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核心观点 - 兰德公司报告认为，世界正站在一个类似于工业革命的宏大历史转折点上，人工智能时代将重塑全球权力格局 [2] - 报告核心指出，AI挑战的本质首先是社会性的，其次才是技术性的，国家竞争的关键在于将AI技术深度融入经济、军事和社会治理 [3] - 决定国家命运和权力格局的，将不仅仅是芯片、算法或算力，更是通过社会基础、制度适应力以及人类主体性所构建的综合竞争优势 [2] - 从2026年到2030年的这五年，将是决定未来几十年全球格局的关键窗口期 [4] - 人工智能时代的霸权争夺，归根结底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较量 [12] 人工智能的历史定位与影响 - 将人工智能革命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AI革命将是一场残酷的国家命运“大洗牌”，全球权力结构将因各国对AI适应能力的差异而发生深刻重组 [4] - AI被视为现代历史的“新连接点”，它不仅仅是单一技术，更是生物技术、机器人、新能源、纳米技术等其他前沿领域发展的支撑系统 [4] - AI的影响通过“参差不齐的前沿”逐步推进，会率先在逻辑清晰、数据丰富的领域突破，再渗透到更复杂的社会系统 [5] - 一些国家可能成为AI时代的“英国”或“日本”，而另一些国家，如果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无法适应AI冲击，可能沦为新时代的“俄罗斯”或“奥斯曼帝国” [4] 国家竞争力的七大社会支柱 - **国家雄心与意志力**：AI技术既可作为激发创造力的“兴奋剂”，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集体平庸与倦怠的“麻醉剂” [6] - **统一的国家认同与多元竞争**：需有效管理AI对社会凝聚力的冲击，利用AI促进跨群体理解和协作，维护既有共同价值观又能包容多元观点的社会环境 [7][8] - **共享机会**：AI革命极有可能加剧不平等，形成“机会寡头”，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必须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普惠大众 [8] - **积极的国家**：政府必须利用AI来精简机构、提升决策效率，同时避免陷入“算法官僚主义”的陷阱 [9] - **有效的制度**：政府如果不能理解和驾驭AI，将在与私营部门的博弈中处于劣势 [9] - **学习与适应型社会**：核心是防止“认知外包”，即人类放弃思考全盘依赖机器，保持人类的智力活力和批判性思维 [9] 核心战略建议 - 战略核心思想是通过强化“人类主体性”来赢得AI时代的竞争，真正的优势在于让机器“增强”人，而非取代人 [10] - 建议发起一场“国家复兴运动”，包含八项具体举措 [10] - 建立公共部门的AI能力，政府必须成为AI的高级用户甚至开发者，以确保公共利益不被商业逻辑完全吞噬 [10] - 彻底改革教育和培训体系，培养能够与AI协作的新型人才和具备AI素养的各行各业公民 [10] - 推行“保障自主主体性”的全国性行动，主张通过政策引导确保AI工具的设计初衷是增强用户的控制力和选择权 [10] - 建立“预测性AI战略”和专门机构，通过情景推演防范风险，并制定应急预案以便在AI失控时迅速采取熔断措施 [11] - 利用AI改革僵化官僚机构，通过智能化流程再造让政府服务更透明、高效和人性化 [11] - 结合法律和技术工具治理信息环境，防止AI生成的垃圾信息和深度伪造内容淹没真理 [11]

行业趋势与竞争格局 - 科学与技术边界加速融合，产业迭代周期显著缩短，技术路线快速演进，国际竞争明显前移 [1] - 基础研究成为产业竞争的“先手棋”和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工程” [1] - 国际竞争加速向基础前沿前移，企业基础研究决定其能否将“前沿原理”转化为“产业范式” [1] -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边界更加模糊，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周期明显缩短 [1] 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演变 - 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升级，不仅体现在资金体量，更体现在算力、数据、工程平台与人才集聚能力 [1] - 企业基础研究决定产业优势的长久性，必须将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1] - 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倒逼在机理、原理、算法与系统架构上实现突破 [1] 企业基础研究的新模式 - 企业将基础研究当作“核心竞争力资产”，开始内生化、体系化经营 [2] - 企业在“新范式基础研究”上开始具备原始性贡献能力，甚至改写科研与产业速度 [2] - 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意愿和相应的投入资源结构均发生变化 [2] 政策与战略建议 - 建议把企业基础研究纳入国家战略任务体系，形成稳定牵引和长期安排 [2] - 建议完善可兑现的激励与风险分担机制，让长期投入形成长期回报 [2] - 建议以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为主线，构建基础研究面向产业创新的平台体系和运行机制 [2] - 建议强化人才供给与评价导向改革，形成支持企业做基础研究的制度环境 [2]

