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经济表现概览 - 2025年中国经济呈现两个“超预期”：出口增长超预期与资本市场表现超预期[2] - 同时存在两个“不及预期”：消费复苏不及预期与房地产市场走势不及预期[2] 出口表现与结构 - 出口市场多元化：对美国出口占比大幅下降，对东盟和非洲出口占比持续上升，2025年对非洲出口占比有望达到6%[7] - 出口结构升级：从服装鞋袜等消费品转向零部件、机械设备等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不断提高[7] 资本市场亮点 - 科技驱动市场活力：AI领域突破提升风险偏好，制度完善增强吸引力[8] - 资本市场结构变化：2025年9月，科技电子板块市值超越银行板块成为第一大板块[8] 消费市场分化 - 城市消费分化加剧：二线城市社零增长强劲，如福州、西安、成都、武汉等城市增长超5.0%，而部分一线城市如北京同比负增长[9] - 消费新趋势：年轻人“悦己消费”兴起，如花费数千元参与演唱会等情绪消费[9][10] 收入分配现状与问题 -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为62%，处于全球中等略偏低水平[12] - 居民收入问题核心：劳动报酬占比有提升空间，且财产性收入明显偏低，其中70%为利息收入[12] - 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偏高，与居民劳动报酬偏低是一体两面，部分国企利润上缴及其他企业分红力度不足[12] 提振消费与收入分配改革建议 - 提振消费三大关键：提升消费能力（收入分配改革）、消费意愿（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及供给适配性（市场准入与产权保护改革）[11] - 增加居民收入具体举措：做大做强资本市场并完善强制分红；加大国企利润上缴并专项用于民生，如探索将农村居民养老金提高至约600元/月；为中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13] - 设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由中央财政增发国债，对主动涨薪的企业给予补贴，发挥财政杠杆作用[14] 宏观政策与预期管理 - 改善预期关键：市场主体对政策力度、改革力度的感知，以及收入增长与财富安全的现实体验[15] - 优化政策沟通：明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具体量化标准，增强政策确定性[15] - 完善市场环境：公平放开服务领域市场准入，加强事中监管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16] 财政与宏观税负观点 - 宏观税负本质是政治经济选择，例如北欧国家税负高达45%-50%，与高福利模式对应[17][18] - 讨论税负需结合支出效率：若1元税收能转化为1.5元公共福利，居民接受度会提升[19] - 财政支出应转向“投资于人”：在传统基建边际回报递减的背景下，投资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改善民生，又能提升消费意愿和人力资本[19][20] 2026年重点关注问题 - 需关注四大问题：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风险；国内收入分配改革进展；财政收入低增长态势的应对；地方政府积极性与微观主体激励机制优化[21]

“十五五”规划税收政策方向 - 规划建议完善地方税与直接税体系 健全资本、经营、财产所得税收政策 规范税收优惠 保持合理宏观税负水平 [1] 宏观税负的定义与计算口径 - 宏观税负通常指一国政府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 即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 [4] - 不同主体计算口径差异大：税务部门口径（16种税）2024年收入近154,270亿元 占GDP比重11.4% 财政部门口径（18种税）2024年收入近175,007亿元 占GDP比重13% 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非税）计算 2024年219,734亿元 占GDP比重16.3% [3]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我国财政部采用的广义政府收入（“全口径”）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四项 2024年合计333,753亿元 占GDP比重24.8% [4] 我国近年宏观税负变化趋势 - 自2016年中央明确降低宏观税负及减税降费方向后 政策持续落实 2017年起每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1万亿元 部分年度超2万亿元 2020年超2.6万亿元 [7][8] - 同期全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 从2015年的28.5%降至2024年的24.8% 9年间下降3.7个百分点 降幅13.0% 2020至2024年各年比重在24.3%至25.1%间波动 显示大口径宏观税负已趋于基本稳定 [8] 宏观税负国际比较与现状分析 - 根据IMF统计 发达国家宏观税负普遍在30%以上 部分超40%甚至50% 发展中国家一般在20%左右 我国当前宏观税负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9] - 2024年我国政府收入中 税收收入占比仅52.4% 