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违规与处罚 -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因向不符合监管要求的项目提供融资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西监管局处以罚款30万元 [1] - 相关责任人周祺、李鹏、刘娴被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共计18万元 [1] 公司经营状态 - 中航信托目前处于被接管状态 [1] - 为提升经营管理效能，公司聘请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为其日常经营管理提供服务，委托服务自2025年4月18日开始 [1] - 公司声明此次委托服务不改变其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及信托法律关系 [1]

文章核心观点 - 光大兴陇信托在“十四五”期间，以“金融向善”为核心理念，通过创新信托模式深度服务国家战略，在乡村振兴、区域协同发展及公益慈善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民生建设注入了信托力量 [1][2][3][5] 乡村振兴：筑牢基础设施建设之基 - 公司以服务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为浙江省绍兴黄酒小镇的保护、修缮、提升及市政配套设施提供了有效的资金支持 [1] - 针对绍兴黄酒小镇项目，公司与杭州银行投资银行部联合营销，共同确定金融服务方案 [2] - 2023年4月，名为“光信·光乾·西子锦江6号单一资金信托”的信托计划完成首期信托资金7亿元的发放，该计划总规模为8亿元，为小镇建设按下“快进键” [2] - “十四五”期间，公司一系列支持实体经济、产业发展的创新项目扎堆涌现，为行业带来了可推广、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与创新路径 [2] 服务实体：探索信托赋能区域协同新路径 - 公司聚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的融资需求，以产业基金为纽带，引导资金投向钢铁企业的节能减排、循环经济项目，助力河钢与宣钢实现绿色转型升级 [3] - 此举有效带动了上下游装备制造、物流运输等配套产业发展，形成了以钢铁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效应 [3] - 公司以河北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母基金为支点，构建起多维度、立体化的地方服务体系 [3] - 截至2024年末，公司存续实体经济信托业务规模约4765.77亿元，占总受托规模约71.21% [4] - 公司在主要区域的信托存续规模分别为：长三角约2250.36亿元、黄河流域约829.34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约529.26亿元、京津冀约315.99亿元、成渝地区约242.94亿元 [4] 爱心共筑：开创信托助力慈善事业发展新篇章 - 在信托“三分类”格局下，公司持续聚焦民生痛点与社会需求，以灵活的慈善信托产品设计提升公益效能，探索金融与慈善相结合的新模式 [5][6] - 公司在广州南沙联合光大银行南沙分行，对接南沙区慈善会，落地“光信善·广州市南沙区慈善会梦想家慈善信托”，实现了该区慈善信托“零”的突破 [6] - 该慈善信托通过支持举办由孤独症群体参与的音乐会、运动会、画展等活动，搭建起孤独症群体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6] - 2024年，公司新增慈善信托18笔，新增备案规模3916.74万元 [6] - 2024年全年，公司慈善信托项目累计对外捐赠91笔，捐赠金额合计9064.74万元，捐赠领域涵盖乡村振兴、教育帮扶等，惠及全国15个省（直辖市），直接受益人次超30万 [6]

