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蓝釉陶瓶 福建博物院供图 【晒晒咱的镇馆之宝㊵】 光明日报记者 冯家照 高建进 在福建博物院的展厅里，一件孔雀蓝釉陶瓶静静散发着千年未褪的柔和异彩。 这些孔雀蓝釉陶瓶在当时作何用途？专家认为，由于它们大多质地疏松，不及本土瓷器细密，单纯作为 实用器输入的可能性不大。在刘华墓中，陶瓶很可能作为"长明灯"使用。"在古代波斯，这类器皿常常 用于盛油。为让器身稳定，波斯人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陈梓生解释。外来器物与本土习俗的结合， 正是文化交融的鲜活写照。 如今，历经千年沧桑的三件陶瓶，分别珍藏于福建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 馆。它们如同三颗蓝色珍珠，串起一段跨越重洋的文明交流记忆。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它们 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通过海洋友好往来的见证。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6日 01版） 1965年，福州北郊莲花峰南麓，考古工作者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的墓 葬。这座墓葬几乎被盗墓贼洗劫一空，然而在残存的遗物中，三件闪烁着特殊蓝绿色光泽的陶瓶引起了 考古专家的注意。 [ 责编：任子薇 ] 它们器形硕大，高度接近80 ...

福建的地理与人文基础 - 福建地理特征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拥有长达3752公里的海岸线，塑造了闽人“向海而兴”的生存与发展模式 [1] - 海洋塑造了闽人“爱拼敢赢”与“开拓进取”的性格特质，为地区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 [1] 历史上的海洋贸易与航海传统 - 福建自古擅长造船，有“海舟以福建为上”之说，福船是古代海上贸易的关键工具 [2] - 宋元时期，泉州凭借海洋贸易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串联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 南宋末年，泉州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海港，与57个国家和地区存在海洋贸易关系 [5] - 海洋贸易促成了泉州（刺桐城）国际都会的繁荣，配套有海关、税行、银号等商业设施，被称为“光明城” [3] 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 - 泉州历史上吸引了阿拉伯、波斯等外国商人聚居，形成了“番坊”，官府设立市舶司与来远驿提供专门服务 [4] - 南朝印度高僧、元朝马可·波罗等外国人士到访，与汪大渊、郑和等中国航海家共同促成了中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闽商的发展与影响 - 闽商历史是一部浓缩的闯海史，自唐宋起依托泉州、福州、厦门等港口拓展海上贸易 [5] - 明代中期闽商继续拓展贸易，清末几乎掌控广东十三行，涌现出潘振承、伍秉鉴等享誉海外的代表人物 [5] - 闽商文化独树一帜，以“敢为天下先”和“爱拼才会赢”为精神特质，“晋江经验”是其成功例证 [6] - 福建华侨总数达1500多万人，遍布全球，心系桑梓，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6] 海权意识与历史传承 - 历史上，郑和、王景弘下西洋的船队展现了中国航海自信，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打造的海商船队兼具抗击外侮与通商功能 [4] - 林则徐、沈葆桢、严复等人提出了“不能制海，必为海制”的海权意识觉醒观点 [4] - 不同历史时期的刺桐港、月港、安平港、厦门港、马尾港都曾帆樯如林、万商云集，见证了福建海洋贸易的辉煌 [4]

近期，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国际研究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尼克·尚达里斯(Neak Chandarith)在接受中新网采访时指出，《中柬自贸协定》(CCFTA)、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形成强大合力，将柬埔寨打造为东南亚供应链的关键节点。 通过零关税准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多元化市场开拓，柬埔寨吸引跨国企业布局，巩固了其在区域制造业和农业版图中的枢纽地位，重现"海上丝绸之 路"时代的贸易辉煌。(记者 陈天浩） ...

