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消费与宏观经济形势 - 消费疲弱已成全年主基调 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3% 全年预计增长约4% 下半年明显回落[5] - 居民部门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缩表” 防御性储蓄激增 住户存款已突破162万亿元[5] - GDP平减指数连续两年多为负 生产者价格指数累计八年半为负 价格持续收缩侵蚀企业盈利[5]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 - 需求结构高度依赖投资与出口 资本形成占全球30% 最终消费仅占13.5% 制成品顺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7] - 过去十年“稳增长”使投资年年加码 新增产能进一步压制价格 若外需回落过剩产能问题将更突出[7] - 扩内需必须把重心从“投”转向“消” 才能真正对冲经济下行风险[7] 制约消费增长的核心因素 - 服务消费占比仅46% 低于美国和欧洲约20个百分点 恩格尔系数仍接近30%[7] - 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占比低 分配差距大 城乡社保悬殊 农村老人月均养老金约200元 仅为城镇退休群体的十分之一[7] - 财政推出的3000亿元“以旧换新”补贴 对社零的边际拉动弱于去年 显示“小步快跑”式补贴已现“耐药性”[7] 破局方向：新消费与结构改革 - Z世代、单身经济、悦己消费在下沉市场崛起 情绪价值、IP化、定制化新品类频现爆款 为传统消费退潮提供对冲[8] - 需通过“大手笔”改革释放潜力 包括一次性的超剂量转移支付（育儿、养老、社保补贴）叠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把超额储蓄转化为持久收入[8] - 需放松服务业准入 利用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提升服务业效率与就业吸纳能力 让消费接替投资成为增长主引擎[8]

文章核心观点 - 让物价合理回升已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但面临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及结构性问题的多重挑战，实现难度较大 [2][6] - 当前物价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产能过剩叠加居民部门进入“缩表”周期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与过去主要由供给端问题引发的通缩有所不同 [6][11] - 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仅靠货币政策不够，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内需应侧重促消费而非单纯扩投资，并需研究财政支出的足够“剂量”以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14][17][21]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历程与原因 - 此轮物价低迷周期始于2012年，PPI在2012年5月至2016年10月间持续为负长达4年零5个月 [3] - 2012年后PPI长期为负的原因包括：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2011年出现历史性拐点、2009年大规模基建刺激政策效应在2012年消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04年的8.6%快速升至2012年的22.3%而全球消费者数量相对减少 [3] - 为应对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16.3%升至2015年末的23.9%，投资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4] - 2016-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推动PPI由负转正，但随后受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及疫情后全球供应链变化影响，PPI多次反复进入负值区间 [5] - 从2012年至2025年的13年间，中国PPI为负的时间约8年半，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最近三年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远超国内CPI和PPI降幅，显示出口高占比部分依赖“以价换量” [6] - 2022年10月开始的PPI下行新特征是居民部门从“扩表”转为“缩表”（房地产下行周期），标志着问题从产能过剩转变为产能过剩叠加有效需求不足 [6] 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与理论参照 - 经济面临“凯恩斯循环”（节俭悖论）风险，即个人增加储蓄的理性行为在总需求不足时会导致国民收入和总储蓄下降，加剧经济收缩 [7][9] - 日本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通缩是典型案例，其人均GDP按1994年不变价格计算，30年后下降了33% [9] - 日本政策失误包括：初期对冲击估计乐观、央行降息迟缓（1990年8月维持6%贴现率至1991年7月才开始降息）、财政政策在扩张与整固间摇摆且与货币政策协同性差、公共投资集中于生产型基建未能有效拉动私人消费 [10][11] - 中国当前总储蓄额增加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2025年社零增速估计约4%（低于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 [11] - 投资负增长核心原因是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回报率过低，覆盖不了成本，同时地方政府热衷投资（集体非理性）加剧产能过剩和债务压力 [11][12] - 疫情后（2020年后）中国杠杆率水平持续上升，而美国、日本等国杠杆率出现下降 [12] 促进物价回升的路径与政策建议 - 扩内需应以促消费为主导，因为扩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能增加就业但会形成增量供给，不利于物价回升，而消费扩大直接有利于物价回升 [14][15] - 当前消费低迷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2024年平均工资涨幅仅1.7%）、收入结构固化（40%中高收入家庭收入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房地产下行周期带来还贷压力和预期偏弱 [14][15] - 收入结构固化涉及初次分配（城乡收入差距）和二次分配问题，如个税缴纳人数比例低、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6-8%（美国近50%），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 [16] - 物价低迷影响企业盈利，2024年三季度万得全A年化ROE中位数仅4.6%，远低于标普500的近20% [16] - 财政政策需明确“剂量”和支出比例，即用于扩内需的财政支出中，中央与地方各自份额以及用于促消费与扩投资的具体比例 [17]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空间足够，因政府拥有巨大资产（2024年末国有企业总资产401.7万亿元，净资产109.4万亿元，国有土地5.2万亿公顷），理论上举债空间更大 [17] - 促消费需要较大财政剂量，核心是通过转移支付补贴中低收入群体以提高其收入占比，并需配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18] - 降低失业率需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服务业就业占比约50%，美国超80%），但服务业发展前提是降低恩格尔系数（中国2024年为29.8%，美国约12%），这需要财政巨额转移支付支持居民收入增长 [19] - 稳预期需“稳楼市”（居民财富主要配置渠道）和稳定股市，这同样需要大规模财政支出增量 [20] - 物价回升具有“刚性”难点：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走弱，需政策持续发力，防止物价短暂回升后再次回落 [20]

文章核心观点 - 让物价合理回升已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但面临结构性、周期性和体制性多重挑战 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产能过剩与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叠加 特别是居民部门进入“缩表”周期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 且应以促进消费为主导 而非单纯扩大投资 这需要财政政策提供足够“剂量”并优化支出结构 重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就业和房地产市场预期 [1][14][15][32][46][48]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历程与根源 - 自2012年5月起 中国PPI走势与欧美发生分野 进入负值区间 此轮PPI为负持续了4年零5个月 直至2016年10月才转正 [2] - 2012年后PPI长期为负的原因包括：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2011年出现历史性拐点 2009年大规模基建刺激政策的传导效应在2012年基本消失 以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而人口占比下降导致的供需缺口 [2] - 2012年至2025年的13年间 中国PPI为负的时间总计约8年半 尽管每次都有具体原因 但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 [9] - 最近三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 远超国内CPI和PPI降幅 表明出口保持高占比是以价换量的结果 [9] - 2022年10月开始的此轮PPI下行与以往不同 标志是居民部门从“扩表”转为“缩表” 进入房地产下行周期 表现为产能过剩叠加有效需求不足 [14] - 以白酒为例 2016年量产达1358万吨 2024年估计不足400万吨 不到10年消费量大幅下降 与人口老龄化和消费降级有关 [14] “凯恩斯循环”的风险与日本的经验教训 - “凯恩斯循环”即节俭悖论 指经济悲观预期下 个人增加储蓄的理性行为会导致总需求下降、企业生产萎缩、国民收入减少 最终使总储蓄不增反降 形成通缩循环 [17][18] - 日本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通缩 2024年人均GDP按1994年不变价格计算比30年前下降33% 是凯恩斯循环的典型体现 [20] - 日本应对通缩的政策失误包括：初期对冲击估算过于乐观 央行降息迟缓（1990年8月维持6%贴现率至1991年7月才开始降息） 财政政策在扩大支出与财政整固间摇摆且与货币政策协同性差 以及公共投资大量投向偏远地区基建未能有效拉动私人消费和投资 [20][21] - 疫情前后主要经济体宏观杠杆率变化显示 2020年后中国杠杆率水平继续上升 而美国、日本等国则出现下降 [30] 当前中国扩大内需面临的矛盾与难点 - 当前中国总储蓄额仍在增加 但投资和消费增速明显下降 2024年社零增速估计为4%左右 低于GDP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 [22] - 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投资回报率过低 覆盖不了成本 而回报率过低的主因是产能过剩（包括运能、储能过剩及房屋空置） 对地方政府而言 基础设施投入越多则债务压力越大 [25] - 地方政府普遍热衷投资是因为投资是“快变量”且有抓手 能立竿见影地拉动GDP和税收 但若所有地方政府都扩大投资（集体非理性） 则会加剧产能过剩 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27][28] - 当前消费低迷的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2024年平均工资涨幅仅1.7%） 收入结构固化（40%的中高收入家庭收入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 以及楼市下行周期带来的还贷压力和预期偏弱 [32][33] - 收入结构固化背后有初次分配（如城乡收入差距）和二次分配问题（如个税缴纳人数比例低 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6-8% 而美国接近50% 