文章核心观点 - 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实现破冰，其发展对服务家庭财富管理、助力企业转型以及信托行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价值，但目前仍面临市场认知不足、税务成本较高及试点范围有限等挑战 [1][4][7] 行业政策与制度突破 - 2024年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联合发布通知，推进北京市辖内信托机构规范开展不动产信托业务 [4] - 2025年4月2日，中国外贸信托与国投泰康信托同日完成不动产信托登记双首单落地，分别在昌平区和通州区成为首批实践者 [4] - 不动产信托登记在法律上无障碍，但各部门协调操作存在瓶颈，此次破冰为未来主体研究及税制探讨奠定了基础 [6] 不动产信托的社会与经济价值 - **民生层面**：有助于解决老龄化家庭、失独孤寡老人及老养残家庭的现实难题，实现核心资产的风险隔离与定向收益支付，并为高净值人群提供子女继承分配的合理规划工具 [5] - **实体经济层面**：响应监管部门“脱虚向实”要求，通过信托工具将不动产份额化，可服务于企业风险处置、资产剥离与结构化调整，减轻企业负担 [5] - **行业层面**：推动信托机制配套完善，促进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6] 业务模式与盈利模式 - 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资产管理信托参与有持续现金流的不动产（如酒店、商业）；另一类是以不动产作为核心资产的服务信托，包括自然人服务信托和风险处置服务信托 [6] - 盈利模式：面向家庭的服务信托收入与规模正相关；风险处置类服务信托则更依赖信托公司的专业资产管理能力，通过受托管理与平台化运营实现收益 [6] 实践案例 - 中国外贸信托的案例委托人为“422家庭”的中年群体，涉及三个家庭的非住宅类资产（包括仓储用房、车位），通过设立服务信托集中管理资产，配套慈善捐赠机制，将房屋租金收入用于慈善捐赠，同时兼顾子女抚养和父母赡养 [4] 当前挑战与未来方向 - **市场教育不足**：大众对信托工具认知有限，例如在通州进社区的20场宣讲活动中，中国外贸信托参与8场，累计接触约1000名老人，其中不到十分之一听过信托 [7] - **税务成本较高**：目前不动产信托案例的税务成本由委托人或信托财产承担，抑制了部分家庭与企业的设立意愿，尤其对体量大的企业涉及的税收规模巨大 [7] - **试点与参与度需扩大**：建议在更多城市开展试点，并鼓励更多信托同业参与，以推动市场教育和成本问题的解决 [7]

核心观点 - 平安信托正式发布“保险+信托+养老服务”生态模式，旨在以信托为纽带整合金融与养老服务资源，覆盖从“备老”到“享老”的全周期，是公司养老服务生态的全面升级[1] 模式定位与战略意义 - 该模式是深圳福田区在政府主导到市场社会协同机制下，推动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探索，旨在破解养老支付难题[2] - 模式以信托制度为“压舱石”，以生态整合为“推进器”，创新打造全新养老服务信托生态[3] - 此次合作是“金融为民”理念的实践，旨在为行业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平安样本”，助力国家应对老龄化挑战[5] 信托在养老金融中的优势 - 信托具备风险隔离功能，能为养老资金提供安全保障[2] - 信托具备灵活分配机制，能实现有温度的守护[2] - 信托具备财富传承属性，能实现跨越代际的长久承诺[2] - 信托服务与养老产业深度融合，是信托行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战略方向[2] 模式四大核心功能 - **资金管理的“保险箱”功能**：利用信托资产隔离优势保障资金安全，引入意定监护公证等解决失能失智老人财产管理难题，并通过专业投资实现资产保值增值[4] - **财富传承的“护身符”功能**：通过保险与信托融合，突破传统保险受益人限制，实现灵活给付，兼顾养老与精准传承需求[4] - **服务支付的“直通车”功能**：与平安臻颐年养老社区深度合作，通过三方协议及信托账户实现养老费用自动支付，无缝对接金融与社区服务[4][5] - **生态服务的“全域通”功能**：整合平安集团内外保险、银行、医疗、养老社区等资源，将各类财富资产与养老服务生态链接，满足全生命周期需求[5]

监管处罚与合规漏洞 - 中航信托因向不符合监管要求的项目提供融资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西监管局罚款30万元，相关责任人周祺、李鹏、刘娴被警告并合计罚款18万元[1][4] - 该公司在资金流向问题上存在重复违规历史，包括2018年以来多次因向不符合规定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受罚，例如2024年5月因向不具备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发放贷款被罚40万元[5] - 2023年9月，公司因向不符合规定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贷后管理未尽职责等违规行为被处以多张罚单，总金额达140万元（90万元+50万元），相关罚单决定在三年后对外发布[6] 经营业绩严重恶化 - 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自2021年起持续大幅下滑，2021年营业总收入34.88亿元，净利润16.79亿元；2022年营业总收入降至22.67亿元（同比下降25.96%），净利润锐减至8.18亿元（同比下降51.28%）[8] - 2023年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营业总收入为12.38亿元（同比下降45.39%），净利润降至8386.71万元（同比降幅接近90%），截至2023年末管理信托总资产6356.5亿元，公司总资产203.97亿元[8] - 2024年财报至今未能对外发布，2025年4月公司业务被建信信托、国投泰康信托“托管”，标志着经营风险持续暴露[1][6] 公司治理与运营风险 - 2025年初公司旗下多款信托产品陷入兑付困局，随后进入“托管”状态，由建信信托、国投泰康信托提供日常经营管理服务，但公司自身管理能力削弱[6][7] - 公司股东方中航投资控股的母公司中航产融于2025年3月末主动宣布退市，成为业内首家退市的央企金控类上市公司，进一步加剧经营不确定性[7] - 专家指出公司存在前置风控机制形同虚设、“资金池”运作、贷后管理不力等严重问题，业务转型缓慢，未能有效摆脱对传统融资类信托的依赖[9]

