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面临的财政收支压力，与此前大量的建设性负债紧密 相关，而非来自企业和居民部门的"福利增加"。未来，提高支 出效率以及优化支出结构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增收，才 能更好地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 作者： 杜涛 封图：图虫创意 近一段时间来，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下称"财政收入 占比"）的建议。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其2025年发表的《做好逆周期财政政策研究服务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一 文中提出七点建议，其中第一条即"合理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此外，多位财政政策研究 者也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合理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建议。 财政收入占比反映了政府从经济总量中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四本账"，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占比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 在关注提高财政收入占比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不能忽略。比如，是否应该在这个时期提高财政收 入占比？提高财政收入占比是否意味着要多收税？除了提高税收，还有哪些提高财政收入占比的途 径？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 ...

财政收支 记者 杜涛 近一段时间来，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下称"财政收入占比"）的建议。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其2025年发表的《做好逆周期财政政策研究服务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一文中提出七点建议，其中第一条即"合理提高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此外，多位财政政策研究者也在不同场合提出了合理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建议。 财政收入占比反映了政府从经济总量中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四本账"，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占比经历 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 在关注提高财政收入占比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不能忽略。比如，是否应该在这个时期提高财政收入占比？提高财政收入占比是否意味着要多收税？除了提 高税收，还有哪些提高财政收入占比的途径？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表示，2024年大口径的宏观税负为28.2%，与国际通行数值相比，一般认为我国宏观税负"30%"比较合理，超过35%就 会产生挤出效应。由此看来，我国尚存提高占比的空间。 宏观税负分为三种口径：小口径宏观税负 ...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 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2008—20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达9.9%，远超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1.7% [3] - 2020—2023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为4.7%，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3% [3] - 财政政策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显著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4] - 2023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比2017年提高73.3%，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提高45.4% [5] - 2013—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民生相关支出规模平均增速为8.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7.0%，民生支出占比从35.1%上升至40.7% [5] - 2024年末出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政策，推动城投公司压降融资成本和市场化转型，缓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7] 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平衡财政理念下赤字率常年不超过3%，导致隐性债务风险防控难度加大 [8] - 新旧动能转换、房地产市场低迷、减税降费导致财政收入增收困难，土地财政转型紧迫性加大 [9] - 数字经济占比逐步提高，但税收政策对新业态适应性不足，造成税收流失和社会不公 [9] -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未富先老"对财政体系带来医疗、养老、社保等支出刚性上升的冲击 [10] - 全球贸易摩擦升级、产业链重塑、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上升，财政政策需增强应对能力 [11] - 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6.3%，较2013年下降5.1个百分点，宏观税负持续下行 [12] - 财政支出结构重供给轻需求、重投资轻消费、重企业轻居民，导致供需失衡和需求不足 [13] - 积极财政政策持续17年，市场难以识别政策信号，"积极"二字改善预期作用有限 [14]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五个方向 - 财政政策理念由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必要时打破3%赤字率约束，美国联邦政府疫情期间赤字率平均达10.9% [17] - 提高债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形成国债、地方一般债和地方专项债各司其职的债务格局，适当提高国债占比 [18] - 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加强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评估与监测，完善资本预算和债务预算 [19] - 增强税收体系对新业态匹配程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对技术性失业，优化教育投入促进劳动力技能转型 [20] - 加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多元化养老服务形式，加大对托底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投入 [20] - 财政政策优化重点转向以支出端政策为主、收入端政策为辅，财政支出具有乘数效应 [22] - 实施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降费，清理不必要税收优惠，提高关键领域政策精准性 [23] - 支出政策转向供给需求并重、企业家庭并重、投资消费并重，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并加力提振消费 [25] - 建议将狭义赤字率提高到4.0%，将"积极财政政策"改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以传递更明确信号 [26]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 - 应对外生冲击促进经济稳定，2008 - 2010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9.9%，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1.7%；2020 - 2023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4.7%，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3%[7] - 激发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潜力，财政政策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8] - 增强社会民生兜底保障作用，2023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比2017年提高73.3%，城市低保平均标准提高45.4%；2013 - 2023年民生相关支出规模平均增速8.5%，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占比从35.1%升至40.7%[9] - 防范系统性财政风险，2024年末一揽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置换政策出台，地方化债压力和隐性债务风险将缓解[10] 积极财政政策待解决问题 - 强调当期财政平衡，影响中长期财政经济风险，我国赤字率常年不超3%，易加大隐性政府债务风险防控难度[11] - 应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挑战的系统性、有效性不足，包括财政运行紧平衡、对数字经济适应性低、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系统性弱、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待提升[15] -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边际递减，宏观税负亟待稳定，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6.3%，较2013年下降5.1个百分点[17] - 财政支出结构有待优化，重供给轻需求、重投资轻消费、重企业轻居民倾向仍存在[19] - 财政政策稳定预期和强化预期管理作用有待增强，“积极”表述难传递扩张属性，部分地区财政政策实际紧缩[20]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方向 - 财政政策理念由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必要时打破3%赤字率约束，美国疫情期间（2020 - 2022财年）赤字率平均达10.9%[21][22] - 财政政策目标兼顾短期经济稳定与中长期挑战应对，包括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应对数字经济和人口老龄化风险、防范外部风险[23] - 由注重收入政策转向以支出政策为主，推动收入政策从数量规模型转向效率效果型，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优化支出政策激发有效需求[28][29] - 支出端政策优化结构，转向供给需求并重、企业家庭并重、投资消费并重，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加力提振消费[30] - 更好发挥财政稳定预期作用，改“积极财政政策”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建议将狭义赤字率提高到4.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