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步入宁夏博物馆一楼临时展厅，只见一件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黑陶高柄杯静立展柜中，器壁薄如蛋 壳，光润通透；一旁，西周的作宝鼎默然端坐，厚重的鼎腹与稳实的三足，传递着三千年前祭祀的虔敬与秩 序的威严。 走进"玉之光"单元，温润光泽将观众带入一场玉文化之旅。展柜中，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玉环、玉钺，形制 古朴。玉琮内圆外方，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玉钺从石斧、石钺演化而来，成为军事统帅权的信符。一 块玉从"美石"升华为"礼玉"，映射出早期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的演进。 光明日报记者 张文攀 光明日报通讯员 张慧 近日，100多件（套）玉器、陶器、铜器等文物从齐鲁大地来到塞上江南。这场"礼乐和合——山东文物特 展"向公众讲述了礼乐里的中华文明。 "如此耗工费时，且极易破碎的器物，并非日常用具，而是贵族礼仪祭祀用的高等级礼器。"本次展览策展 人、山东博物馆典藏部馆员李思告诉记者，山东史前先民在陶礼器上的探索，为后来青铜礼器体系的形成奠 定了重要基础，见证了早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互动进程。 青铜技术的使用，标志着中国礼乐文明进入以"重器"为标志的辉煌时代。"铜之华"单元里，青铜器以沉稳的 质感与神秘的纹饰，散发着庄严肃穆 ...

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与国家形态 - 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10] - 论证其国家性质更多从“强制性公共权力”入手，依据包括发达的社会分工、精美手工制品、大体量工程建设、较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管理能力[12] - 古城与外围水利系统是系统性工程，背后存在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但强制性的程度可以讨论，可能并非极端强制[14] - 良渚文化的早期国家形态轮廓清晰但细节模糊，更多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精确事件，其“国家性”程度饱满但尚未成熟[15] - 良渚社会是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的社会，或称“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也是一个水利社会[17] 良渚文化的统治模式、核心区域与多中心格局 - 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区域早期国家，其核心范围可能是大雄山与大遮山之间的“C”形盆地，南北约五千米，东西约十千米[18] - 核心区域由莫角山宫殿区、反山墓地和古城共同烘托，莫角山很可能是神圣的礼仪中心，古城与莫角山呈现方圆结构[19][20] - 古城内发现厚达二十多厘米的炭化稻米堆积，折合约两三万斤，附近临平茅山遗址发现面积达八十多亩的良渚时期稻田，表明存在资源集聚[21] - 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呈多中心“城市国家”格局，苏南、上海地区的聚落可能未完全处于良渚古城权力的直接笼罩下[24] - 早期国家具有非领土性特征，且其组织形态可能并非一成不变，很可能经历过形成和退化的反复[24] 良渚文化的经济基础与文明化动力 - 詹姆斯·斯科特认为谷物造就国家，因谷物看得见、可分割、可估价、耐存储、易运输，良渚早期国家以稻作为基础，兼具渔捞经济[22] - 环太湖地区河湖相连，水路运输便利，极大促进了交流、贸易和经济效能，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家形成的先天优势[30] - 社会复杂化动力之一来自“因市成镇”，崧泽文化晚期以玉石为中心的商品交换经济发展，枢纽聚落出现集市，促进财富积累和阶层分化[30] - 另一动力来自“因寺成镇”，原始宗教与信仰力量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阶层分化，宗教中心通过巡礼和捐献集中人与物资[31] - 莫角山遗址存在大型燎祭遗迹及建筑，被认定为宗教仪式中心，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和物资集中是良渚遗址群占据突出地位的重要源泉[32] 良渚文化的中心-边缘关系与资源虹吸 - 良渚古城所在的余杭地区是核心区域，表现为更发达多元的经济、区域物资汇聚、大型纪念性建筑、先进手工业体系和成熟象征性表达[26] - 早期国家的中心崛起后产生虹吸效应，能够吸引周边或其他地区的各类资源[27] - 例证包括：吸收巢湖流域凌家滩文化的精髓；太湖西南部聚落在良渚时期减少，人口可能向平原核心区迁移；从周边天目山系乃至辽宁岫岩获取玉料等资源[28] - 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了以良渚为核心的早期国家与非国家、城与乡、中心与边缘的结构[36] - 