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汇率体制的演变与强人民币政策的开启 - 过去30年，中国的汇率体制每10年经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化：1994年汇率并轨后，1995年中至2005年人民币连续10年盯住美元（1美元兑8.3人民币）[1]；2005年7月后，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此后10年对美元和多数货币大幅升值[1]；2015年“811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呈双向波动和温和贬值态势[1] - 2025年末，汇率体制看似波澜不惊，但深刻变化已经发生，2025年拉开了中国强人民币政策的序幕[1] - 美国自1995年开始实行强美元政策，距今正好30年[1] 强人民币政策的战略背景与目标 -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2025年初，决策层将“强大的货币”列为金融强国六大核心要素之首[3][9] - 在全球寻求替代性安全资产的环境下，中国开始更明确地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以减轻对美元依赖，旨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一个可行选项[3] - “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锻造强大的货币奠定坚实经济基础[3] - 预计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时将秉持稳健理念，以保持人民币购买力并提高其全球认可度，这实际上降低了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3] - 政府正积极营造扩大人民币使用的生态系统，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融资及大宗商品定价中的使用，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提高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3] 强人民币政策的内涵与历史参照 - 与强美元政策一样，强人民币政策并不意味着决策层会人为驱动人民币升值[5] - 旨在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一系列政策应有助于维持中国对外竞争力，增加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为人民币币值提供基本面支撑[5] - 在基本面支持下的人民币逐渐升值不会削弱中国的贸易优势，同时能缓解对外贸易摩擦并增强境外对人民币信心[5] - 1995年美国开启强美元政策，其意图是即使在美元贬值时也能防止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以维持较低的债务融资成本[7] - 实践中，美国政府口头上支持强美元但未采取具体措施支撑美元价值，政策目标在于让美元看上去像“强势货币”以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美元贬值时期往往听之任之以增强出口竞争力[7] 中国外汇政策的历史轨迹与现状 - 美国实行强美元政策后的10年（1995-2005），中国外汇政策重心是保持外部竞争力，人民币实际上盯住美元[8] - 200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升至6%以上，2007年达到近10%的峰值[8] - 2005年汇改后至2015年中，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6%，名义有效汇率（NEER）升值46%[8] - 2015年8月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多呈双向波动，基本在6.25-7.35区间内波动[8] - 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有所下降，近五年平均占比为2%左右[8] - 资本流出大体上抵消了经常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基本稳定在略高于3万亿美元的水平[8] 强人民币议程的政策含义与支撑框架 - 强健的经济基本面和健全的政策框架对于增强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十分重要[15] -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西方技术限制等挑战，“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先推进科技自主和创新，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15] - 政府有意保持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合理比重，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经济和科技实力将为打造强大的货币提供根本支撑[15] - 货币政策方面，决策层要求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即使经济周期性波动可能促使央行阶段性放松，但货币政策仍将保持总体稳健立场[16] - 财政政策方面，决策层提出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17] - 据估算，截至2024年底，政府广义债务占GDP比重超过90%，但仍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17] - 预计短期内财政政策立场仍将偏向支持性，当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能充分抵消传统行业下行影响时，财政政策将逐步回归更偏中性立场[17]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与现状 - 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多项政策提高人民币国际可使用性[19] - 2010年至2015年间，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扩大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培育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并与其他央行签署本币互换协议[19] - 201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权重为10.92%，仅次于美元和欧元[19] - 2015年8月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造成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近1万亿美元，促使人民银行收紧资本管制，离岸人民币市场出现停滞[19] - 