金融机构治理架构变革 - 近期东北证券、中航基金、山东国信等金融机构相继撤销监事会，涉及银行、保险、券商、基金、信托等多个领域[1] - 撤销监事会是基于2024年7月正式施行的新公司法，新法不再强制要求设立监事会，允许公司选择由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1]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证监会已出台配套政策，支持金融机构选择审计委员会作为内部监督主体[1] 监事会制度的局限性 - 实践中监事会暴露出独立性不强、专业性不足、权威性有限等问题，导致监督流于形式、难触及实质，逐步被边缘化[1] - 旧有治理模式下，监事会与审计委员会在财务监督、内部控制、风险管控等方面职能高度交叉，导致权责不清、资源内耗[2] - 职能重叠推高了治理成本，削弱了监督实效与决策效率[2] 审计委员会的优势 - 审计委员会多由具备财会、风控背景的独立董事构成，专业性与独立性更强[2] - 审计委员会内嵌于董事会，能提前介入重大决策审议，从源头强化风险控制，而监事会因与董事会平行而处于决策流程之外，监督易流于表面[2] - 审计委员会能依托专业与信息优势，实现对财务、内控与风险的穿透式监督，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警与事中控制[2] 治理转型的意义与挑战 - 监督权被嵌入决策核心，推动机构治理从形式上的权力分立迈向实质上的功能融合，显著加强了监督权[1] - 此次转变成为观察中国特色金融治理体系演进的重要窗口[1] - 新结构下面临的挑战是，审计委员会在监督管理层的同时也须监督董事会，如何确保其履职尽责仍是提升内部治理的课题之一[2]

公司核心事件 - 大连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华信信托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1] 公司风险处置历程 - 2019年被列入6家高风险信托公司之列 [3] - 2020年4月因资金池业务违规被监管叫停 2020年9月发布多只产品延期兑付公告 同年11月征集战略投资者 [3] - 2021年原银保监会工作组进驻公司 [3] - 此后进行两次信托受益权转让 累计兑付本金9.2% 剩余90.8%本金展期 [3] - 2024年8月风险处置迎来关键进展 收购公司大连安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于2025年9月25日前收购符合资格的个人投资者信托受益权 [3] 公司基本信息 - 华信信托成立于1981年 注册资本66亿元 [4] - 公司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信托公司 [4]

行业转型驱动力 - 监管政策导向明确，新版业务“三分类”体系中资产服务信托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1] - 市场环境变化促使家庭客户主动寻找稳定专业的财富管理工具，对信托工具需求更迫切 [2] - 发挥信托的隔离作用，为客户提供风险隔离与财富传承工具是回归本源的核心 [2] 服务信托发展前景 - 服务信托被视为一片蓝海，行业内生动力和客户需求变化推动其进入新发展周期 [1] - 随着制度完善，当前的试点探索未来将实现遍地开花 [2] 不动产信托实践与特色 - 广东试点允许对未达交付条件的不动产进行预登记，先行设立信托以提前搭建架构并延后部分税负 [3] - 试点未限制必须是辖内注册的信托公司展业，所有在广州设有异地分支机构的同业均可支持业务发展 [3] - 预登记转为正式转移登记时，可与遗嘱信托结合，在继承人确认后按信托合同办理转移登记 [3] 不动产信托盈利模式 - 盈利不必只来自不动产本身，客户将核心不动产放入信托是对公司的巨大信任，可探讨更多应用场景 [3] - 随着规模扩大，不动产信托业务本身会形成稳定的管理费收入 [4] 股权信托业务模式 - 股权信托收入结构不止于设立费与管理费，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分红更好地传承给受益人 [5] - 长期运行中股权分红不断沉淀在信托计划内，通过合理资产配置实现保值增值并形成持续管理费收入 [5] - 若分红资金配置信托公司自身产品，还将产生另一重产品管理费 [5] 客户服务与能力建设 - 扩大触达客户能力可先服务好同业和渠道，积累专业储备并提升服务能力 [5] - 服务好“一代”客户后，可逐步延展至二代教育、慈善安排、家族治理等业务领域 [5]