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 [36] - 物价长期低迷影响企业盈利 2024年三季度标普500年化ROE中位数接近20% 而万得全A只有4.6% [36] - 让物价合理回升的三大主要难点具有“刚性”：中低收入群体在国民总收入中分配比重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性走弱 [46] 政策建议与出路 - 扩内需应以促消费为主导 因为根据菲利普斯曲线 要让物价回升必须降低失业率 而扩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能增加就业 但会形成增量供给 无助于提高物价 [32] - 促消费需要财政政策提供足够“剂量” 并优化支出结构 重点用于增加居民收入以提高消费需求 而非过度投资 [39]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足够 截至2024年末 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总资产达401.7万亿元 净资产109.4万亿元 行政性净资产55.4万亿元 国有土地总面积5.2万亿公顷 [39][40] - 促消费的核心是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并缩小收入差距 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来实现 [40] - 要降低失业率需大力发展服务业 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超80% 中国仅50%左右 但服务业大发展前提是降低恩格尔系数（中国2024年为29.8% 美国约12%） 这需要巨额财政转移支付支持 [44] - 除了增加居民收入 还需“稳楼市”以稳定居民财富预期 当前股市两融余额占流通股市值比重显示加杠杆意愿偏弱 [45] - 物价低迷的治理需要久久为功 参考日本案例 其CPI在1991-2021的30年间累计仅上涨7.5% 期间三次超过2%的反弹均无功而返 直至2021年后失业率大幅下降（如大学生失业率降至2%以下）才走出通缩 [44][46] - 必须防止物价低迷长期化 仅靠货币政策不够 需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研究扩大财政支出的“剂量” 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48]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物价（CPI与PPI）自2012年以来长期面临下行压力，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叠加了当前由房地产下行周期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 [8][9][15][17][19] - 要促使物价合理回升，关键在于扩大内需，且政策重心应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消费，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实质性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并需克服收入结构固化、年轻人就业率偏低及房地产周期下行等“刚性”难点 [40][44][49][52][55] - 借鉴日本“通缩循环”的教训，应对物价长期低迷需要实施力度足够大且持续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仅靠货币政策难以奏效 [26][38][48][55][56]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历程与根源 - 此轮物价低迷周期始于2012年5月，PPI首次步入负值区间并持续了4年零5个月，至2016年10月才转正 [8][9] - PPI长期为负的原因包括：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2011年出现历史性拐点；2009年大规模基建刺激政策的效应在2012年消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从2004年的8.6%升至2012年的22.3%，但全球消费者数量相对减少 [9] - 为稳增长，地方政府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16.3%升至2015年末的23.9%，投资扩张加剧产能过剩，随后在2015年下半年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2] - 2016-2017年供给侧改革推动PPI转正，但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末PPI再次转负 [14] - 2021年因全球供应链中断，中国出口份额创新高，PPI大幅回升，但2022年后随着海外供应链恢复及国内需求偏弱，PPI再度进入负区间 [15] - 从2012年至2025年的13年间，中国PPI为负的时间约8年半，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近三年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远超国内CPI和PPI降幅，表明出口高占比部分依赖“以价换量” [15] - 2022年10月开始的PPI下行与以往不同，标志是居民部门从“扩表”转为“缩表”，进入房地产下行周期，表现为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叠加，例如白酒量产从2016年的1358万吨估计降至2025年的不足400万吨 [17] “凯恩斯循环”理论与日本的教训 - “凯恩斯循环”（节俭悖论）指在经济悲观预期下，个人增加储蓄的理性行为会导致总需求下降、企业生产萎缩、国民收入减少，最终使总储蓄不增反降，形成通缩循环 [21][22] - 日本自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通缩，2024年人均GDP按1994年不变价格计算比30年前下降33%，是“凯恩斯循环”的典型体现 [26] - 日本应对通缩存在三大问题：初期对泡沫破灭冲击的估算过于乐观；央行降息迟缓，官方贴现率从1990年8月的6%降至1995年9月的0.5%；财政政策在扩大支出与财政整固间摇摆，且大量公共资金投向偏远地区基建，未能有效拉动私人消费和投资 [26][27] 当前中国扩大内需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 