201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势头恢复，主要支持措施包括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以及中国股债市场分别被纳入国际主要指数体系[19] - 2022年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后，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提升至12.28%[19] - 渣打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GI）自2010年以来总体呈上升趋势[20] - 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增长至1万亿元左右，是2010年的四倍[20] - 点心债（境外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从2007年的零值增至约2万亿元[20] - 目前中国货物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重约为30%，而2009年时几乎为零[20] - 2024年上半年人民币在SWIFT全球支付中的份额达到4%-5%，近几个月回落至3%左右[20] - 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在岸人民币资产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7-8%），是2013年的近四倍[21] - 超过80家央行及货币当局在其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资产[21] - 2021年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比重达到2.8%，2025年中回落至2.1%，排在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之后[21] - 人民币已成为中国跨境收付活动中使用最多的货币，是国际贸易融资第二大货币，通过SWIFT及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渠道，已成为全球跨境支付中使用最多的第三大货币[21] 人民币国际化的制约因素与未来策略 - 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4][22] - 预计中国将会进一步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但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应该不会放弃对资本账户的宏观及微观管理[4] - 快速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可能并不是中国的短期目标，更紧迫的任务是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4] - 由于担忧资本流动扰乱国内金融市场，完全放开资本账户似乎并非政府的政策目标[22] - 中国很可能采取资本账户有管理可兑换的政策，并实行灵活但非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同时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22] - 在可预见的未来，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有助于保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中国的通胀水平可能会结构性低于主要贸易伙伴，进一步增强出口企业竞争优势[26] - 预计中期内中国经常账户仍将保持较大的顺差（约占GDP的2-3%），为进一步开放资本双向流动创造条件[26] - 由于政府对放开资本账户较为谨慎，在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各项指标中，金融相关指标表现较弱，而贸易相关指标表现较强[26] -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SDR货币篮子权重的四个标准，人民币在商品和服务出口方面表现出色，但在外汇储备、外汇交易量、国际借贷占比等标准下的排名靠后[26] - 近年来，政府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意愿更为明显，在全球寻求可替代安全资产的背景下，中国正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减少对美元依赖[27] - 预计政府会进一步推动在国际交易（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交易）和大宗商品定价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同时进一步开放和深化金融市场，提供更丰富的人民币金融产品[27] -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政府的一贯政策，同时在国际收支强劲和基本面支持的条件下，中国似乎也愿意让人民币逐渐升值[27] - 就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而言，未来五年比较现实的目标似乎是达到与日元和英镑同等的水平，而不是挑战美元或欧元的地位[28] - 更紧迫的任务是建设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以减少对SWIFT支付体系的依赖[28] -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处理的支付交易笔数稳步上升，参与机构数量已升至超过1,700家[28] - 近期政府有意扩大数字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并继续鼓励跨境电商使用国内非银行支付网络（例如银联、支付宝等）[28] - 目前的工作重心在于改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金融基础设施，并将人民币打造成便捷、可信赖的主要储备货币的替代选项[28] - 香港在促进人民币国际使用和吸引外国投资人民币资产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启动人民币国际化相关动议（如股票通和债券通）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9]