非税收入占比达47.6% 其中全国社会保险费收入88,263亿元 超过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收入65,727亿元 相当于全国税收的50.4% [11] 未来政策方向与潜在空间 - 保持合理宏观税负需考虑现状 减税降费或仍有空间 因其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从而扩大税基 [9][10] - 通过改革完善税费制度可增加收入 如完善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 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推动“费改税”（如将社会保险费等改为税收）[10] - 通过加强征收管理、提高信息化水平、打击税收违法等措施 可提高征管效率 减少税费流失 [10] - 优化宏观税负结构很重要 应通过改革逐步提高税收收入比重 降低非税收入比重 并适当控制政府债务规模与增速 [11]

中国经济总体表现与韧性 - 中国经济在面临内外挑战下展现出较强韧性 其多样性体现在不同地区发展态势分化 [1][2] - 苏州、深圳等地展现出强劲的科技创新活力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精气神” [1][2] - 部分对美出口占比高、房地产占经济比重高的地区面临较大压力 处于艰难转型阶段 [1][2] - 各地普遍面临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的土地出让收入下行压力 但对新能源、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产业高度重视 [2] - 各地积极盘活存量资产资源 虽有压力但不悲观 稳步前行 [2] 2025年经济运行：超预期与不及预期 - 2025年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呈现两个“高于预期”和两个“不及预期” 整体表现可圈可点 [2][3] - 第一个超预期是出口增长超出预期 得益于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 [4] - 第二个超预期是资本市场表现超出预期 总结为“科技驱动资本市场活力提升” [6] - 2025年9月 科技电子板块市值超越银行板块成为第一大板块 体现了经济结构的新旧动能转换 [6] - 两个不及预期的领域是消费复苏与房地产市场走势 均低于年初市场普遍预期 [3][6] 出口表现与结构变化 - 出口市场呈现多元化特征 对美国出口占比大幅下降 对东盟、非洲出口占比持续上升 [5] - 2025年中国对非洲出口占比有望达到6% 加上对东南亚的出口 有效弥补了对美出口下降缺口 [5] - 出口结构实现升级 从服装、鞋袜等中低端消费品 转向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高端资本品和中间品 [5] - 东南亚承接中国产业链转移后对机械设备存在大量需求 非洲推进初步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 共同推动了中国出口结构转型 [5] - 外贸企业对待关税战态度更加淡定从容 部分企业利用关税休战期拓展印度、印尼等市场或转型其他赛道 [4] 资本市场表现 - 资本市场表现超预期的驱动因素包括AI领域的重大突破提升了市场风险偏好 以及资本市场制度的持续完善 [6] - 制度完善举措包括中长期资金入市、打击欺诈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推行强制分红等 [6] 消费提振与收入分配改革 - 提振消费关键在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需破解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供给适配性三大核心问题 [8] - 消费能力与收入分配直接相关 消费意愿与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紧密相连 供给适配性涉及企业部门的市场准入与产权保护改革 [8] - 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为62% 在全球处于中等略偏低水平 [9] - 居民劳动报酬占比中等略偏低 仍有提升空间 居民财产性收入明显偏低 其中70%为利息收入 [9] - 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偏高 与居民劳动报酬偏低是一体两面 部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力度不足及其他企业分红力度不够是原因之一 [9] - 政府部门收入占比为16% 处于较低水平 且直接税占比较低 [9] -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是提振消费的核心 [10] - 具体举措包括：做大做强资本市场并完善强制分红制度；加大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力度并专项用于民生福利改善 如探索将农村居民养老金提高至约600元/月；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为中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考虑由中央财政设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 对主动涨薪企业给予补贴 [10][11] 预期管理与市场环境 - 改善预期是全球性挑战 中国需改善民营经济及社会资本的预期 稳定企业家、居民和地方政府预期 [12] - 稳定预期的首要因素是市场主体对政策力度、改革力度的感知 以及对收入增长、财富保值增值潜力的现实体验 [12] - 需优化政策沟通机制 及时、高效、前瞻性地传递政策导向 明确量化指标 让政策更具确定性 [12] - 宏观调控理念需从侧重短期宏观数据改善 转向关注微观主体行为与资产负债表调整 [13] - 市场环境的完善对提振企业预期至关重要 尤其是市场准入的公平放开和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14] - 当前中国商品供给过剩但服务供给不足 文化旅游、医疗、高端养老、家政服务等领域存在供给质量不高、监管不完善问题 [14] - 需充分放开服务领域市场准入 允许民企与国企平等进入 加强事中监管 完善行业标准 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严厉惩戒 [14] 宏观税负与财政支出 - 宏观税负高低本质是国民的政治经济选择 无绝对好坏之分 北欧国家宏观税负水平高达45%—50% [15] - 讨论宏观税负不能脱离支出结构与支出效率 若税收能高效转化为公共服务 居民接受度会提升 [16] - 当前中国大力实施“投资于人” 推动更多公共资金服务于民生 这是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财政资金效率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16] - 随着传统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投资“铁公基”的边际经济回报递减 而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服务有强烈期盼 [16] - 2025年在理念与实践上实现突破 将人力资本视为投资 在学前教育等领域启动补贴政策 [17] - 优化支出结构 提高民生福利支出占比 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才能降低宏观税负“痛感” [17] - 将财政资金更多用于补贴中低收入群体 既能保障社会公平 又能激发消费潜力 形成经济社会良性循环 [17] 2026年重点关注问题 - 2026年需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风险；国内收入分配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财政收入低增长态势的应对；地方政府积极性与微观主体激励机制优化 [18][19]

2025年中国经济调研核心观察 - 中国经济在面临内外挑战时展现出较强韧性 其核心在于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的追求与努力[2] - 经济表现呈现多样性 苏州、深圳等地科技创新活力强劲 而对美出口或房地产依赖度高的地区则面临较大转型压力[2] - 全国普遍面临土地出让收入下行压力 但各地均高度重视并积极发展新能源、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产业 并积极盘活存量资产[2] 经济运行的两个“超预期” - **出口增长超预期**：得益于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3][4] - **资本市场表现超预期**：总结为“科技驱动资本市场活力提升” AI领域的突破提升了市场风险偏好 资本市场制度的完善增强了吸引力[3][6] 出口超预期的具体表现与趋势 - 企业家对关税战的态度趋于淡定从容 部分企业通过沟通分担成本、开拓新市场或转型来应对[4] - **出口市场多元化**：对美国出口占比大幅下降 对东盟和非洲出口占比持续上升 2025年中国对非洲出口占比有望达到6%[5] - **出口结构升级**：从服装、鞋袜等中低端消费品 转向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高端资本品和中间品 东南亚和非洲的需求是主要推动力[5] 资本市场超预期的具体体现 - 2025年9月 科技电子板块市值超越银行板块成为第一大板块 标志着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在资本市场得到体现[6] 经济运行的两个“不及预期” - 消费复苏力度不及预期[6] - 房地产市场走势不及预期 销售、投资等指标的降幅未如预期收窄[6] 提振消费的核心路径与改革方向 - 关键在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需解决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供给适配性三大核心问题[7] - **消费能力**：与收入分配直接相关 需增加居民收入[7] - **消费意愿**：与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紧密相连 需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支出以降低居民负担[7] - **供给适配性**：涉及市场准入与产权保护改革 需让企业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7] 国民收入分配现状与优化 - 居民收入占比为62% 在全球处于中等略偏低水平[8] - **居民劳动报酬占比中等略偏低** 仍有提升空间[8] - **居民财产性收入明显偏低** 其中70%为利息收入 受利率下行及资本市场不完善影响[8] - 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偏高 