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让物价合理回升已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但面临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及结构性问题的多重挑战，实现难度较大 [2][6] - 当前物价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产能过剩叠加居民部门进入“缩表”周期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与过去主要由供给端问题引发的通缩有所不同 [6][11] - 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仅靠货币政策不够，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内需应侧重促消费而非单纯扩投资，并需研究财政支出的足够“剂量”以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14][17][21]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历程与原因 - 此轮物价低迷周期始于2012年，PPI在2012年5月至2016年10月间持续为负长达4年零5个月 [3] - 2012年后PPI长期为负的原因包括：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2011年出现历史性拐点、2009年大规模基建刺激政策效应在2012年消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04年的8.6%快速升至2012年的22.3%而全球消费者数量相对减少 [3] - 为应对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16.3%升至2015年末的23.9%，投资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4] - 2016-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推动PPI由负转正，但随后受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及疫情后全球供应链变化影响，PPI多次反复进入负值区间 [5] - 从2012年至2025年的13年间，中国PPI为负的时间约8年半，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最近三年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远超国内CPI和PPI降幅，显示出口高占比部分依赖“以价换量” [6] - 2022年10月开始的PPI下行新特征是居民部门从“扩表”转为“缩表”（房地产下行周期），标志着问题从产能过剩转变为产能过剩叠加有效需求不足 [6] 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与理论参照 - 经济面临“凯恩斯循环”（节俭悖论）风险，即个人增加储蓄的理性行为在总需求不足时会导致国民收入和总储蓄下降，加剧经济收缩 [7][9] - 日本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通缩是典型案例，其人均GDP按1994年不变价格计算，30年后下降了33% [9] - 日本政策失误包括：初期对冲击估计乐观、央行降息迟缓（1990年8月维持6%贴现率至1991年7月才开始降息）、财政政策在扩张与整固间摇摆且与货币政策协同性差、公共投资集中于生产型基建未能有效拉动私人消费 [10][11] - 中国当前总储蓄额增加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2025年社零增速估计约4%（低于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 [11] - 投资负增长核心原因是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回报率过低，覆盖不了成本，同时地方政府热衷投资（集体非理性）加剧产能过剩和债务压力 [11][12] - 疫情后（2020年后）中国杠杆率水平持续上升，而美国、日本等国杠杆率出现下降 [12] 促进物价回升的路径与政策建议 - 扩内需应以促消费为主导，因为扩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能增加就业但会形成增量供给，不利于物价回升，而消费扩大直接有利于物价回升 [14][15] - 当前消费低迷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2024年平均工资涨幅仅1.7%）、收入结构固化（40%中高收入家庭收入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房地产下行周期带来还贷压力和预期偏弱 [14][15] - 收入结构固化涉及初次分配（城乡收入差距）和二次分配问题，如个税缴纳人数比例低、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6-8%（美国近50%），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 [16] - 物价低迷影响企业盈利，2024年三季度万得全A年化ROE中位数仅4.6%，远低于标普500的近20% [16] - 财政政策需明确“剂量”和支出比例，即用于扩内需的财政支出中，中央与地方各自份额以及用于促消费与扩投资的具体比例 [17]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空间足够，因政府拥有巨大资产（2024年末国有企业总资产401.7万亿元，净资产109.4万亿元，国有土地5.2万亿公顷），理论上举债空间更大 [17] - 促消费需要较大财政剂量，核心是通过转移支付补贴中低收入群体以提高其收入占比，并需配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18] - 降低失业率需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服务业就业占比约50%，美国超80%），但服务业发展前提是降低恩格尔系数（中国2024年为29.8%，美国约12%），这需要财政巨额转移支付支持居民收入增长 [19] - 稳预期需“稳楼市”（居民财富主要配置渠道）和稳定股市，这同样需要大规模财政支出增量 [20] - 物价回升具有“刚性”难点：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走弱，需政策持续发力，防止物价短暂回升后再次回落 [20]

文章核心观点 - 让物价合理回升已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但面临结构性、周期性和体制性多重挑战 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产能过剩与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叠加 特别是居民部门进入“缩表”周期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 且应以促进消费为主导 而非单纯扩大投资 这需要财政政策提供足够“剂量”并优化支出结构 重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就业和房地产市场预期 [1][14][15][32][46][48]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历程与根源 - 自2012年5月起 中国PPI走势与欧美发生分野 进入负值区间 此轮PPI为负持续了4年零5个月 直至2016年10月才转正 [2] - 2012年后PPI长期为负的原因包括：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2011年出现历史性拐点 2009年大规模基建刺激政策的传导效应在2012年基本消失 以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而人口占比下降导致的供需缺口 [2] - 2012年至2025年的13年间 中国PPI为负的时间总计约8年半 尽管每次都有具体原因 但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 [9] - 最近三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 远超国内CPI和PPI降幅 表明出口保持高占比是以价换量的结果 [9] - 2022年10月开始的此轮PPI下行与以往不同 标志是居民部门从“扩表”转为“缩表” 进入房地产下行周期 表现为产能过剩叠加有效需求不足 [14] - 以白酒为例 2016年量产达1358万吨 2024年估计不足400万吨 不到10年消费量大幅下降 与人口老龄化和消费降级有关 [14] “凯恩斯循环”的风险与日本的经验教训 - “凯恩斯循环”即节俭悖论 指经济悲观预期下 个人增加储蓄的理性行为会导致总需求下降、企业生产萎缩、国民收入减少 最终使总储蓄不增反降 形成通缩循环 [17][18] - 日本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通缩 2024年人均GDP按1994年不变价格计算比30年前下降33% 是凯恩斯循环的典型体现 [20] - 日本应对通缩的政策失误包括：初期对冲击估算过于乐观 央行降息迟缓（1990年8月维持6%贴现率至1991年7月才开始降息） 财政政策在扩大支出与财政整固间摇摆且与货币政策协同性差 以及公共投资大量投向偏远地区基建未能有效拉动私人消费和投资 [20][21] - 疫情前后主要经济体宏观杠杆率变化显示 2020年后中国杠杆率水平继续上升 而美国、日本等国则出现下降 [30] 当前中国扩大内需面临的矛盾与难点 - 当前中国总储蓄额仍在增加 但投资和消费增速明显下降 2024年社零增速估计为4%左右 低于GDP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 [22] - 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投资回报率过低 覆盖不了成本 而回报率过低的主因是产能过剩（包括运能、储能过剩及房屋空置） 对地方政府而言 基础设施投入越多则债务压力越大 [25] - 地方政府普遍热衷投资是因为投资是“快变量”且有抓手 能立竿见影地拉动GDP和税收 但若所有地方政府都扩大投资（集体非理性） 则会加剧产能过剩 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27][28] - 当前消费低迷的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2024年平均工资涨幅仅1.7%） 收入结构固化（40%的中高收入家庭收入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 以及楼市下行周期带来的还贷压力和预期偏弱 [32][33] - 收入结构固化背后有初次分配（如城乡收入差距）和二次分配问题（如个税缴纳人数比例低 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6-8% 而美国接近50% 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 [36] - 物价长期低迷影响企业盈利 2024年三季度标普500年化ROE中位数接近20% 而万得全A只有4.6% [36] - 让物价合理回升的三大主要难点具有“刚性”：中低收入群体在国民总收入中分配比重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性走弱 [46] 政策建议与出路 - 扩内需应以促消费为主导 因为根据菲利普斯曲线 要让物价回升必须降低失业率 而扩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能增加就业 但会形成增量供给 无助于提高物价 [32] - 促消费需要财政政策提供足够“剂量” 并优化支出结构 重点用于增加居民收入以提高消费需求 而非过度投资 [39]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足够 截至2024年末 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总资产达401.7万亿元 净资产109.4万亿元 行政性净资产55.4万亿元 国有土地总面积5.2万亿公顷 [39][40] - 促消费的核心是提高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并缩小收入差距 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来实现 [40] - 要降低失业率需大力发展服务业 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超80% 中国仅50%左右 但服务业大发展前提是降低恩格尔系数（中国2024年为29.8% 美国约12%） 这需要巨额财政转移支付支持 [44] - 除了增加居民收入 还需“稳楼市”以稳定居民财富预期 当前股市两融余额占流通股市值比重显示加杠杆意愿偏弱 [45] - 物价低迷的治理需要久久为功 参考日本案例 其CPI在1991-2021的30年间累计仅上涨7.5% 期间三次超过2%的反弹均无功而返 直至2021年后失业率大幅下降（如大学生失业率降至2%以下）才走出通缩 [44][46] - 必须防止物价低迷长期化 仅靠货币政策不够 需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研究扩大财政支出的“剂量” 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48]

当前物价形势与政策目标 - 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预期涨幅设定在2%左右，较往年下调了1个百分点[1] - 前8个月CPI累计同比下降0.1%，核心CPI增长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下降2.9%[2] -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下降1.0%，已连续9个季度同比下降[2] 物价运行的积极变化 - 月度核心CPI自今年5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增速环比回升，8月份升至0.9%[2] - 8月份PPI同比下降2.9%，但月度同比降幅在经历连续5个月环比扩大后首次回落，幅度达到0.7个百分点[2] - 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扩大因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及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3] 供给侧“反内卷”政策举措 - 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发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和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禁止违规补贴[5] - 加强行业自律与标准提升，快递、汽车、光伏、储能等行业通过协会协调产量、库存和成本，统一核算价格并约束低价倾销[5] - 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明确低价倾销标准，并强化对电商、新能源等重点行业的价格监管与执法[5] - 推动产能治理与创新，炼油、钢铁、煤化工等传统行业聚焦化解存量过剩产能，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加强自律机制[6] - 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和管理优化提升竞争力，鼓励链主企业推动产业良好生态构建[6] 当前“反内卷”与历史“去产能”的差异 - 2016年“去产能”主要运用行政手段针对钢铁、水泥、煤炭等上游传统部门的过剩产能[7] - 本次“反内卷”涉及上游、中下游部门，涵盖传统和新兴产业，实施手段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更高[7] - 