陈支平 谢必震 主编 陈波源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 "东去无边海，西来万顷田。"唐代诗人陈蓬笔下的浩渺风景，形象地描绘出当年闽地的生活场景。到了宋代，刘克庄写下的"天势去随帆际 尽，海声来傍枕边多",则多了几分安逸和舒适。这种闽式海洋文化生活场景，大体离不开"石湖潮水接天流，番舶如云古渡头"等海洋商贸环境 的滋养。明清时期的"月港洋船通异宝""舟楫生涯浮海上"，表现的亦是闽人独特海洋生活方式的延续和发展。 千百年来，闽地人民以自身独特的智慧，迎接海洋赐予的生活，也面临诸种挑战。闽人以兼容并蓄的精神拥抱着大海，以顽强的毅力和开拓的 精神，在中国东南编织着海洋文明的史诗。由明史研究专家陈支平教授和琉球史研究专家谢必震教授主编的《丝路帆歌——东南海洋文明简 史》，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生动描绘闽地人民在海洋文明中的探索与实践之路。该书的出版集中而系统地呈现了福建海洋文明精神，涵盖传统 海洋文明的图景与当代海洋文明精神的描摹。 首先，该书以全景回顾的方式，对闽地海洋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闽在海中——上古时期先民的海洋生活"，揭示了地理环 境对福建海洋文明形成的重要作用。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特征，使得 ...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 -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开展交通贸易与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 形成于秦汉时期 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 繁荣于唐宋时期 转变于明清时期 [1] - 该航线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就已存在 主要有东海和南海起航线 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 [1] - 隋唐时期主要运送丝绸 故称“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瓷器出口为主 故也称“海上陶瓷之路” 同时因主要输入香料 亦被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1] 唐朝海上贸易的兴起与背景 - 唐朝初期对外贸易以西北陆路为主 但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失利后 陆路贸易通道阻塞 东南沿海海路贸易地位日益重要并逐步取代陆路主导地位 [1] - 唐朝国力昌盛 吸引各国商人前来 政府随之建立相对完善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体系与法律规范 [2] 唐朝海上贸易的主要航线与枢纽 - 唐朝主要对外海路有两条：北方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海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南方从广州出海通往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 [3] - 新罗商船到达山东半岛及长江口 新罗商人聚居沿海城市形成“新罗坊” 南方航线商船多停靠广州 使其成为南海贸易重要港口 [3] - 大食、波斯商人在广州、扬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温州、松江、海州（今连云港）等地定居 推动这些城市成为重要贸易枢纽 [3] 唐朝海上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 - 唐朝海上贸易商品除传统丝织品和奢侈品外 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的比重大幅提升 交易量远超前朝 呈现大宗贩卖特点 [4] - 与日本、新罗的贸易中 进口商品包括玳瑁、象牙、药材、朝霞布等 出口则以丝织品、瓷器、茶叶、铜镜、文具、书籍等为主 [4] - 贸易已由小宗奢侈品贩卖转向大宗生活用品贸易 对社会整体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愈发深远 [4] 唐朝海上贸易的管理制度：朝贡与民间贸易 - 朝贡制度日趋成熟 政府明确限制进京贡使人数 规定由海路朝贡者 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 [6] - 政府对朝贡的贡品数量、品种作出明确规定 要求“常贡是供 不敢有加” 并根据贡物价值给予回赠 形成“厚往薄来”的惯例 [6] - 民间海上对外贸易实行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制度 私人出入边境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过所”（通行凭证） 否则将受严惩 [7] 唐朝海上贸易的税收政策 -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行“两税法” 将商税纳入国家财政体系 [8] - 