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方向 - 未来五年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将提高，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1] - 政策核心是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1][2] - 改革目标为让中央政府承担更多事务、花更多钱，从而让地方政府少花钱[3] 央地财政现状 - 当前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约为14%，地方财政支出占比高达86%[4] - 地方政府仅获得约一半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需承担八成以上的支出[7] - 央地财政缺口主要依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突破10万亿元）和地方债务收入弥补[7] 国际比较与问题分析 -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支出占比普遍在50%以上，OECD国家平均为61%，中国中央支出占比明显过低[7] - 地方财政支出占比高，在房地产收入下行背景下导致财政困难及地方债务高企[7] - 事权划分不合理，一些本应由中央承担的事权被确定为地方事权或共同事权[7] 改革重点与建议 - 改革需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13] - 专家建议将社会保障、食品药品监管、养老保险等具有全国属性的事权划为中央事权或提高中央支出比例[10][12] - 有建议提出2030年中央本级支出比例最好提高到30%~40%，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13] 具体措施与近期动态 - 2024年中央对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约3.66万亿元，2025年预计为3.86万亿元[10] - 近年中央财政加大支出力度，如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2024年1万亿元、2025年1.3万亿元）[15] - 2025年前10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约3.47万亿元，占全国支出比重约15.4%，较去年同期（14.8%）略有提高[15]

财政政策延续积极取向 - 未来五年将延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保障基本民生 [1][3] - 政策将运用预算、税收、政府债券、转移支付等工具组合 考虑保持预算赤字规模在较高水平并统筹使用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 [3] - 财政政策需主动作为 通过扩大支出规模和优化支出节奏来拉动总需求 为培育新质生产力争取时间窗口 [3]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升 - 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原则 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 [4] - 财政资金将向公共领域和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方面倾斜 重点提升民生含量并支持新基建如数字经济 [4] - 需平衡民生支出与建设性支出 加强资源统筹以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 [4] 财税体制改革深化 - 需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并向“以规划定预算、以绩效配资金”的现代财政制度过渡 [7] - 将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提高中央财政在社保、重大基建等领域的支出责任 并通过优化共享税比例增强地方财力 [7] -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建立地方政府预算硬约束 实现各类政府债券各司其职的格局 [8]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的核心观点 报告围绕央地财政关系展开，分析其历史演变、现状问题及未来改革方向，指出当前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矛盾突出，财政收支缺口依赖转移支付，未来改革或集中在培育地方税源、上收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等方面[3][6]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事权、财权、财力——财政体制三要素 - 事权是管理事务权力，支出权是核心；财权是财政资金筹集与支配权，以税权为主；财力是可组织和分配的财政收入，转移支付使上下级财力与财权对应情况不同[1][10] -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遵循事权、财力与财权有效匹配原则，理论认识经历“二因素”认知框架、“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等阶段[12] 央地财政关系的历史沿革 - 1979 - 1993年分灶吃饭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85 - 1987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8 - 1993年实行“六种形式财政包干”，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激发其发展经济积极性[15][16][17] - 1994年分税制改革：针对“分灶吃饭”带来的央地失衡等问题，核心是税收分类和分配，建立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收入划分体系，引入转移支付制度[19][22] - 1994 - 2016年分税制后央地间税权改革：对所得税、出口退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权划分进行调整[24] - 2016年至今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分税制后事权改革滞后，201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划分逐步明确，出台多领域央地事权划分方案[27] 央地财政关系的现状 - 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财权分配上央地税收接近五五分，支出责任上地方承担大部分财政支出，2024年地方财政支出占比86%，收入占比54%，不匹配问题严峻，从财政四本账看地方“第一本账”收支缺口大，依赖转移支付[29][30][34] - 结构性的压力：地方支出责任过大，2016年起地方财政支出大于全国财政收入且差额扩大，反映支出责任地方化问题；地方财政赤字依赖中央转移支付，2022 - 2023年中央转移支付超中央财政收入，转移支付在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力中占比提升[39][43][45] - 央地财政关系的国际比较：我国地方政府事权偏高，中央政府事权偏低，2022年地方财政支出/GDP为22.28%，中央为21.1%，在公共服务、经济事务等领域地方政府支出责任过重[4][48] 转移支付——财政均衡的纽带 - 转移支付构成：包括一般性、专项和共同事权转移支付，2024年转移支付10.0万亿，一般性占49.5%，专项占8.1%，共同事权占37.4%，一般性以均衡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约65%用于基建支出，共同事权多应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5][55][61] - 转移支付的区域分布：中西部地区获得转移支付数量多、依赖程度高，2024年四川转移支付规模最大，西藏、青海人均转移支付高，西藏等地区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比例超65%，东部发达地区依赖程度低[66][67][70] 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方向 - 培育地方税源、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消费税收入或逐步下移地方，2024年消费税1.65万亿，占全国税收9.4%，改革有望加快落地，测算增量约2093亿，短期内地方财力改善有限[72][73] - 中央适度上移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当前通过转移支付解决事权与财权不匹配问题存在效率损失等问题，未来或上移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事权至中央[75][76] - 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存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未来改革措施包括界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理顺收入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77][78]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 投资与消费是一体两面，短期内都是政府扩张总需求的着力点，扩大内需既需要促进消费也需要增强投资 [2] - 目前民间投资增长乏力，政府更多侧重投资支出，消费刺激则多为转移性支出如消费券和以旧换新补贴，呈现结构性政策特征 [2] - 长期来看投资积累物质资本推动经济增长，消费转化为人力资本尤其在创新驱动阶段愈发重要，两者应协同作用 [2] 经济循环视角 - 政府投资可带动民间投资，公共消费及补贴能激发私人消费，两者相互促进而非二元对立 [3] - 投资乘数受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呈正相关，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则乘数越大 [3] - 政府支出内生属性日益显现，当前问题在于经济循环中出现梗阻如资金闲置、空间错配等 [3] 人本逻辑理论 - 财政政策需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围绕人的需求设计投资与消费 [4] - 物质资本投资驱动增长，消费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如健康、知识、技能等，两者统一于人的发展需求 [4] - 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农民市民化，公共服务不平等限制家庭迁徙，相关公共投资与消费潜力巨大 [5] 现实机制化路径 - 市民化进程需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实现农民财产权利可交易可携带 [6] -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与市民发展机会不平等，需通过财政政策推动社会流动和公平 [7] - 政府支出若脱离人的需求则无效，应聚焦农民市民化需求以消除城乡分治 [5][7] 央地财政关系 - 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85%-90%，但扩张受约束导致宏观调控效果受限 [8] - 1-4月中央支出增长9%地方仅增3.9%，地方收入增但支出难扩张影响政策力度 [9] - 需改革央地关系提高中央支出占比，以协同投资消费并推动人本逻辑机制化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