文章核心观点 - 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爽系统阐述2026年全球与中国经济核心预测 全球经济有望维持温和扩张但面临多重风险 中国经济工作重心从短期“风险应对”转向着眼于提升生产率的“长期经济转型”模式 [1] - 渣打银行对美联储降息路径持相对审慎观点 认为“强人民币政策”已成型并将成为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柱 [1] 全球经济展望 - 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与2025年预计的3.4%大致持平 维持温和扩张态势 [2] - 2025年经济好于预期得益于全球贸易强劲增长 通胀回落 多国央行降息带来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 以及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提振 [2] - 2026年增长动力将发生转换 “抢出口”效应消退将导致贸易增速放缓 消费呈现“K型分化” 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增强而低收入群体消费受抑制 [2] - 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可能更多转向投资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资本支出将继续提供支撑 [2] - 政策支持重心将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 主要经济体如美国的财政扩张预期以及欧洲对财政赤字约束的适度放松将成为新的增长托举力量 [2] 美国经济与货币政策 - 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0%加速至2026年的2.3% 动力源于强劲的商业投资 可能的减税措施及AI领域的领先应用 [3] - 劳动力市场短期内可能偏弱 失业率或继续上行 至下半年方有望随经济加速而改善 [3] - 关税效应正逐步向消费价格传导 商品通胀出现回升迹象 而服务通胀黏性较强 预计2026年美国平均通胀水平将高于2025年 [4] - 基于“增长加速+通胀黏性”的组合判断 渣打预计美联储在2025年12月降息后 2026年降息空间将有限 这与市场定价反映的“两次或三次降息约55个基点”的乐观预期不同 [4] - 若预测正确将引发市场影响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上行约45个基点至年底4.6%左右 收益率曲线趋陡 美元也将因更高利率吸引力和AI投资机会带来的资本流入而走强 [6] 欧洲经济与其他风险 - 预计欧洲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1.4%放缓至2026年的1.1% 但可避免衰退 [6] - 欧洲出口同时面临美国关税压力和中国出口竞争 且在AI投资浪潮中相对滞后 是其增长放缓的主因 但消费和劳动力市场仍具韧性 德国扩大的财政支出将在中长期产生效应 [6] - 警示2026年全球经济面临多重风险 包括地缘政治风险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美国政治与政策风险 以及金融市场泡沫风险 [6] - 特别提到市场对AI投资和加密货币是否存在过热甚至泡沫的担忧 若出现大幅回调将通过逆向财富效应和打击资本支出拖累经济增长 [6] 中国经济展望 - 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将设定在4.5%-5%区间 渣打预测实际增速为4.6% 增长模式将更侧重“内需主导”与“创新驱动” [7] - 出口仍将保持较高增速 但因“抢出口”效应减退和可能增多的贸易摩擦 其对GDP的贡献度将较2025年下降 持续的大额顺差可能引发更多贸易保护措施 [7] - 服务消费预计保持平稳 商品消费在“以旧换新”政策延续但难再加码的情况下 增速可能小幅回落 [7] - 投资有望成为贡献小幅提升的领域 财政资金对基建投入将增加 在“反内卷”政策进一步明晰后制造业投资可能恢复 服务业扩大开放有望吸引更多投资 房地产投资预计仍为负增长但拖累程度可能趋稳 [7] - 在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之前 宏观政策将保持支持态势但不会进一步扩张 [8] - 财政政策预计广义财政赤字率含政府性基金将从2025年占GDP约9%的高位小幅回调至8.5% 体现强劲但边际收敛的支持力度 [8] - 货币政策将维持“适度宽松”以配合财政发力但空间日益收窄 预计降息幅度有限 仅可能在2026年二季度进行10个基点的象征性降息 降准方面预计一季度或有25个基点下调 未来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操作将趋于常态化 [8] 强人民币政策 - 随着中国将“强大的货币”置于建设金融强国六大核心要素之首 标志着“强人民币政策”已经成型 [9] - 其内涵并非简单追求币值升值 而是旨在全面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信誉 使其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主导货币之一 最终服务于金融强国建设 [9] - 政策核心支柱包括基本面支撑 通过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 增强经济韧性和增长潜力 为币值提供坚实基础 [10] - 政策核心支柱包括政策框架匹配 宏观政策强调“跨周期”视角 避免超宽松政策 致力于维护人民币购买力和国际信任度 [10] - 政策核心支柱包括生态体系构建 加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人民币在贸易 投资 融资中的使用 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 建立更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减少对SWIFT体系的依赖 [10] - 渣打全球研究指出未来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有望提速 预计中国中期结构性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将相辅相成 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议程 包括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范围以及增强人民币资产可投资性 [10]

人民币国际化与“强人民币政策” - 中国的“强人民币政策”已经成形，强大的人民币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之首[1] -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今后几年会加速，最终目标是使人民币成为主要的主导货币之一[1] - “强人民币政策”并非单纯抬升汇率，而是通过技术投入、劳动生产力提升及保持大规模贸易顺差等“组合拳”为人民币长期升值创造条件[5] -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经常账户顺差）预计将保持相当大规模，前11个月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为经济和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5][8] - 宏观政策将更强调跨周期，避免超宽松政策，以维护人民币购买力并提升国际信任度[4] - 将继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融资中的使用，并建立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以减少对SWIFT的依赖[4] - 