2016年底万得商品指数较2015年底上涨32.4%，10个分项指数全部上涨，其中煤炭钢矿指数涨114.1%[8] - 今年8月份万得商品指数同比上涨17.3%，但10个分项指数中仅有3个录得正增长，贵金属指数涨34.9%[8] 需求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建议 - 2020-2024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3%，社零年均增长3.7%，工业增加值与社零增速转为正缺口1.6个百分点[9] - 今年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4.2%，较上半年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10] - 建议扩大服务消费，落实《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服务消费促进平台[10] - 建议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聘用高校毕业生从事政府部门工作，8月份16~24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为18.9%[11] - 建议适当放松政府和社会集团消费限制，鼓励各级工会将经费用于消费领域[11] - 前8个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较上半年回落3.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回落2.1个百分点，加快“两重”项目落地有较大潜力[12]

供给侧“反内卷”政策 - 政府将今年CPI预期涨幅设定在2%左右，较往年下调1个百分点，并强调通过政策和改革改善供求关系[1] - 供给侧“反内卷”被作为重要政策工具，旨在抵制企业无序竞争并推动重点行业产能治理[3] - “内卷式”竞争指企业为争夺市场实施低价竞争，导致物价低位运行、行业利润率压缩及创新活力抑制[4] - 政策涉及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如发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禁止违规补贴[5] - 行业自律加强，快递、汽车、光伏、储能等协会协调产量与价格，提升技术标准以淘汰落后产能[5] - 市场行为规范通过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实现，强化对电商、新能源等行业价格监管[5] - 产能治理聚焦传统行业（如炼油、钢铁）化解存量过剩产能，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通过自律机制避免恶性竞争[6] - 引导企业转向质量竞争，鼓励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建设提升竞争力，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6] - 本次“反内卷”覆盖上中下游及传统与新兴产业，手段更市场化、法治化，不同于2016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去产能”[7] 当前物价运行状况 - 今年前8个月CPI累计同比下降0.1%，核心CPI增长0.5%，PPI下降2.9%[2] -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下降1.0%，已连续9个季度同比下降[2] - 月度核心CPI自5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增速环比回升，8月升至0.9%[2] - 8月PPI同比下降2.9%，但同比降幅在连续5个月扩大后首次回落，幅度达0.7个百分点[2] - 工业消费品价格回升受以旧换新政策及治理无序竞争推动，服务价格也带动核心CPI上涨[3] - 煤炭加工、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8月出厂价格降幅收窄3.2~10.3个百分点，光伏设备及新能源车价格降幅分别收窄2.8和0.6个百分点[3] 需求侧政策必要性 - 本轮“反内卷”对商品价格拉动效果弱于2016年，万得商品指数今年8月同比涨17.3%，仅3个分项指数正增长，而2016年底该指数涨32.4%且所有分项上涨[8] - 2016年PPI与商品指数强正相关（0.963），2024年9月至2025年8月转为强负相关（-0.919），反映需求侧拖累[8] - 2020年以来生产恢复快于消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5.3%，社零年均增3.7%，形成正缺口1.6个百分点[9][10] - 前8个月制造业投资增长5.1%，较上半年回落2.4个百分点，部分因“去产能”影响[10] - 建议扩大服务消费，落实《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并通过政府采购促进重点群体就业[10][11] - 加快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发行，推进“两重”项目落地，并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以提振民间投资[12] 政策灵活性及协同 - 7月以来经济增速放缓，需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加强形势监测，落实存量政策并储备增量政策[12] - 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限制消费的非经济政策需慎重出台，以形成政策合力[12]

文章核心观点 - 阅读是提升智慧的重要途径，重阳推崇通过阅读获得成长 [2][3] - 专栏每期围绕书籍展开，包括书评、书单或书摘，并设置互动话题 [4][5] - 精选优质好书赠送给高质量留言的读者 [6] - 本期推荐书籍《货币与政府》，探讨凯恩斯主义在经济理论中的影响 [9][10] 凯恩斯主义理论 - 经济学难以成为精确科学，因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行为，受个体和社会思想变化影响 [11][12] - 凯恩斯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主张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13] - 凯恩斯主义政策在二战后被广泛采用，但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将其归咎于滞胀问题 [13] - 凯恩斯理论在经济危机时仍被频繁采用，被视为应对危机的有效工具 [13] 货币与政府的作用 - 货币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手段，名义价值在历史时间中保持稳定 [15] - 经济下行时会出现流动性偏好陷阱，人们倾向于持有货币而非消费或投资 [15] - 政府通过稳定化政策促进总需求，减少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 [16] - 存在流动性偏好陷阱时，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16] 凯恩斯理论的当代意义 - 凯恩斯理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再次被采用 [17] - 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干预会加剧结构性问题，但凯恩斯主义在短期稳定社会方面仍有价值 [17] - 斯基德尔斯基教授从凯恩斯理论出发，结合当代经济实践探讨其现实意义 [18] - 《货币与政府》一书批判主流经济学对货币和政府的片面认识，呼吁重建经济理论框架 [19] 作者背景 -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曾撰写三卷本《凯恩斯传》 [20][21] - 其著作获得多项殊荣，包括莱昂内尔·盖尔伯奖 [21] - 1991年被册封为终身贵族，1994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