与居民劳动报酬偏低是一体两面 部分国企利润上缴及其他企业分红力度不足是原因[8] - 政府部门收入占比为16% 处于较低水平 且直接税占比偏低[8] 增加居民收入的具体举措 - 做大做强资本市场 完善强制分红制度[9] - 加大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力度 专项用于民生福利 如探索将农村居民养老金提高至约600元/月[9] -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同时为中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9] - 考虑由中央财政增发国债设立“城乡居民增收引导基金” 对主动涨薪的企业给予补贴 发挥财政杠杆作用[10] 改善公共服务与“投资于人”的意义 - 改善公共服务与民生福利已超出公平范畴 成为提升效率的重要途径[11] - 在供强需弱格局下 此举能缓解居民后顾之忧以释放消费资金 同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居民创收能力 形成良性循环[11] - 2025年在理念与实践上实现突破 将人力资本视为投资 未来可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范围[16] 当前需要重视的预期问题 - 需改善民营经济、社会资本及地方政府等市场主体的预期[12] - 美国经济呈现“K型增长” 宏观经济数据与中低收入群体微观感受背离[12] 稳定和改善预期的四大措施 - **增强政策感知与现实体验**：政策与改革需切实提升居民收入和财富安全感[12] - **优化政策沟通机制**：及时、高效、前瞻性地传递政策导向 明确量化指标以增强确定性[12] - **优化宏观调控理念**：从侧重短期宏观数据 转向关注微观主体行为与资产负债表健康[13] - **完善市场环境**：公平放开市场准入 加强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通过严格监管激发企业投资经营积极性[13] 对宏观税负的看法 - 宏观税负高低本质是国民的政治经济选择 无绝对好坏 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经济发展[14] - 讨论税负不能脱离支出结构与效率 若税收能高效转化为优质公共服务 居民接受度会提升[15] - 随着传统基础设施边际回报递减及民众需求升级 “投资于人”、服务民生能发挥更好作用[15] 2026年值得关注的问题 - 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风险的外部挑战[17] - 国内收入分配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17] - 财政收入低增长态势下的收支平衡问题[17] - 地方政府积极性与微观主体激励机制的优化[17]

核心事实与趋势 - 1994-2012年税收增速普遍高于名义GDP增速，2013-2024年（除2023年）则持续低于名义GDP增速[12][13] - 税收浮动率（税收增速/名义GDP增速）在1997-2012年大于1，在2013-2024年（除2023年）小于1[14] - 宏观税负（税收收入/GDP）从2012年的18.7%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13.0%，为2001年以来最低[15] - 2022年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3.5%，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24.8%和新兴市场国家平均16.1%[15] - 2013-2024年直接税年均增速为6.6%（浮动率0.78），间接税年均增速为3.6%（浮动率0.36）[16][17] 结构性变化 - 新旧动能转换导致税源巨变：2005-2012年房地产业税收年均增速31.7%（浮动率2.21），2013-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业税收年均增速12.0%（浮动率0.65）成为增长最快行业[18][20] - 2023年房地产行业税负为21.4%，较2012年的32.7%下降11.3个百分点；其对税收贡献度从2019年高点的15.2%降至2023年的10.6%[26] - 2023年信息传输/软件业增加值占比为4.4%，但行业税负为10.8%，对税收总收入贡献仅为3.5%[26] 主要原因分析 - 经济发展阶段从供给短缺转向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物价（如PPI）下行，直接拖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增长[22][23] - 税收制度与征管能力未能适应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2024年服务业占GDP 56.8%）及存量经济等新形态，产生“税收缺口”[25][27] - 2013年至2025年上半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达17.5万亿元，但微观主体预期偏弱导致政策传导受阻，税基扩大效应不明显[29][30] - 税制设计存在“重复征税”和累进税制的杠杆效应，在经济下行期会放大税收增速的下滑幅度[32][34] 未来挑战与建议 - 税收持续低速增长将挑战财政可持续性、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并可能推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35][36] - 建议深化需求侧管理，如改革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探索增值税分享从生产地转向消费地[39] - 建议改革税制，包括规范数字经济税收、扩大消费税范围并后移征收环节、研究开征财富调节税种[40] - 建议财政政策从减税降费转向扩大支出，并补贴对象从企业更多转向居民需求[41][42] - 建议全面清理违规税收优惠政策，并对成熟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建立税收优惠退出机制[43]

