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稳定经济增长、促进居民就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支持企业发展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 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2025年财政政策有哪些亮点？下半年财政政策如 何更好发力？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财政政策基调的重大调整 记者：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已连续实施多年， 这次加了"更加"二字，是基于什么考虑，您怎么看待这一调整？ 马海涛：从2008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了17年。最初是在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提出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来到2008年，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再一次启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财政政策 从"积极"转向"更加积极"，是2008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基调的首次重大调整。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是针对总需求不足问题的精准施策。更加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够提振经营主体信心，为全方位扩内需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还能有效防范化 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宏观经 ...

财政政策基调调整 - 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更加积极" 系2008年以来首次重大基调调整 [2] - 政策目标包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总需求不足问题精准施策 提振经营主体信心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2] - 赤字率设定为4%左右 赤字规模达5.66万亿元 同时计划发行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4.4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 财政政策实施特点 - 政策工具和力度实现优化升级 通过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发行规模强化资金供给 [3] - 财政支出向新基建、民生、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倾斜 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3]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 通过合理安排债券发行带动社会投资 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实施提供支持 [4] 财政空间与债务安全 - 突破3%赤字率警戒线具有合理性 该标准系欧盟经验数据而非精确计算值 [5] - 政府负债率为90.12% 显著低于G7国家平均值127.42% 日本251.15%和美国121.01% [7] - 特有财政金融体制确保政府举债限度远高于欧美国家 国有商业银行为政府债券主要认购持有人 [8] 政策作用机制 - 通过"扩内需"与"稳信心"双向发力 财政政策覆盖面广、见效快、定向准的优势可快速提升社会总需求 [9] - 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通过债务置换等工具为关键领域提供流动性支持 [10] - 支持民生领域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持续优化支出结构聚焦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 [11] 微观层面影响 - 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缓解企业转型升级现金流压力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11] - 促消费与惠民生紧密结合 通过消费券、以旧换新等政策释放消费潜力 [12] - 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支出 上半年社保就业、教育、卫生健康三类支出合计约5.7万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0.3% [12][24] 政策协同与挑战 - 需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 兼顾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强化预期管理 [13] - 面临四大制约因素：平衡财政观念惯性、系统性和有效性待提升、人口老龄化、外部环境冲击 [15][16][17] - 需处理好三大关系：年度预算平衡与跨周期平衡、功能财政与平衡财政、经济建设支出与民生支出 [19] 重点任务与实施成效 - 三大重点任务：用足财政政策空间加大逆周期调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20] - 上半年科学技术支出4790亿元同比增长9.1% 中央财政安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118.8亿元同比增长14.5% [24] - 下半年需保持政策强度 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在三季度集中发行 出台更具针对性增量措施 [25]

财政政策基调调整 - 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更加积极" 是2008年以来首次重大基调调整 旨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针对总需求不足问题精准施策 [2] - 政策工具和力度优化升级 赤字率设定在4%左右 赤字规模达5.66万亿元 同时计划发行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4.4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 - 政策通过扩大国债和专项债发行规模强化资金供给 并向新基建、民生、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倾斜 [3] 财政空间与债务安全 - 突破3%赤字率警戒线是基于功能财政理念 核心关注点在于稳定物价、提升产出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 而非年度预算平衡 [5][6] - 中国政府负债率为90.12% 显著低于G7国家平均值127.42% 显示债务水平处于国际较低区间 [7] - 特有财政金融体制确保政府债券主要由国有商业银行认购 避免募集失败和流动性紧张 政府可通过调节金融市场控制债务资金流向 [8] 政策协同与实施路径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加强协同 通过合理安排债券发行带动社会投资 同时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为财政扩张提供空间 [4][13] - 政策需兼顾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加强预期管理 并与区域、产业政策协调以提升效力 [13] - 政策实施需处理年度预算与跨周期平衡、功能财政与平衡财政、经济建设与民生支出三大关系 [19] 微观层面影响 - 企业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制造业技术改造获得现金流支持 纾困政策和融资担保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11] - 居民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消费券等措施释放消费潜力 民生领域支出增强教育、医疗、养老保障 [12] - 就业补助和技能培训政策稳定就业市场 2025年上半年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健康三类民生支出合计约5.7万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0.3% [24] 政策成效与未来重点 - 2025年上半年科学技术支出4790亿元 同比增长9.1% 中央财政安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118.8亿元 同比增长14.5% [24] - 下半年需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发行 在稳就业、促消费、扩投资领域出台增量措施 支持"两重""两新"工作 [25] - 重点任务包括用足财政政策空间强化逆周期调节、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效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防范风险 [20][23]