当前中国总储蓄额仍在增加，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估计为4%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 [29] - 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回报率过低，覆盖不了成本，例如城投资本回报率中位数持续回落，基础设施投入越多，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越大 [31][32] - 地方政府普遍热衷于投资，因其是“快变量”且能立竿见影地拉动GDP和税收，但从全国看，集体扩大投资会导致供给远大于需求，加剧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形成“合成谬误” [35] - 疫情后（2020年后）中国宏观杠杆率水平持续上升，而美国、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杠杆率出现下降 [37] - 要让物价回升，应在需求端发力，通过促就业、增收入来促消费，并稳楼市、股市以稳预期，扩内需应以扩消费为主导 [29][40] - 当前消费低迷的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2024年平均工资涨幅仅1.7%）；收入结构固化（40%的中高收入家庭长期占据约70%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房地产下行周期带来还贷压力和预期偏弱 [40][43][44] - 收入结构固化背后存在初次分配（如城乡收入差距）和二次分配问题，中国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6-8%，而美国接近50%，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税种 [44] - 物价长期低迷也影响企业盈利，2024年三季度万得全A的年化净资产收益率中位数仅4.6%，而标普500接近20% [44] 政策建议：财政“剂量”与改革方向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充足，因政府拥有巨大资产，截至2024年末，国有企业（不含金融）总资产达401.7万亿元，净资产109.4万亿元，国有土地总面积5.2万亿公顷 [48] - 促消费需要“大剂量”财政支持，核心是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并缩小收入差距，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 [48][49] - 需降低失业率以促进物价回升，应大力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美国服务业就业占比超80%，中国仅50%左右，但服务业发展需以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为前提（中国2024年为29.8%，美国约12%） [52] - 提升服务业规模和消费需巨额财政转移支付先行支持，仅降低行业门槛不够 [52] - 稳预期需“稳楼市”，因楼市是居民财富主要配置渠道，但实现该目标同样需要大规模财政增量支出 [52] - 让物价合理回升的三大“刚性”难点：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性走弱 [55] - 必须防止物价低迷长期化，需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研究扩大财政支出的“剂量”，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55][56]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成因与特征 - 核心观点：中国物价长期低迷是结构性、周期性和体制性问题的综合体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产能过剩，近年来叠加了以房地产下行为标志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实现“物价合理回升”的政策目标面临较大挑战[2][12][16] - 自2012年5月起，中国PPI与欧美走势发生分野，进入负值区间，此轮低迷周期持续了4年零5个月，至2016年10月才转正[3] - 2012年至2025年的13年间，中国PPI为负的时间总计约8年半，尽管每次都有具体诱因，但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9] - 本轮PPI下行（始于2022年10月）与以往不同，其特征是居民部门从扩表转为缩表，进入房地产下行周期，表现为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叠加[12]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04年的8.6%快速上升至2012年的22.3%，每年占比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但全球消费者数量相对减少，加剧了供需矛盾[3] - 为应对2012年后刺激政策效应减弱，地方政府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16.3%升至2015年末的23.9%，投资带来的供给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6] - 2016-2017年强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重点在钢铁、煤炭等领域，促使PPI在2016年10月由负转正[6][7][9] - 外部冲击加剧波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对美出口下降，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末PPI再次转负；2021年因全球供应链阻断，中国出口份额创新高，PPI大幅回升；2022年随着海外供应链恢复，国内需求偏弱，PPI再度进入负区间[9] - 中国以价换量维持出口高占比，最近三年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降幅远超国内CPI和PPI[9] - 具体行业例证：白酒消费量从2016年的1358万吨估计降至2025年的不足400万吨，十年内大幅下降，反映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降级的影响[13] 物价低迷背后的经济机制与风险 - 