纪要涉及的行业或公司 * 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分析，涉及中国、日本、美国、德国等主要经济体[1] * 日本政府及央行政策[1][8] * 美国联邦政府及美联储政策[6][7] 核心观点和论据 **中国财政展望** * 预计2026年中国广义财政收入将稳中有升，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望优于2025年[1][4] * 财政收入稳定性增强，得益于多重因素：宏观税负稳定、反内卷政策推进、特殊税种表现（如出口退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及强化征管措施[1][3] * 反内卷政策推进有助于2026年价格回暖，若PPI走势修复，将为以国内增值税为主的税收收入提供较大修复空间[3] * 2026年广义财政收入稳定性预计将比过去几年更强，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可能会优于2025年[5] * 从中性情景假设来看，2026年的广义赤字率水平可能与当前水平持平[5] **日本经济与政策** * 日本政府推出超出预期的21.3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资于通胀及民生补贴（55%）和产业领域（34%，包括半导体、造船业及能源领域），还有8%用于国防支出[1][8] * 预计2026年日本赤字率将抬升至3.0%，增量约1.5-1.7个百分点，高于美国和德国，但日本赤字率在发达经济体中仍处中等偏低位置（美国约6.8-7.0%，德国约3.4%，欧元区整体约3.5%）[1][8] * 日本财政扩张对自身经济有明显改善，但效果相对弱于美国和德国，按财政对GDP拉动排序，2026年德国约0.63个百分点，美国约0.6个百分点，日本仅约0.5个百分点[8] * 日本财政支出乘数低至不到0.3，居民消费倾向低，额外现金补贴消费率仅16%[8][9] * 日本央行基调转鹰，12月份大概率会加息，加息预期从20%升至80%以上[8][9] * 财政宽松与货币紧缩的组合易导致日元套息交易反转压力上升，需关注美联储偏鸽、日本央行偏鹰的时间段内的风险窗口期[1][10] **日元套息交易风险分析** * 日元套息交易风险自11月下旬以来显著上升，主因日本央行基调转鹰及日债利率上升[1][8] * 评估套息交易反转影响需关注四个维度： * **仓位**：截至2025年10月，CFTC数据显示日元非商业净头寸已转为3.7万份净多头，市场仓位结构较2024年8月（空头头寸积累到历史极端水平）更加均衡[11] * **波动率**：美元兑日元3个月隐含波动率在8%至10%左右，处于最近一两年的低位[13] * **每日利差**：每日两年期利差已从3.7降至2.5，虽高于疫情前水平，但利差收益与风险比率约为0.3，套息交易仍有一定性价比[9][13] * **触发因素**：日本央行加息和美联储降息已被市场充分计价，不再是超预期情形[13] * 综合来看，本次日元套息交易反转风险相较于2024年8月将更温和，但未来一年内相关担忧仍将持续存在[12] **美国经济与政策** * 美国11月ADP就业减少3.2万人（市场预期为增加1万人），就业表现较差主要集中在贸易、交通及公共事业领域[2][7] * 美国9月实际PCE消费环比为0增速，弱于市场预期的0.1%[2][7] * 目前市场对美联储12月份降息概率的预期仍维持在80%左右[2][7] * 高频GDP Now数据显示三季度美国GDP增速可能达到3.5%[7] *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重点外交和安全政策强调美国本土及西半球安全，将移民、毒品及跨国有组织犯罪视为核心威胁，并在中东地缘政治和欧洲防务开支方面做出了降级处理[2][6] 其他重要内容 * 中国近期高频数据：工业生产整体偏弱，但汽车全钢胎开工率同比上行，建筑业开工有所改善；港口货物吞吐量持续高于去年同期；新房成交依然较弱；农产品价格回落，工业品价格出现分化[2] * 中国过去几年财政收入下行风险主要集中在价格指标偏弱和地产周期处于底部震荡[2] * 日本经济刺激计划需通过参众两院审议，但由于吸纳部分在野党政策主张并获得改革会及部分中小党派支持，通过概率较高[8] * 日本宽松措施如电费燃气费补贴可压低初期通胀，但核心通胀压力或因需求增加而提升[9]