文章核心观点 - 信托公司治理改革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建元信托和山东国信作为行业首批完成调整的机构，正式取消监事会设置，由审计委员会接棒履行监督职能，标志着新《公司法》框架下信托业治理优化模式从政策试点走向实践操作[2][3] 监管批复与公司调整 - 建元信托于7月30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于11月11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批复，核准修订后公司章程生效，监事会同步撤销，原职权由风险控制与审计委员会承接，从决议通过到监管批复用时仅3个半月[3] - 山东国信收到山东金融监管局批复，自11月10日起不再设立监事会，职权交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9名原监事全部离任[3] - 两家上市信托公司的调整遵循监管批复到章程修订再到职权交接的规范流程，确保治理转型平稳过渡[3] 治理模式变革的动因与优势 - 传统监事会模式存在监督滞后、职能重叠等问题，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主导，可更及时介入财务审计、风险管控等核心环节，提升决策效率[3] - 取消监事会可以减少监督职能重复，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且治理模式与国际上大型金融机构的“单层制董事会”模式更相似，有助于金融业与国际接轨[5] - 对于中小型信托公司，不再单独设立监事会能实现治理机制灵活优化，并有效降低人员配置与管理运营成本[6] 政策法规依据 - 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正式实施，明确国有独资公司可设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为治理结构优化提供法律基础[6]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5年5月修订《信托公司管理办法》，新增条款明确信托公司可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而不设监事会，从监管层面提供明确操作路径[6] - 新《办法》强调信托公司需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体系，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是该要求的具体体现[6] 审计委员会的运作与风险防范 - 监管层未降低对审计委员会监督职能的管理标准，明确其负责人需为独立董事，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成员不得少于三人，董事会非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表决需经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形成多层次风险防控体系[5] - 防范“决策与监督一体化”风险需通过优化审计委员会专业配置与独立性建设，明确其在财务监督、风险评估等领域的核心职责并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关键信息及时完整披露，建立内部举报反馈机制，引入外部审计机构形成内外监督互补[7] 行业未来展望 - 预计未来3-5年内，多数信托公司将完成治理结构调整，审计委员会模式或成为行业主流选择[8] - 已完成治理调整的信托公司需警惕“形式化”风险，避免审计委员会沦为“花瓶机构”，需在提升效率与强化制衡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和监管协同构建新治理体系[8] - 治理改革的核心是服务于信托业从“融资中介”向“资产管理机构”转型，通过提升监督效能保障受益人利益，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8]

案件核心观点 -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典型案例，彰显依法从严惩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的鲜明立场[1] - 典型案例具有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精准惩治新型隐性腐败、注重多领域覆盖三大特点[1] 依法从严惩处 - 刘某受贿1.5亿余元、利用影响力受贿3700万余元，造成巨额贷款无法收回，被判处死缓及终身监禁[1][2] - 吴某受贿2.75亿余元、挪用公款5.08亿余元，利用银行行长职权发放5亿元贷款并收取虚假咨询服务费，被依法惩处[1][2] 新型隐性腐败 - 黄某受贿案以加入公司获取“劳动报酬”方式收贿，为新型政商“旋转门”表现形式[3] - 李某、徐某受贿案在未实际出资情况下，以“合作经营”分配利润方式收贿，为隐性腐败典型[3] 多领域覆盖 - 案例覆盖金融监管、银行、信托等领域职务犯罪及关联犯罪[4] - 王某作为国有参股银行支行行长，通过虚假理财挪用公款，并涉受贿、行贿等多罪，挪用公款罪被顶格判处无期徒刑[4] - 曾某作为信托贷款审批人员，违规签批不符合条件贷款造成巨额损失，被依法定罪量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