之后明确将“纳舶脚（关税）”纳入市舶管理内容 海外商船入境需缴纳“舶脚” 在中国境内进行民间交易时还需缴纳“两税” [8] - 政府更重视维护贸易秩序 避免过重税赋 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曾下诏要求除舶脚、收市进奉外 不得对外商重加率税 [8] 唐朝海上贸易的禁运与监管 - 基于国家安全 明确规定铁、甲、弩等兵器以及部分珍珠、丝织品、金银等为禁止贸易商品 私自携带出境将计赃科罪 [9] - 市舶使负有“禁珍异”职责 检查外船有无携带违禁珍奇异物入境 并对蕃商欺诈行为进行处罚 [9] 唐朝海上贸易的中央管理机构 - 唐朝突破此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模式 设立中央派出官职——市舶使 加强中央对海上贸易的直接管理 [10] -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 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市舶使前往广州、安南等地作为专司管理的中央官员 [10] - 市舶使职责后期明确为“籍其名物 纳舶脚 禁珍异 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 涵盖船舶查验、关税征收、违禁查处、纠纷裁决等全流程管理 [10] - 唐朝的市舶使制度为后来宋朝市舶司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1] 唐朝海上贸易管理制度的特点与影响 - 政府设立相关制度的目的 已从早期的政治怀柔转向兼顾经济利益 [11] - 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开放”成为唐朝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内在基因 深刻影响了日后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变迁 [11]

南汉康陵玻璃瓶的考古发现与历史价值 - 2003年在广东小谷围岛南汉康陵遗址发现上百片玻璃碎片 经修复获得唯一一件完整玻璃瓶[5][8] - 修复后的玻璃瓶瓶身厚度在0.5毫米至2毫米之间 在光线下呈现深浅不一的湖水绿色[11] - 该玻璃瓶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玻璃贸易的明证 见证了1000多年前广州与海外的繁荣贸易[11][12] 玻璃瓶的工艺技术与来源分析 - 经化学检测 康陵出土玻璃残片均为钠钙体系玻璃 与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不同[8][11] - 从0.5毫米的厚度判断 该玻璃瓶大概率采用吹制工艺制作[11] - 综合判断 这批玻璃器很有可能是从西亚伊斯兰世界进口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抵达广州[11] 古代玻璃的发展与传播历史 - 世界最早玻璃发现于约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中国玻璃的出现比西方晚了千余年[12] - 春秋战国时期 地中海东岸的玻璃珠饰传入中原 中国工匠使用本土发明的钾钙、铅钡玻璃进行仿造[12] - 罗马帝国时期发明的吹制玻璃技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 宋辽金时期中国匠人熟练掌握了该技术[13] - 明代以前 精美玻璃器的价值高于黄金 直到清朝以后玻璃制品才逐渐普及[13] 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物证 - 南汉时期海上私人贸易与官方朝贡活跃 康陵玻璃器可能是阿拉伯商人与王公贵族献给皇帝刘岩的贡品[11] - 同遗址出土的波斯蓝釉陶三耳大罐 其釉色属典型波斯风格 应是从波斯湾地区经海路输入[11] - 广州出土的东汉费昂斯红玉髓玻璃珠串 在成分与器形上与埃及和西亚相似 被认为是海路输入的舶来品[12] - 广州出土的南朝多色玻璃珠采用了古罗马流行的马赛克工艺 其传播与当时的海上贸易密切相关[13]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 软软的海风带着咸韵拂过白马渔村，轻柔地与那口古井涌泉缠绵，漾起勃勃生机，丝丝缕缕，悠悠回 响，像极了当年伏波将军那一声声军令，叩醒了这片相守千年的秘密。我穿山越海，踏上此方疆土，满 心满眼只为探寻那个美丽的传说——伏波将军和他的"白马井"。 每当海岸微风起，村东头那道残旧青灰墙上，总见幡旗轻扬舒卷。"堪笑云台书大将，何如马井涌甘 泉。"围墙两侧醒目的对联，仅寥寥数语，却满墙千秋，想必是后人对伏波将军功德所绘就的一个生动 缩影吧？千百年来，古井、白马塑像、伏波古庙，静立于此，任风雨淘洗、岁月雕琢，仍岿然不动，威 震南天。 枝叶总关情。一个外来探寻者，一位当地有学问的老人，因为白马伏波和井，陡然有了共同的话 题。"那句'盛府依横海，荒祠拜伏波'，指的就是后伏波马援将军，史上还有前伏波路博德呢。"老者又 补充道。 长歌一曲千古传，在后人眼里，两位伏波将军都是平叛安邦的大英雄！ 从此以后，这片崖州之地，居住的人逐渐多起来，小小渔村变成了渔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重拾远 古的记忆，化作精神图腾，扎根于心灵深处，孕育出厚重而灿烂的传统文化，早已在这里悄然生根发 芽。每逢民族风俗节庆，渔民群众身着 ...