文章核心观点 - 2024年5091家A股上市公司实际纳税总额约39727亿元，与2023年基本持平，占全国税收收入比重约22.7% [1] - 上市公司纳税结构分化显著，纳税额前100名的公司（约占总数的2%）贡献了约73%的纳税总额 [3] - 上市公司平均综合税负率（单位每百元收入纳税额）约为5.6%，自2015年以来呈下降趋势 [9][10] 上市公司纳税总额与全国税收 - 2024年上市公司实际纳税额合计约39727亿元，与2023年基本持平 [1] - 上市公司纳税额占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比重约22.7% [1] - 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4%，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大主体税种均出现下滑 [2] 上市公司纳税结构 - 纳税额前100名上市公司贡献了约73%的全部上市公司实际纳税额 [3] - 中国石油（3961亿元）和中国石化（3313亿元）为2024年上市公司实际纳税额前两名 [3] -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海油实际纳税额均超1000亿元，贵州茅台、中国建筑和中国移动纳税额超500亿元 [3] - 上市公司实际纳税额的平均值为7.8亿元，中位数为0.53亿元 [4] 行业纳税贡献与税负 - 采矿业、金融业、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际纳税额总量位列前三，合计占比近77% [4] - 在实际纳税额前100名公司中，采矿业（12家）的纳税额约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纳税额的四分之一，约1万亿元 [4] - 金融业上市公司实际纳税额约1万亿元，制造业超9000亿元 [4] - 相比2023年，制造业实际纳税额增长最多（约226亿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幅最高（约67%），房地产业降幅最高（约-28%） [9] - 采矿业、金融业每百元单位收入纳税额最高，约12元，房地产业次之约9元，制造业税负相对较低约4元 [10] 企业所有制与税负率 - 国有控股企业数量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0%，贡献了近80%的实际纳税额 [9] - 上市公司单位每百元收入纳税额自2015年的8.9元逐年下降，2021年起趋于稳定，2024年约为5.6元 [9][10] - 数字货币和数字政府概念企业的实际纳税额规模较小，单位收入纳税额和企业员均纳税额均低于全国整体水平 [11] - 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相关概念上市公司中占主导地位，国有控股企业在新质生产力和低空经济相关概念上市公司中占主导地位 [11]

宏观税负水平评估框架 - 宏观税负的合理性需结合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来综合评估，不能仅看税负水平高低，若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合理的财政支出需求，则税负水平不合理 [1] - 财政收支紧平衡是宏观税负水平需调整的信号，在保持财政支出强度的前提下，增收是解决紧平衡问题的必由之路 [2] - 宏观税负水平具有阶段性特点，需适应不同时期的政策需求，例如2017年开始的大规模减税降费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2016年的20.97%降至2024年的16.29% [5][6][7] 宏观与微观税负的协调 - 宏观税负问题需与微观税负统筹看待，微观经营主体困难时不适宜加税，否则可能导致经营主体消失，影响中长期税收 [9] - 微观税负合理性需关注税后资本回报率和现金流影响，不同经营主体的税负承受能力存在差异，难以设定统一标准 [9] - 应通过横向比较实现税负公平，让有能力的经营主体多纳税，能力弱的少纳税，避免经济增长而潜在税源未能转化为税收收入的情况 [13] 新经济与税制建设 - 新经济的发展可能带来新税源，但若税制建设滞后，新税源将无法有效转化为税收收入，传统税源萎缩会进一步挑战税收增长 [16] - 税收征管需适应新经济发展，例如服务经济比重上升对税制建设提出新要求，征管跟不上会导致税源流失 [16] - 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发展初期的税收优惠有必要性，但行业成熟后（如销量占比过半）政策应调整，更强调行业自生能力 [14] 财政收入质量与优化路径 - 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税性比）高通常意味着财政收入质量高，但非税收入占比的重要性也需客观看待，应综合评估地方政府工作 [10] - 部分地方招商引资存在税收“虚胖”现象，表面税收增加但90%以上通过奖励返还，导致实际宏观税负低于名义水平 [17] - 保持合理宏观税负的路径包括：从公平税负中找增量、在新税源中找增量、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以减少税式支出、加快税制建设和税收征管 [17]

宏观税负政策定调转变 - 中国宏观税负政策定调从求“稳定”转向需“保持合理水平”，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 [1] - 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体现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 [1] - 小口径宏观税负特指全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是近年官方多次公开提及的口径 [1] 宏观税负水平现状与变化 - 目前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占GDP比重）已低于13%，与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相比明显偏低 [2] - 202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约为12.9%，较十年前的2015年（约18%）下降约5个百分点 [2] - 