27.27亿元→25.25亿元，净利润从6.9亿元降至4.18亿元，扣非净利润降幅达40%[11] - 综合毛利率波动明显：50.28%（2022）→53.49%（2023）→44.27%（2024），主因防务领域客户压价[12] - 研发投入持续缩减：2.95亿元（2022）→2.57亿元（2023）→2.08亿元（2024），研发费用占比从9.42%降至8.24%[13] 资本运作与IPO情况 - 成为2025年创业板首家IPO受理企业，但经历16轮漫长辅导期，主因历史瑕疵问题[8] - 报告期内累计现金分红2.8亿元（2022年1.07亿元→2024年0.73亿元），但本次IPO拟募资19.51亿元中4.5亿元用于补流[14][15] - 募投项目聚焦高储能脉冲电容器及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化建设等8大方向[14]

娃哈哈商标转让与品牌转型 - 娃哈哈近期因产品代工、商标转让和股东纠纷引发争议 公司回应称商标转让尚处于登记备案过程中 具有不确定性 并透露可能推出全新自有品牌 已做好转型准备 [2] - 商标转让涉及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上城区文商旅集团为最大股东）转移至"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宗馥莉控股最多） 但转让未顺利完成 [2][4] 商标争夺战进展 - 上城区文商旅集团与宗馥莉就46%股权转让持续谈判 价格未达成一致 文商旅集团拟通过招拍挂流程处置股权 可能引入第三方买家 [3][4] - 此前《商标转让协议》被杭州仲裁委员会裁定终止 法院驳回相关诉讼 商标归属国有控股的娃哈哈集团 但娃哈哈方近期表态或推出新品牌应对僵局 [4][7] 宗馥莉的新品牌布局 - 宏胜饮料集团（宗馥莉掌舵）申请"宗小哈"、"娃小宗"等新商标 其中"娃小宗"已进入初审公告阶段 并在娃哈哈官方公众号展示相关商品包装 [5] 商标纠纷历史背景 - 娃哈哈集团前身为国有控股企业 1999年改制后股权结构为上城区文商旅集团46%、宗庆后29 4%、职工24 6% 但商标权归属问题未彻底解决 [6] - 1996年与达能合资时签订《商标转让协议》未获批准 2006年爆发"达娃之争" 2007年仲裁裁定商标归娃哈哈集团 2009年达能退出合资公司 [6][7] 当前挑战与遗留问题 - 新品牌面临培育成本高、消费者认知迁移风险及经销商体系震荡等挑战 员工指出46%股权存在历史遗留问题 包括商标利润分配不均及多方未授权使用等问题 [8] - 公司股权结构复杂 第三方接手需耗费大量心力理清关系 商标争端或长期持续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