中心与边缘的对比促使“历史感”增强，而周边地区可能萌生了与文明、国家无缘的社会形态，如后世“桃花源”意象的基因[36] 玉器在良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神圣性 - 良渚文化的核心表征是数量庞大、种类多样的玉器及组合，以及繁缛神秘的玉器纹饰，玉器深度参与了先民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6] - 玉器被视为神圣之物，其美感和“泛灵论”属性是衍生事神之举的土壤，玉被视作山川之精英，具有非凡属性[7] - 玉器成为身份、性别、等级的表征，例如玉琮一般出现在中、高等级聚落和墓葬中，而玉玦、玉锥形器、玉璜则见于低等级聚落[6] - 良渚人琢玉是审美力的体现，也是超越平凡生活、赋予存在以神圣感的社会行为[8] - 玉琮是体现中华文明绵延性的典型器物，其社会生命始于良渚文化，形制为内圆外方，在良渚文化衰落后，其形制和内涵在不同文化中被传承、解构与演化[39] 良渚文化的衰落及其对后世影响 - 良渚文化在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左右衰落，原因不能止于洪水说等单因论，而是环境灾难、社会危机和应对无力三者交织的结果[40] - 良渚文化衰落后，其文化成分如龟甲占卜、玉琮等被视为商文明中的“东海岸传统”，对商周文化产生影响[41] - 在纹饰上，良渚玉器上的菱形纹、“鸟-兽-鸟”纹样组合、介字型纹、眼睛纹等在青铜器装饰中均能看到[41] - 在礼制上，祼礼（如使用漆觚、玉锥形器等酒器组合）可能起源于良渚文化，后传入中原并传承至西周时期[42] - 中原地区三代文明汇聚四方精华，可称为“周边古礼的中原化”[42] 区域文明化进程的差异与比较 - 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不同的文明化进程，区域起跑线不一样，竞争与选择是文明推陈出新的动力之一[29] - 以古丹阳泽流域（如高淳薛城遗址）为镜像对比，其生业经济以渔捞业为主导，土地贫瘠，剩余产品、人口增长不足，社会分化不明显，属于“无国家”社会[35] - 与环太湖地区相比，丹阳泽流域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未达到“文明”标准，体现了区域文明化模式的多样性[35] - 斯科特认为，未被“文明”编织的人群（如水上人、山民）享有自由，处在发达考古学文化周边的人群曾有过自在的岁月[37] - 当今考古学界的文明探源研究在不同区域会遇到不同的文明化模式，每一个区域都有“重瓣花朵”，不能只欣赏花朵而忘了周边的绿叶[2][37]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埋藏坑概况 -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个“祭祀坑” 使已发掘的埋藏坑总数达到8个 极大丰富了对于三星堆文化的认识 [1] - 8个埋藏坑位于遗址南区宗教区一片约7200平方米的黄土地下 均为藏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的长方形土坑 [2] - 埋藏坑按特征分为两组：第一组为五、六号坑 面积较小深度浅 埋藏物少且细碎 五号坑有刻云雷纹的象牙碎片 六号坑有碳化严重的“木箱” [3] - 第二组为其余六个坑 形态规整体量大 埋藏器物丰富且大件物品多 器物分层投放痕迹明显 下层为小件青铜器 中层为青铜容器和面具 上层为象牙 [3] - 坑中多数器物经过有意焚烧 出现烧焦变色、烧残变形、发泡甚至熔化等现象 [4] 埋藏坑性质与学术观点 - 关于8个埋藏坑的性质 学界大都认同其与祭祀活动存在联系 并非暴力冲突导致的“灭国”掩埋 坑内器物分层有序投放 且象牙、青铜器、玉器、金器等均与祭祀密切相关 [5] - 这种埋葬与祭祀礼仪在古书中称为“瘗埋” 特指将祭品埋入土中的祭祀方式 [5] - 专家对具体场景有不同看法：赵殿增研究员支持“祭祀坑说” 认为约3000年前三星堆可能因特大灾难举行隆重的“燎祭”仪式 将神器打碎、焚烧、掩埋后迁都金沙 [6] - 唐际根教授称其为“祭祀遗存坑” 认为坑内器物信息共同指向“祭祀”文化现场 祭祀可能发生在埋藏前或包括埋藏过程本身 [6] - 冉宏林所长认为应分为两类 五六号坑为“祭祀坑”是祭祀活动直接产物 其余为“祭祀器物掩埋坑”主要为了掩埋 [6] - 王巍理事长认为这批坑状遗迹与祭祀密切相关 并非一次性或敌对摧毁后埋藏 三星堆与金沙不存在暴力取代迹象 [7] 三星堆文化的信仰崇拜体系 - 三星堆文化展现出浓郁的神巫和神权色彩 巫风昌盛祭祀繁多 形成了全民性的崇神观念 [7] - 其信仰体系表现为对自然、图腾、祖先的三种崇拜 [8] - 自然崇拜体现在青铜神树、太阳形器等文物上 [9] - 祖先崇拜以纵目面具为代表 可能与古蜀侯蚕丛的“纵目”特征相关 [10] - 青铜神树是自然崇拜想象力的杰出代表 被认为是沟通天地的“天梯” [11] - 一号青铜神树通高396厘米 是迄今发现的同时代最大青铜神树 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 [11] - 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 分三层共九枝 枝条下垂 枝头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 [11][12] - 学者孙华认为 一号神树对应《山海经》中的神树“若木” 二号神树对应“扶桑” 它们都是太阳或负日金乌的栖息之处 [12] - 神树造型与《山海经》“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的描绘有数量对照 树上九只鸟可能代表太阳 顶端残损部分或许也曾有一只鸟 [12]