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进展与成效 - 校企联合培养已招收近2.6万名工程硕博士，其中2000多人已毕业并走上工作岗位，首次实现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的联合培养 [1] - 已建设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4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并支持成立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 [2] - 企业从产业一线凝练了1万多个课题作为研究生科研选题的主要来源 [4] 培养模式与核心要素重塑 - 改变传统以高校为主的模式，实行工学交替培养，工程硕士入企实践不少于1年，工程博士不少于2年 [3] - 校企共同打造了200多门关键领域核心课程并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4] - 企业遴选推荐了1.3万多名企业导师和一线总师，高校推动300多名校内导师到企业挂职锻炼 [4] - 校企共建了300多个工程师技术中心，为学生提供工程实践场景 [4] 培养成果与评价改革 - 首届2000多名工程硕士毕业生取得创新成果2500多项，包括300多项工程实践类成果和800多项知识产权类成果，大部分实现就地转化 [4] - 已有60多名工程博士以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成为打破传统学术评价、接轨产业需求的重要探索 [5] - 首届工程硕士毕业生留在本领域重点企业的就业比例达81% [5] - 浙江、广东、黑龙江、江苏等地实现人才培养与工程师职称评定的衔接，1100多名工程硕士毕业直接获得工程师职称证书 [5] 对高等教育与学科专业的影响 - 工程教育占整个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三分之一，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是推进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重要引擎 [8] - 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18个关键领域超常规布局，快速增设了一批国家战略急需的硕士点、博士点，有的实现了当年布点、当年招生 [8] - 2023年以来，共调整优化了超过20%的学科专业点，优化了整体结构并强化了战略支撑 [8] - 通过重塑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核心要素，对存量学科专业进行了深刻的系统性重构，加快了内涵更新步伐 [9]

德国宏观经济形势 - 德国正处于近代史上最具挑战性的阶段之一 [1] - 必须通过切实改革推动经济增长 [1] - 需保持社会稳定与国家竞争力 [1]

居民金融人格概念与作用 - 居民金融人格指个人作为微观金融主体在金融行为决定和方式上的稳定倾向性，受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综合影响 [1] - 金融人格优化可提升居民在金融活动中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促进耐心资本的内生形成 [1] - 耐心资本是以长期投资回报为目标、对风险和短期波动有耐受力的长期资本，其稀缺性与居民金融人格不完善直接相关 [1] 耐心资本对国家竞争力的作用 - 推动科技创新：为基础研究（周期长、无短期效益）和应用型创新研究（如天使基金支持企业创新）提供资金保障 [2] - 增强产业竞争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长期投入，助力传统产业升级（如ICT、AI技术应用） [3] - 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投入交通、能源、通信等大型长期项目（私人资本不愿涉足领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4] - 改善金融结构：通过专业产业知识、创新项目筛选能力，优化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提升金融竞争力 [5] - 提升人力资本竞争力：投资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促进资源均衡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6][7] - 增强国防竞争力：支持颠覆性技术研发（需十数年试错）、装备全生命周期保障、战略资源储备（如稀土、铀）及新兴战场布局（太空、网络安全） [8] 优化金融人格对耐心资本培育的作用 - 助力投资者追求长期价值回报：减少市场噪声干扰，避免过度倾向"短平快"项目，理性平衡风险与收益 [9] - 增强风险耐受能力：支持独立投资决策，减少情绪导致的资产错配，覆盖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的全产业链 [10] - 耐受短期市场波动：理性看待创新失败或市场认可延迟导致的波动，树立长期投资理念 [11] 耐心资本培育面临的困境 - 时间偏好与风险感知错配：投资者因"双曲贴现效应"高估短期收益、低估长期价值，风险厌恶导致过早退出长期项目 [12][13] - 金融素养缺陷：部分投资者缺乏知识储备、盲目跟风、频繁交易或受情绪影响，导致投资亏损或金融排斥 [14] - 激励扭曲：机构投资者受季度/年度排名压力，倾向于短期操作，与长期利益存在结构性矛盾 [14] 优化金融人格的策略路径 - 提升金融素养与行为理性：高校嵌入金融课程、金融机构/社区提供分年龄段培训、媒体加强理性投资宣传 [15] - 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依据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设计产品（重点发展30岁以上、本科学历以上客户），为高收入群体定制长线产品，运用ICT/大数据/AI提供个性化服务 [16] - 技术赋能：通过区块链/大数据构建动态金融人格模型，模拟投资平台训练决策能力，AI工具辅助资产期限配置和风险管理 [17][18] - 制度调节：顶层设计股债保贷体系化支持、累进税制约束高频交易、提高保险/养老基金投资比例、延长机构绩效考核期限至5年以上 [19]

泰国央行对美国贸易政策的评估 - 美国贸易政策将削弱泰国竞争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