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增速（0.7%）明显低于经济增速（5.2%），预计税负将进一步走低 [2] -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6.8%，政府四本预算加总占GDP比重降至30%以内 [3] - 2020年中国宏观税负为15.2%，在世界经济体中比值最低 [2] “合理”水平的内涵与差异 - “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与“稳定宏观税负”内涵总体一致，但更强调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对应 [4] - 宏观税负水平不宜过高和过低，短期内要避免出现过快下滑的局面 [4] - 宏观税负过低会影响财政汲取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及政府职能履行，并可能推升政府债务 [4] - 宏观税负并非越低越好，过低将影响正常公共服务的提供和政府的运转 [4] -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重，需保持一定的财政汲取能力 [4] 实现合理税负水平的路径 - 中国宏观税负合理水平应是动态指标，取决于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需要，需动态调整 [6] - 当前首要任务是稳住宏观税负不再下降，之后需通过优化税制结构、盘活存量资源资产来增加收入 [6] - 未来需在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其收入的同时，稳定乃至让宏观税负恢复至合理水平 [6] - 当前最适合的做法是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以解决行业间税负不均和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问题 [7] - 近年中国已加大力度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取消或调整了多个行业的增值税等优惠政策 [7]

宏观税负政策定调转变 - 中国宏观税负政策定调从求“稳定”转向需“保持合理水平”，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 [1] -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宏观税负止跌回升，2013年首次提出“稳定宏观税负”，2016年提出“降低宏观税负”并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2021年后再次提出“稳定宏观税负” [1] - 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小口径宏观税负特指全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 [1] 当前宏观税负水平与变化趋势 - 当前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占GDP比重）已低于13%，与政府需要承担的公共服务相比明显偏低 [2] - 202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约为12.9%，较十年前的2015年（约18%）下降约5个百分点 [2] - 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增速（0.7%）明显低于经济增速（5.2%），预计小口径宏观税负大概率进一步走低 [2] -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降至16.8%，政府四本预算加总占GDP的比重降至30%以内 [3] 政策转变的原因与内涵 - 政策表述转变的原因在于当前宏观税负水平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和政策效能 [2] - “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与“稳定宏观税负”内涵总体一致，但更强调合理及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相对应 [4] - 宏观税负水平过低会影响财政汲取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及政府职能履行，并可能推升政府债务 [4] - 宏观税负并非越低越好，过低会导致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和政府运转困难，进而影响市场正常运转 [4] 合理宏观税负的界定与实现路径 - 中国宏观税负合理水平应是动态指标，取决于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需要，需在激发市场活力与保障政府能力间取得平衡 [5] - 当前首要任务是稳住宏观税负不再下降，之后需通过优化税制结构、盘活存量资源资产来增加收入 [5] - 实现合理水平的可行路径是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因其繁多且有违税收基本原理，造成行业间税负不均 [6] - 近期已取消国债、地方政府债券等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并调整风电、核电等多个行业相关增值税优惠政策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