温州港发展现状与成就 - 温州港2025年货物吞吐量达10086万吨，正式跨入“亿吨大港”行列，成为浙南闽北赣东地区重要的区域性航运枢纽 [1] - 温州港累计开通近洋航线18条，直达越南、泰国、菲律宾、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港口 [1] - 港口通过高频温甬支线链接全球，内贸航线覆盖中国主要港口，构建起通达便捷的海上物流通道 [1] 港口升级对贸易与产业的促进 - 港口发展为鞋服、眼镜、阀门等温州特色产业加速出海提供了支撑，并便利海外好物运往中国 [1] - 温州港口岸扩大开放（乐清湾港区）已通过国家验收，4个深水泊位获“国际通行证”，使乐清地区出口货物可直接从家门口出海，降低了此前需运至宁波港中转的人工和运费成本 [2] - 2025年11月，温州港实现了“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货物的“出厂即出海”，通过“集装箱海运准点降本”计划实现陆海联运零待时 [2] 港口服务优化与效率提升 - “提还箱”便利模式等措施降低了运输成本，并大幅提升了海运时效 [2] - 港口升级与航线拓展为国际物流与外贸采购企业带来了新客户，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2] 对侨商经济的联动与机遇 - 温州港升级被侨商视为实实在在的利好，其海外贸易网络与温州港联动，使华侨做生意更加便捷 [1] - 港口发展彰显了华侨经济活力，并为华侨带来了新能源、物流等领域的投资新机遇 [2]

泉州的历史地位与核心产业 - 泉州是宋元时期世界级的海洋贸易中心，被誉为“刺桐城”，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举世瞩目 [2] - 北宋于1087年在泉州设置市舶司，标志着其正式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 [8] - 南宋建炎至绍兴年间（1128-1134年），泉州所交税金相当于当时全国收入的十分之一 [9] 丝绸与纺织业 - 五代至北宋时期，泉州丝绸生产繁盛，“绮罗不减蜀吴春”，不亚于蜀中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3] - 中世纪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载，驰名中外的“刺桐缎”是馈赠外国元首的高级礼品，中国国王曾赠送五百匹花锻，其中百匹产自刺桐 [4] - 唐代乡绅黄守恭广辟桑园七里，种桑养蚕，纺丝织绸，行销海外，为产业早期代表 [5] - 南宋宗室南迁带来罗、绢、纱、绫等新产品及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推动了产业升级 [10] 陶瓷制造业 - 德化窑因海洋贸易繁荣迅速崛起，其青白瓷、白瓷生产技艺精湛，规模庞大 [13] -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 [13] - 德化窑能根据国外需求定制瓷器，如为东南亚定制净手军持（水瓶），并大量外销 [14] - “南海一号”沉船文物中约三分之一为德化窑白瓷，西沙“华光礁一号”等考古发现也证实其是重要外销品 [14] 海外贸易规模与商品 - 元代有98个国家与泉州进行贸易，泉州外销商品达90多种 [13] - 出口大宗货物包括丝绸绢缎、瓷器、茶叶、铜铁制品等，进口货物包括各色香料、胡椒、宝石、珍珠等 [13] -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亚历山大港的香料贸易量不及泉州港的十分之一 [14] - 阿拉伯商人后裔蒲寿庚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其家族海船“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载重量达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 [15] 港口管理与贸易政策 - 市舶司负责专管涉外船舶、贸易、征税及接待使者，主要业务之一是招徕外商来华贸易 [8] - 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因官吏腐败、海盗等问题，每年至泉州海舶仅三四艘，贸易衰落 [10] - 郡守真德秀与提举市舶赵崇度改革，罢和买、禁重征，礼遇番商，加强海防，其治理第一年海舶增至18艘，第二年24艘，第三年达36艘，贸易迅速复苏 [10] - 官方每年在九日山举行两次“祈风典礼”，由泉州郡守、南外宗正、提举市舶主持，祈求商舶平安，反映了成熟的贸易管理制度 [11] 造船与航海技术 - 宋元时期闽人造船技术世界领先，广泛使用水密隔舱技术，极大提高了远航安全性 [16] - 船只装备多桅多帆，能更好利用风力，提高航行灵活性和速度 [17] - 航海者已广泛使用指南针，提高了航行的方向性和准确性 [17] - 北宋后期闽南出现航海导航手册“针路簿”或“针经”，南宋赵汝适著《诸蕃志》，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了大量海外国家信息与航线，极具交通史价值 [19][20] 基础设施建设 - 北宋太守蔡襄主持建造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历时6年8个月，首创筏型基础，培养牡蛎加固桥体 [21] - 宋元时期泉州共修建桥梁达175座，完善了海陆联运设施，建立了便捷的沿海交通干线 [22] - 南宋绍兴年间建造的万寿塔是泉州港的重要航标塔，为中外船舶指引航路 [22] 多元文化与商业环境 - 泉州被誉为“众神的人间办事处”，汇聚道教（清源山老君岩）、佛教（开元寺）、伊斯兰教（清净寺）、印度教（开元寺石雕）、妈祖信仰（天后宫）、关岳信仰、摩尼教（草庵）等多元宗教与文化 [23][25][26][27] - 城南的“泉南蕃坊”是外国商人的长期聚居地，设有清净寺、蕃佛寺等，是商业集散地和文化交流舞台 [25] - 理学名家真德秀在泉州文庙留下《劝学文》，倡导勤俭务本，促进了当地文教发展 [24]

展览概况与核心发现 -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办“向海而行——中国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深海考古特展” 生动展示深海沉船遗址 [2] - 展览汇聚377件（组）珍贵文物 通过发现、走进、揭秘沉船三个板块展示南海深海考古成果 [2] - 2022年10月在南海海底发现一号、二号沉船 2023年进行深海考古调查 发现大量保存完好的陶瓷器、乌木等 [2] - 两艘沉船年代分别属于明代正德、弘治年间 系首次在1500米深海发现明代沉船 标志中国深海考古达世界先进水平 该项目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 一号沉船出水文物与工艺 - 一号沉船出水大量精美瓷器 其中装饰丰富纹样的青花瓷为数众多 纹饰包括缠枝花卉、莲池鸳鸯、双狮戏球、仙人乘槎、昭君出塞等 [3] - 展品包括青花鱼跃龙门应龙纹大盘 青花八仙人物故事图罐等 明正德时期应龙纹在民窑瓷器上较为常见 [4] - 首次在古代沉船中发现珐华器 并在珐华器上首次发现表面贴金工艺 [5] - 展出的珐华器包括珐华贴金镂空孔雀牡丹纹大罐和珐华贴金镂空应龙云海纹梅瓶 工艺复杂 色彩艳丽 [4][5] - 其他代表性文物包括造型生动的素三彩象形执壶、鹭形执壶、螺形执壶 描绘精细的矾红彩描金龙纹碗 莹润亮丽的绿釉刻划缠枝莲纹梅瓶、孔雀绿釉高足碗等 [5] - 一件红绿彩婴戏纹碗碗底有红彩“丙寅年造”款 结合纹饰风格 专家判断为明正德丙寅年制造 为文物断代提供重要依据 [5] 二号沉船货物与历史意义 - 二号沉船的主要货物是来自海外的乌木 这种珍贵木材被用来制作华贵家具及小件容器、装饰品、餐具等 [5] - 这是首次同时发现中国古代出航和返航的海外贸易沉船 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交流 [5] 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 - 展览第三部分搭建模拟实验室 展示沉船出水文物如何进行保护修复 如金属、陶瓷等文物需经脱盐处理 金属文物还要除锈 [6] - 脱盐池里浸泡的瓷器包括2025年深海考古新提取的文物 让最新考古成果与观众见面 [6] - 展览通过实物、模型及影像展现考古运用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包括“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狮子鱼”水下机器人、深海4K光纤相机、深海万米云台、侧扫声呐等 [6] - 展板时间轴清晰梳理水下考古发展历程 讲述中国近年取得的突破性成就 [6] 展览信息 - 展览将持续至3月15日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