当前经济面临陷入“凯恩斯循环”（节俭悖论）的风险，即个体为应对悲观预期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导致总需求下降、企业生产萎缩、国民收入减少，最终全社会总储蓄不增反降，形成通缩循环[17][18] - 日本是凯恩斯循环的典型案例，其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通缩，1991年至2021年的30年间，CPI累计仅上涨7.5%，期间政策存在误判、摇摆及协同性差等问题[21][22][45][47] - 日本走出通缩与失业率大幅下降有关，例如2021年后大学生失业率降至2%以下[47] - 中国当前总储蓄额仍在增加，但投资和消费增速已明显下降，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估计为4%左右（低于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24] - 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投资回报率过低，无法覆盖成本，而回报率低的根源在于产能过剩（包括运能、储能、房屋空置等）[27] - 地方政府普遍热衷投资，因其是“快变量”且能立竿见影地拉动GDP和税收，但从全国看，集体扩大投资（集体非理性）会导致供给进一步增加，加剧产能过剩，形成“合成谬误”，并推高地方政府债务[29] - 疫情前后宏观杠杆率变化显示，2020年后中国杠杆率水平持续上升，而美国、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杠杆率则出现下降[32] - 物价由供需关系决定，促物价回升应在消费需求端发力，通过促就业、增收入来促消费，并通过稳楼市、股市来稳预期[24] -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与通胀负相关，扩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可增加就业，但同时形成增量供给，无助于提高物价，因此扩内需应以扩消费为主导[34] 促消费与物价回升的难点与路径 - 当前消费低迷的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2024年平均工资涨幅仅1.7%）、收入结构固化、房地产下行周期带来的还贷压力与预期偏弱[34][35] - 收入结构固化问题突出：过去12年中，中国40%的中高收入家庭占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长期维持在70%左右，消费主力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未变[37][38] - 收入结构固化背后是初次分配（如城乡收入差距）和二次分配问题（如个税缴纳人数比例低、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6-8%，而美国接近50%，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税种）[40] - 物价长期低迷影响企业盈利：2024年三季度，万得全A公司的年化净资产收益率（ROE）中位数仅为4.6%，而同期标普500的ROE中位数接近20%[40][41] - 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就业：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超80%，中国仅50%左右，服务业大发展需要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作为前提（中国2024年恩格尔系数为29.8%，美国约12%，欧元区约17%）[48] - 要降低失业率、发展服务业，需要巨额财政转移支付来有力增加居民收入，仅降低服务业门槛不够[48] - 预期偏弱加剧消费疲软：当前处于居民资产负债表“缩表”阶段，股市上涨中两融余额占流通股市值比重显示加杠杆意愿明显偏弱，稳楼市对稳预期至关重要[48] - 实现物价合理回升的三大主要难点具有“刚性”：中低收入群体在国民总收入中分配比重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性走弱[51] - 日本案例表明，若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没有根本好转，物价短暂回升后仍会回落，政策需持续发力，防止物价低迷长期化[51] 政策应对方向与财政空间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6年经济工作指明方向，包括“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等，回应社会关切[43] - 政策落实的关键在于“剂量”和比例：需明确中央和地方用于扩内需的财政支出中，用于扩消费与扩投资的具体比例，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应大力度增加居民收入以提高消费需求[43][44]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足够：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政府拥有规模巨大的总资产（截至2024年末，不含金融企业的国有企业总资产达401.7万亿元，净资产109.4万亿元，国有土地总面积5.2万亿公顷），理论上举债空间更大[43] - 促消费需要较大“剂量”，核心是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并缩小收入差距，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来实现[44] - 按照“十五五”规划要求，若能做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则有望让物价走出长期低迷[44] - 让物价合理回升不能仅靠货币政策，需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研究扩大财政支出的“剂量”，同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51]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产能过剩叠加有效需求不足，而当前又面临房地产下行周期带来的居民部门“缩表”，使得物价合理回升的难度显著增加 [2][10][13] - 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关键在于扩大内需，且应以促进消费为主导，而非继续扩大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的投资 [35][44] - 促进消费需要财政政策提供足够“剂量”的支持，重点在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稳定就业和房地产市场预期 [35][44][45][53]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历程与原因 - 自2012年5月起，中国PPI走势与欧美发生分野，进入负值区间，此轮PPI为负的周期持续了4年零5个月，至2016年10月才转正 [2] - 2012年至2025年这13年间，中国PPI为负的时间总计约8年半，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 [7] - 2022年10月开始的PPI下行，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叠加了居民部门因房地产下行周期而“缩表”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10]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从2004年的8.6%升至2012年的22.3%，但全球消费者数量相对减少，加剧供需矛盾 [2] - 为应对经济下行，地方政府举债投资导致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16.3%升至2015年末的23.9%，投资带来的供给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5] - 最近三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远超国内CPI和PPI降幅，表明出口高占比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价换量”的结果 [7] 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凯恩斯循环”风险 - 当前经济存在陷入“凯恩斯循环”（节俭悖论）的风险，即个人为应对悲观预期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反而导致总需求下降、收入减少，最终总储蓄不增反降 [14][17] - 日本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通缩，是“凯恩斯循环”的典型案例，其人均GDP按1994年不变价计算，30年间下降了33% [20] - 日本应对通缩的政策存在误判和摇摆，如央行降息迟缓、财政政策在扩张与整固间反复、公共投资未能有效拉动私人消费等 [20][21] - 中国目前总储蓄额增加，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估计为4%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 [24] - 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回报率过低，城投资本回报率中位数持续回落 [27][28] - 地方政府普遍热衷投资，但若所有城市都扩大投资（集体非理性），会加剧产能过剩（合成谬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30] - 疫情后，中国宏观杠杆率水平继续上升，而美国、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杠杆率出现下降 [33] 促消费是物价回升的关键 - 当前消费低迷的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收入结构固化、楼市下行周期带来的还贷压力和预期偏弱 [35] - 2024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涨幅仅为1.7% [35] - 要让物价回升，必须降低失业率，但扩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能增加就业，却会形成新的供给，不利于物价回升，因此扩内需必须以扩消费为主导 [35] - 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长期固化，40%的中高收入家庭占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长期维持在70%左右 [38] - 收入结构固化与税收制度有关，中国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约6-8%，而美国接近50%，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税种 [41] - 物价低迷影响企业盈利，2024年三季度标普500的年化净资产收益率中位数接近20%，而万得全A仅为4.6% [41] 政策建议与所需“剂量”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等要求切中要害，但关键在于落实的“剂量”和财政支出的比例 [44]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充足，截至2024年末，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总资产达401.7万亿元，净资产109.4万亿元 [45] - 促消费需要较大财政“剂量”，核心是通过转移支付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提高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 [45] - 需按照“十五五”规划要求，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以帮助物价走出长期低迷 [46] - 要降低失业率需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超80%，中国仅50%左右，但服务业发展需要财政先行支持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49] - 当前物价回升的三大难点具有“刚性”：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性走弱 [53] - 仅靠货币政策不足以让物价合理回升，必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研究扩大财政支出的“剂量”，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