《大美丽法案》核心内容 - 法案分为五大板块：企业减税、个人与家庭减税、削减清洁能源补贴、压缩医疗补助（Medicaid）、削减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1][3] - 企业减税措施包括永久化设备全额折旧、研发费用全额即时扣除、基于EBITDA的利息扣除，并维持GILTI/FDII/BEAT优惠税率（G14%/F14%/B10.5%）[4][5] - 个人减税方面永久延续TCJA所得税率结构，标准扣除额上调750美元（夫妻联合申报1500美元），SALT扣除上限提高至4万美元（2030年恢复至1万美元）[5][6] - 设立"特朗普账户"：2025-2028年新生儿可获联邦注资1000美元，家庭/雇主每年可追加存入5000/2500美元，资金投资于美股指数基金[6] 经济影响测算 - 法案对2026年实际GDP拉动约0.5个百分点，通胀推升作用不超过0.15个百分点[1][11] - 未来十年净赤字增加约1.3万亿美元（考虑关税收入对冲后），赤字率维持在6%左右[1][14] - 财政刺激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后80%家庭税后收入平均下降，前10%家庭收入上升[12][13] - 短期美元利率面临上行风险，但美元贬值压力可能减弱[11][12] 行业与市场影响 - 清洁能源领域受冲击：电动车7500美元税收抵免2025年9月终止，风电/太阳能项目需在2027年底前投产才可享税收优惠[7] - 医疗行业变革：Medicaid新增工作要求（80小时/月），未来十年预计1180万人失去医保覆盖，农村医院获500亿美元稳定基金[8] - 劳动市场效应：小费/加班收入免税（2.5万/1.25万美元上限）提升劳动激励，福利削减或促使低收入群体重返劳动力市场[12] 财政政策理论分歧 - 古典主义学派主张财政紧缩，认为当前债务水平不可持续[18] - 凯恩斯主义认为在通胀可控前提下，美国财政空间可能比传统认知更大，政策重点应服务于宏观经济目标[18][19] - 当前环境支持凯恩斯观点：失业率低、通胀温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健康，财政扩张风险可控[20]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 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2008—20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达9.9%，远超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1.7% [3] - 2020—2023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为4.7%，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3% [3] - 财政政策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显著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4] - 2023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比2017年提高73.3%，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提高45.4% [5] - 2013—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民生相关支出规模平均增速为8.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7.0%，民生支出占比从35.1%上升至40.7% [5] - 2024年末出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政策，推动城投公司压降融资成本和市场化转型，缓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7] 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平衡财政理念下赤字率常年不超过3%，导致隐性债务风险防控难度加大 [8] - 新旧动能转换、房地产市场低迷、减税降费导致财政收入增收困难，土地财政转型紧迫性加大 [9] - 数字经济占比逐步提高，但税收政策对新业态适应性不足，造成税收流失和社会不公 [9] -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未富先老"对财政体系带来医疗、养老、社保等支出刚性上升的冲击 [10] - 全球贸易摩擦升级、产业链重塑、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上升，财政政策需增强应对能力 [11] - 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6.3%，较2013年下降5.1个百分点，宏观税负持续下行 [12] - 财政支出结构重供给轻需求、重投资轻消费、重企业轻居民，导致供需失衡和需求不足 [13] - 积极财政政策持续17年，市场难以识别政策信号，"积极"二字改善预期作用有限 [14]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五个方向 - 财政政策理念由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必要时打破3%赤字率约束，美国联邦政府疫情期间赤字率平均达10.9% [17] - 提高债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形成国债、地方一般债和地方专项债各司其职的债务格局，适当提高国债占比 [18] - 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加强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评估与监测，完善资本预算和债务预算 [19] - 增强税收体系对新业态匹配程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对技术性失业，优化教育投入促进劳动力技能转型 [20] - 加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多元化养老服务形式，加大对托底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投入 [20] - 财政政策优化重点转向以支出端政策为主、收入端政策为辅，财政支出具有乘数效应 [22] - 实施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清理不必要税收优惠，提高关键领域政策精准性 [23] - 支出政策转向供给需求并重、企业家庭并重、投资消费并重，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并加力提振消费 [25] - 建议将狭义赤字率提高到4.0%，将"积极财政政策"改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传递更明确信号 [26]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 - 应对外生冲击促进经济稳定，2008 - 2010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9.9%，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1.7%；2020 - 2023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4.7%，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3%[7] - 激发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潜力，财政政策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8] - 增强社会民生兜底保障作用，2023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比2017年提高73.3%，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提高45.4%；2013 - 2023年民生相关支出规模平均增速8.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占比从35.1%升至40.7%[9] - 防范系统性财政风险，2024年末一揽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政策出台，地方化债压力和隐性债务风险将缓解[10] 积极财政政策待解决问题 - 强调当期财政平衡，影响中长期财政经济风险，我国赤字率常年不超3%，易加大隐性政府债务风险防控难度[11] - 应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挑战的系统性、有效性不足，包括财政运行紧平衡、对数字经济适应性低、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系统性弱、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待提升[15] -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边际递减，宏观税负亟待稳定，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6.3%，较2013年下降5.1个百分点[17] - 财政支出结构有待优化，重供给轻需求、重投资轻消费、重企业轻居民倾向仍存在[19] - 财政政策稳定预期和强化预期管理作用有待增强，“积极”表述难传递扩张属性，部分地区财政政策实际紧缩[20]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方向 - 财政政策理念由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必要时打破3%赤字率约束，美国疫情期间（2020 - 2022财年）赤字率平均达10.9%[21][22] - 财政政策目标兼顾短期经济稳定与中长期挑战应对，包括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应对数字经济和人口老龄化风险、防范外部风险[23] - 由注重收入政策转向以支出政策为主，推动收入政策从数量规模型转向效率效果型，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优化支出政策激发有效需求[28][29] - 支出端政策优化结构，转向供给需求并重、企业家庭并重、投资消费并重，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加力提振消费[30] - 更好发挥财政稳定预期作用，改“积极财政政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建议将狭义赤字率提高到4.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