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形势与政策 -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经济状况表示极度担忧，形容为"非常非常糟糕"，并认为竞选期间预言的经济危机风险正在显现 [1] - 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立即降息以降低政府借贷成本，维持"借新还旧"的财政操作 [1] 关税政策与财政影响 - 特朗普计划对全球发起"关税世界大战"，提议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 [3] - 2024年美国进口总额达4.11万亿美元，贸易逆差高达9184亿美元 [3] - 若实施10%关税，政府收入可增加超4000亿美元，将极大缓解1.83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3] - 10%的关税税率成为特朗普政府"搞钱"的核心手段 [3] 政策实施阻力 - 美联储坚持独立货币政策，拒绝因政治压力调整利率，被特朗普指责为"故意刁难" [4] - 民主党批评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加剧通胀风险 [4] - 共和党内部存在对关税战可能引发全球贸易反制的担忧 [4] 政策潜在影响 - 特朗普的关税策略虽能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但长期可能推高国内物价、削弱企业竞争力 [6] - 当前美国经济已陷入"高债务、高赤字、低增长"的困境 [6] - 强行推动关税战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失衡 [6] - 两党派间的博弈使政策推行举步维艰，美国经济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6]

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 -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率普遍较高，日本超过250%，美国约125%，意大利、法国、加拿大、英国均超过100%，而新兴经济体如东盟国家债务率在30-40%左右[2] - 全球公共债务/GDP比率2024年达95.1%，预计2030年升至99.6%，发展中国家平均宏观杠杆率217%，发达国家达255%[10] - 日本政府债务率全球最高达240%，主要因90年代后持续财政刺激，央行持有70%国债；美国联邦债务率从2008年60%升至2020年129%[14][18] 债务增长驱动因素 - 政府债务增长与目标责任相关，日本为摆脱通缩持续举债，而企业和居民部门在减债[14] - 美国债务攀升因维持全球霸权地位（驻军、战争）、美元国际地位及两党竞争下的福利政策[20] - 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率25%但地方债增速达GDP三倍，隐性债务和企业杠杆率高[20][22] 制造业与经济结构 - 美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从24%降至15%，服务业占比超80%；中国制造业占比超30%，制成品出口全球第一[31] - 美国制造业回归面临成本劣势，产业链重建需时，"让美国再次伟大"缺乏实质基础[32] - 美元占跨境支付40%以上，国际储备货币占比58.4%，短期内难以被替代[36] 人口结构与经济影响 - 全球总和生育率降至2.1-2.2临界值，中国生育率1.1全球倒数，预计2030年超老龄化，2047年人口跌破12亿[8] - 老龄化导致抚养比上升，财政开支增加，日本近30年未走出通缩，中国2030年老龄化率将超美国[38][41] - 人类预期寿命从1900年32岁增至2023年73岁，但衰退期被拉长，癌症高发与寿命延长正相关[5][8] 历史周期与大国兴衰 - 企业生命周期缩短，美国上市公司平均寿命14.5年，中国民企仅3.7年；国家周期更长（清政府276年，罗马帝国近1500年）[27] - 英国鼎盛时期领土3550万平方公里，二战后被美国取代；美国GDP占全球份额30年未降，制造业衰退但科技含量仍高[28][31] - 高债务作为"老年病"普遍存在，但政府破产（如希腊、阿根廷）不等于主要经济体短期风险[42]

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 - 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率普遍较高，日本超过250%，美国约为125%，意大利、法国、加拿大、英国等均超过100%，而新兴经济体如东盟国家政府债务率在30-40%左右，低于60%的国际安全标准线[1]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公共债务/GDP比率将达到95.1%，2030年可能进一步上升至99.6%，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宏观杠杆率为217%，发达国家为255%[7] - 2024年全球债务额增加7.2万亿美元，达到318.4万亿美元，全球宏观杠杆率水平持续攀升[7] 国家债务特点与成因 - 日本政府债务率全球最高达240%，主要由于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政府持续投入财力拉动经济，而居民和企业部门减债缩表[10] - 美国政府债务率在次贷危机期间从60%升至100%以上，疫情期间从100%升至最高129%，同时企业和居民部门降杠杆[12] - 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率约25%，但地方债增速是GDP三倍，隐性债规模较大，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16] 债务与经济结构关系 - 全球债务率易升难降源于举债边际效应递减，长期和平导致经济结构老化、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扩大[17] - 人口老龄化导致抚养比例上升，财政开支增加，逆全球化增加社会成本，各国军费开支上升推高债务[17] - 中国GDP增长对投资依赖度是全球平均水平两倍，地方债高增长阶段均与GDP下行压力相关[19] 制造业与经济发展 -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4%降至15%，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制成品出口总量全球第一[24] - 美国传统制造业回归面临成本劣势，产业链供应链重建需要很长时间[26] - 美国服务业占比超过80%，制造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高[24] 企业生命周期 - 美国上市公司平均寿命为14.5年，中位数8.9年，财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从1964年60年降至2014年18年[20] - 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3.7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2.5年，比西方同类企业更短[21] 人口老龄化影响 - 中国总和生育率约1.1，全球倒数前三，预计2030年步入超老龄化社会，2047年总人口可能跌破12亿，2100年跌破7亿[6] - 2030年前后中国老龄化率将超过美国并加速上升，宏观杠杆率已超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0] - 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1900年32岁提高至2023年73岁，但总和生育率降至2.1-2.2之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