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与意义 - 郭大顺提出红山文化应存在比已知“女神庙”等级更高的建筑，暗示该文化尚有重大遗迹待发掘[1] -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新发现含玉龙在内的大量红山文化遗迹，显示红山文化在极盛时期可能从辽西南下进入河北西北部桑干河流域，该发现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项目[2] -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了玉龙、女神头像、大型祭坛、积石冢等关键遗存，使西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并立成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1] 中华文明起源的礼制连续性 - 中华文明核心在于连续性，主要表现为礼制的延续，其观念可追溯至约1万年前，5000多年前已较为成型[5] - 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和“玉龙凤”是最初的礼制表现，良渚文化的玉器组合（琮、璧、钺）礼制化程度更高，中原商周礼器延续了东方海岱地区“鼎、豆、壶”组合[6] - 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礼器而非生产工具，与西方用途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礼器属性的文化传统[7] 史前各区域文化共性与差异 - 史前各区域存在自然条件与生业经济差异，如东北渔猎、中原粟黍农业、东南稻作，但文化共性为主，发展道路一致[9] - 仰韶文化尖底瓶可能为祭祀用的神器，彩陶系统反映信仰，表明中原地区宗教性并不低，与红山文化具有观念同一性并能高度融合[9] - 中国古代农业具有神圣性，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石磨盘、镰刀等农具可能具仪式性，良渚古城发现20万斤炭化稻米或与祭神有关[11] 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核心遗产 - 苏秉琦提出“古国-方国-帝国”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红山文化属古国时代，古国出现与当地原始文化紧密相连，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凝聚四方中心[13][14] - 苏秉琦学术思想包括区系类型说、文明观、方法论，其六大区系类型划分（如北方、中原、东方等）考虑古今一体，有助于理解10亿人、56个民族凝聚的基础结构[16][17] - 苏秉琦强调考古学为现实服务是自然过程，通过理论化、科学化重建古史，能揭示各民族共同贡献中国文化传统，修正旧有历史书写偏见[18][19][20] 考古学理论发展与多元观点 - 严文明对史前文化格局提出“三大系统”说（东北筒形罐文化、中原鬲文化、东南鼎文化），与苏秉琦“满天星斗”说相近，强调多元一体动态格局[22][23] - 考古学需欢迎“百家争鸣”，如英国巨石阵导览呈现多种观点（纪念建筑、天文、墓葬等），不同观点交锋有助于学科深入发展并孕育大师[28] - 考古学应以考古资料为主重建古史，用考古发现检验文献（如红山文化南下对应五帝时代前期文化大融合），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需更紧密合作[29][30]

寺墩考古史 - 寺墩是一座高出地面约20米的椭圆形土墩，1973年首次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璧、玉琮 [2] - 1978年至1995年进行5次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200余平方米，确认遗址分为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两个文化层 [2] - 2016年纳入"考古中国"研究课题，2019年后重点发掘核心区域，发现崧泽文化墓葬区、木构建筑遗存和良渚文化砌石遗迹等 [3] 遗址地理与结构 - 寺墩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总面积约90万平方米，周围有双重水系环绕 [4][13] - 遗迹包括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居住区发现300平方米的崧泽文化建筑遗存和良渚文化大型建筑基址 [5] - 中心祭台发现3座良渚文化墓葬，其中3号墓随葬品达100多件，包括57件玉礼器 [8] 出土遗物与文化特征 - 陶器数量最多，崧泽文化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红陶为主，良渚文化以袋足陶鬶、刻符大口缸为特色 [9] - 玉器制作精美，包括十二节人面纹玉琮（48组人面纹）、玉璧等，显示高超工艺 [10][11] - 发现带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日月山刻符陶片，反映与黄河流域的文化联系 [14] 历史地位与意义 - 遗址呈现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变迁，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例证 [12] - 良渚文化时期成为除良渚古城外的另一政治经济中心，可能为文明核心区域 [13] - 墓葬贫富差异、大型建筑基址和宗教祭坛表明存在阶级分化和复杂社会组织 [13]

华夏玉器文明发展脉络 - 新石器时代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体现长江流域巫术信仰 玉虎头像以圆雕技法刻成獠牙外露 玉蝉腹部弧线精准如机械切割 [3][4][5] - 商代盘龙城玉戈长达94厘米 采用本地蛇纹石仿制中原礼器 未开刃设计凸显礼制功能 [7][8] - 西周曾国玉器严格遵循周礼 叶家山28号墓玉鹿高5厘米 颈部穿孔残留丝绳痕迹 [14][15] - 春秋战国时期楚式玉器突破礼制束缚 九连墩1号墓双龙云纹玉佩采用透雕工艺 龙身呈S形动态 [19][21] - 明代梁庄王墓金镶宝石白玉云龙帽顶镶嵌红蓝宝石 五爪龙纹体现亲王威仪 青白玉持荷童子佩高5厘米展现世俗化倾向 [25][28][29] 玉器工艺技术演进 - 肖家屋脊玉器采用分层减地工艺 透雕玉片饰兽眼从平面中"破茧而出" 罗家柏岭玉蝉翼薄如蝉纱 [5] - 盘龙城玉柄形器出土42件 平刃末端钻孔系绳 绿松石串饰指甲盖大小通过精巧工艺呈现 [9][10] - 曾侯乙墓十六节龙凤玉挂饰用5块玉料雕成 可卷折活动 四节龙凤玉佩雕刻7条卷龙4只凤鸟 [17] - 楚国谷纹玉璧表面密布乳钉凸起 江陵望山龙形玉佩水滴形龙眼设计突破商周程式化纹样 [20][21] 玉器社会功能变迁 - 新石器时代玉器作为巫觋通神媒介 玉人头像被奉为最高神灵 构建"祖灵驭虎御天"信仰体系 [4][6] - 商周时期玉器转化为等级标识 盘龙城玉璋扉牙如山岳层叠 玉戈形制统一彰显王权 [8][12] - 战国玉器出现实用化转向 曾侯乙墓玉器240件 组佩构件出现几何造型 楚式玉器融入巫风元素 [17][22] - 明代《明会典》法典化规范玉器使用 梁庄王墓青白玉谷纹圭长23厘米 严格匹配亲王身份 [25][30] 湖北省博物馆玉器展陈 - 展品覆盖新石器至明清时期 北馆一楼设湖北古代文明展厅 南馆三楼设楚国八百年专题展 [33] - 曾侯乙展厅展示十六节龙凤玉挂饰等战国精品 梁庄王展厅陈列金镶宝石白玉帽顶等明代珍品 [17][25][33]

文章核心观点 -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探索夏文化起源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证据，其规模宏大的城址、复杂的礼制建筑和丰富的出土器物，证实了淮河流域在距今4300-4100年前已形成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复杂社会[8][12][14] 遗址发现与规模 - 遗址于1981年发现，2006年勘察确定分布范围50万平方米，2007-2011年五次发掘揭露面积近1万平方米[4] - 2021年底发现内城规模18万平方米，外围找到外城，总规模至少50万平方米，是淮河中游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5] - 城墙与壕沟防御体系周长2.8公里，工程量估算需10万立方米土方，按当时生产力需要5000人持续工作两年[12] 重要考古发现 - 发现近2000平方米大型礼仪式建筑（祭祀台基），包含烧祭面、方土台和成排柱洞等特殊遗迹[4] - 核心区揭露出"甲"字形布局礼仪建筑群，东西长108米、南北宽23米，主殿有9组直径1.2米巨型木柱，可支撑逾千平方米殿堂[7] - 祭祀区发现35处圆形祭祀坑呈北斗七星状排列，最大祭坑直径3.5米，出土卜骨12件刻有早期卦爻符号[7] - 手工业作坊区发现12座横穴式升焰窑和完整玉器加工链，玉琮半成品表面保留0.2毫米精度阴刻线[7] 文化特征与年代 - 遗址存续时间约300年，碳14测年显示兴盛期在公元前2100-前1900年，与"禹会诸侯"时段吻合[9][10] - 文化面貌呈现演进轨迹：早期与豫东王油坊类型关联，中期吸收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出现青铜冶铸痕迹[9] - 出土陶文中有5件刻符陶片图形文字可辨识为"禹""会""山""水"等意象，与甲骨文存在谱系关联[10] 文明意义与地位 - 出土玉璋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惊人相似，陶礼器组合与二里头文化礼器存在明显承继关系[7][10] - 文化因素向西渗透至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向东影响岳石文化，向南与斗鸡台文化互动[14] - 社会分层明显：大型墓随葬玉钺、牙璋，中型墓配置陶礼器，小型墓仅有生活用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