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金融需要构建完整生态系统以支持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助力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 -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的核心 [1] - 需构建从微观投资工具革新到宏观制度基础的“组合拳”与完整金融生态 以持续孕育新质生产力 [3][5] 金融支持创新的微观机制：企业风险投资 - 企业风险投资与传统风险投资存在核心差异 CVC资金来源于非金融类母公司 核心目标是战略布局 而IVC资金来源于有限合伙人 追求财务回报最大化 [2] - CVC通过战略投资构筑用户体验闭环和生态系统 例如小米生态投资手机周边、智能家居、汽车等领域 以形成强大的品牌“护城河” [2] - CVC因无短期退出压力而存续期长 能更好容忍科技创新“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失败率高”的特性 [2] - CVC综合了大型企业研发中心的资金技术优势与传统VC的市场化、项目筛选优势 [2] - 研究显示 获得CVC投资的企业相比获得传统VC投资的企业 其创新水平更高且增长速度更快 [2] - 数据显示80%的CVC投资投向早期项目 是“耐心资本”精准滴灌早期科技创新的关键机制 [3] - 呼吁鼓励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积极开展以战略为导向的早期CVC投资 [3] 金融支持创新的宏观制度基础 - 一个能够持续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金融生态需要三大宏观支柱：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健康开放的资本市场以及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 [3] - **法治环境**：对投资者保护越好 国家的研发投入、企业投资效率及公司价值就越高 [3] - **法治环境**：需保护“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 推动《个人破产法》立法 当前“对赌协议”滥用导致股权投资“明股实债” 创业失败使创业者背负个人无限连带责任 而一部对债务人宽容的《个人破产法》能为创业者提供债务豁免和重启机会 是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制度 [3] - **法治环境**：肯定了深圳的个人破产条例试点 并呼吁在全国层面推进 [3] - **资本市场**：必须建设一个健康开放、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 [4] - **资本市场**：债权融资因回报封顶而天然厌恶风险 无法有效激励创新 股权融资则能共享成长红利 与创新活动风险收益特征相匹配 [4] - **资本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越发达 企业创新的数量、质量、原创性和通用性就会更好 而国家信贷市场越发达 则对创新有抑制作用 [4] - **资本市场**：基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研究显示 资本市场开放后 本国创新水平显著提升 原因在于引入的国际资本降低了融资成本、改善了公司治理并分散了创新风险 [5] - **宏观政策**：政策本身的倾向对创新影响不大 但“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创新的致命杀手 [5]

全球经济增速预测 - 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 2% [1] - 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 9% [1] - 预测值与2024年9月的预期保持一致 [1] 经济增长支撑因素 - 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导向支撑全球需求 [1] - 市场对新技术的积极预期支撑全球需求 [1] - 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带动的贸易和投资增长支撑全球需求 [1] 潜在经济风险 - 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可能严重损害全球供应链和产出 [1] - 基于人工智能发展乐观预期的资产高估值可能突然回调 [1] - 各国财政脆弱性可能阻碍经济增长 [1]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与动因 - 中国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远景要求[1] -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部原因是经济未来可能呈现中速增长趋势，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1] - 外部原因是中国需要自发提高创新水平，以在国际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1] 微观层面：创新氛围与创投组织形式 - 需要包容超级创业者的特质，包括一般优点、中性特质及偏向缺点的特质，以激发从0到1的创新[4] - 必须对失败有所包容，早期风险投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重要推动力[4] -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存续期一般为5至7年，短于美国的10至12年，导致国内创投机构多投中后期项目[4] - 国内基金存续期短的重要原因是LP构成不同，美国以追求长期现金流的机构投资者为主，中国则以政府平台、个人和产业资本为主，其中国有资金占主导[5] - 国有资金是耐心资本，但评价机制涉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导致避险情绪较强，不敢投早投小投长投硬[5] - 领投VC对失败的容忍度越高，被投企业上市后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更好[5] - 企业风险投资（CVC）是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资金来源是母公司自有资金，用于早期战略布局，投资存续期较长[6] - CVC优势是投资企业的长期创新好、成功退出概率高、市场估值高，劣势是独立性差、战略与财务回报冲突、激励不足等[6] 中观层面：二级市场环境 - 需要有“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以避免上市后短期业绩压力与股价波动干扰企业长周期的科技创新[7] - 反敌意收购条款是重要机制，例如AB股同股不同权模式，可增加公司被收购难度，使创始人专注于长期创新[7] - 交错董事会等条款可增加敌意收购者控制企业的成本[8] - 过高的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科技创新不利，可能吸引快速进出的机构投资者，造成短期压力[8] - 有研究表明企业股票流动性增加，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在未来三年内反而更低[9] - 长期机构投资者可监督并干预企业，在危机时提供保护，创造安静环境以提升创新效率和质量[9] - 频繁的信息披露会造成短期业绩压力和管理层“短视”，不利于企业创新[9] 宏观层面：法治环境与政策导向 - 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是激励科技创新的关键，投资者保护越好，国家研发投入和企业投资效率及估值越高[10] - 对创新者“宽容”的劳动法和对债务人“宽容”的个人破产法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10] -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更好地促进科技创新[10] - 政策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对科技创新不利，而政策本身影响不大，企业家可调整决策适应政策[11] - 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以给市场形成稳定预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