将推出更丰富的离岸人民币产品，提升人民币市场深度，香港是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之一[4][3]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前景 - 中国经济工作已从短期风险应对模式转向长期注重经济转型的模式，更关注提升劳动生产率[8] - 经济转型旨在通过技术投资和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质的提升”[8] - 政策将更强调内需主导和创新驱动，着眼于长远经济增长及增长模式的再平衡[10] - 2025年前三季度GDP增长中，约30%来源于外贸，外贸表现强劲是经济增长的积极方面[8] - 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增长率保持在5%甚至5%以上[8] -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第一年，预计财政资金对基建投资投入将增加[10] - 在对反内卷政策做出更多澄清后，制造业投资有可能得到恢复[10] - 服务业对内资和外资的开放将为投资提供支撑[10] 全球经济增长与投资趋势 - 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4%，与2025年增长率持平[11] - 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力可能从消费转向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集成电路等相关投资将为经济提供支撑[12] - 2025年全球消费强劲，受益于通胀下降、多国央行降息带来的宽松货币政策、全球多地股市创新高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相对较好的劳动力市场[12] - 预测美国2026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2.3%，较2025年的2.0%有所加速[12] - 预计美国2026年通胀水平将高于2025年的平均水平，因关税政策向进口和消费价格传导，导致商品通胀上行[12] - 2025年因关税问题出现的“抢出口”效应在2026年将逐步消退[11]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 - 中国宏观经济工作已从短期风险应对模式转向更加注重中长期经济转型的模式 [1] - 2026年外部环境趋于平稳 政策重心将回归提升潜在增长率和培育新动能 为“十五五”开局夯实基础 [3][4] - 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设定在4.5%—5%之间 实际增速预计约为4.6% 政策将突出“内需主导、创新驱动” [4] 2026年中国经济展望 - 出口将保持较强竞争力 但增速和对GDP的贡献将低于2025年 [4] - 消费方面 服务消费相对平稳 商品消费贡献或小幅下降 [4] - 投资方面 财政资金将加大对基建和服务业的支持 制造业投资在“反内卷”政策明晰后有望恢复 整体投资贡献或略有回升 [4] - 预计2026年CPI平均约为0.6% 较2025年温和回升 但仍处低通胀区间 [5] - 财政政策保持较强支持力度但边际扩张可能略有收敛 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 更加注重配合财政发力 [5] 全球经济与风险 - 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将与2025年大体持平 2025年估计值约为3.4% [6] - 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力可能从消费转向投资 AI、半导体等集成电路领域的资本开支将继续提供支撑 [6] - 政策支持重心将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 包括美国的财政扩张及欧洲在国防和基建领域放松财政约束 [6] - 全球经济面临多重风险 包括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美联储领导层更替、美国中期选举扰动及AI和加密资产领域可能的泡沫风险 [7] - 预计黄金价格仍有上行空间 2026年底金价或升至每盎司4750美元 [7] 货币政策与人民币 - 降准和降息空间变小 大型银行存准率已降至7.5% 小银行为5% 平均6.2% 银行净息差已降至约1.4% [9] - 央行政策工具箱不断丰富 未来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可能会更加常态化 [9] - “强人民币政策”旨在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信用和地位 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10] - 人民币具备中长期支撑条件 中国经常账户顺差预计维持在GDP的2%—3%左右 宏观政策注重跨周期调节以维护人民币购买力 [10] - 将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扩大使用范围 丰富离岸产品 完善跨境支付体系 [10] - “强人民币”不等于人为推升汇率 但将为长期温和升值创造条件 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并增强国际市场信心 [11] “反内卷”政策与房地产市场 - “反内卷”政策在2026年继续推进几乎是确定的 目前讨论结束为时尚早 [12] - 此轮政策复杂性更高 涉及从国有部门到民营企业 行业范围更广 预计见效至少需要12个月左右 [12] - 2026年仍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之年 重点观察房屋销售、土地成交及新开工数据等指标 [13] - 房地产市场调整节奏正在加快 部分约束条件开始放松 若调整速度加快 出清过程可能更快完成 [13] - 重点关注库存去化进展 若明显加快通常是市场接近止跌回稳的重要信号 [14] 外资配置与AI投资 - 外资在股权资产方面是净增配的 但在债券市场出现阶段性净流出 [15] - 股权投资核心在于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回报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强但“内卷”挤压价格和利润空间 [15] - 外资配置债券意愿偏低主因收益率较低 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低于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 [15] - 部分外资认为若人民币出现温和升值 在低利率环境下通过汇率获得额外收益可能提升配置意愿 [15] - 当前AI相关投资规模非常大 资本支出处在历史高位 早期投资“偏多”是技术革新常见现象 [15] - AI投资本身对GDP的拉动非常直接 包括对AI本身、相关芯片、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 形成资本开支链条支撑经济增长 [16] - AI能提升劳动生产率 但多大程度、多快速度转化为宏观经济增长仍需时间和数据验证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