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资深外交官董云裳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比疫情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外界看法更加乐观，特朗普政府初期的试探性施压未果后，其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已逐渐形成，转向以更平等姿态进行谈判 [7][11][12] - 中美元首釜山会晤意义重大，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增进互信、推动共识落地具有关键作用，未来若能在2026年实现多达四次会晤，将创下历史新高，为双边关系稳定发出积极信号 [8][9] - 特朗普提出的“G2”概念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定义为“同一量级”，反映了美方将中国视为对等伙伴的认知，双方关系被期待构建为一种“既竞争、也合作”的复杂互动模式，而非零和博弈 [10][21][26] - 密集的高层互动（如2026年可能的多次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托底”，抑制突发负面事件的冲击，为推进具体领域合作创造空间和稳定框架 [16][17] - 美国民众对华态度有所回暖，53%的美国人支持对华友好合作与接触，这得益于特朗普多样化的对华表述、中国国际形象的更多元呈现以及公众对中国实力认知的提升 [19][20] 中美关系现状与近期发展 - 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双边关系的积极态势得以延续，多个美国代表团（涵盖农业、地方官员、智库等）相继访华，涵盖了地方交流、经贸合作、政策沟通等多个层面 [2][7] - 当前中美关系被中方部分人士描述为“软着陆”，即实际发展好于此前可能更严峻的预期，美方国内讨论则认为这是美方经历“痛苦的领悟”后，意识到必须通过平等谈判和妥协才能取得进展 [11][14] -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已成形，财长贝森特主导经贸关系，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涉华表述上表现一致，强调避免冲突且无意挑衅，核心决策人物明确 [12] - 相较于一两年前，美中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已经降低，最严重、最具破坏性的干扰因素发生风险低于过去 [18] 高层互动与未来展望 - 2026年，中美元首可能举行多达四次会晤，这将是美中建交或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高频率，对双边关系稳定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9] - 密集的高层会晤有助于抑制突发负面事件，为外交斡旋和推进积极成果创造更大空间，能对潜在冲击起到“托底”作用，防止关系“跑偏” [16][17] - 双方有望在朝鲜半岛、中东（如加沙重建）、伊朗、俄乌问题等地区冲突上挖掘合作潜力，若取得突破将成为极具价值的合作成果 [18][19] 美国对华认知与政策动因 - 特朗普政府初期经历了政策过渡和“试探行为”，在对华施压未达到预期效果后，调整策略，转而以更加平等（peer to peer）的姿态进行谈判 [11] -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同一量级”（near-peer），董云裳认为这准确反映了特朗普将习近平主席视为对等大国领导人的看法 [10] - 特朗普谈论中国的方式多样，既强烈批评贸易关系，又对中方领导人表现出高度尊重，这种表态影响了美国民众的对华观感 [20] - 美国社会并未远离“中国是竞争者”的判断，但更多民众倾向于将中美关系理解为“既竞争、也合作”，而非必须对抗或击败的对手 [20][21] 外交沟通与处理方式 -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外交机构的倚重不及往届，但一些“常规”沟通渠道正在重新打开，中美经贸谈判及元首会晤的外交互动流程已回归常态 [22] - 两国各部门在不同议题上的跨部门沟通渠道正在逐步打开并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例如防长会谈、联邦调查局局长访华等 [23] - 特朗普偏好非传统外交方式，倚重自己信任且能便捷沟通的人（如女婿库什纳），这种方式虽非正统，但在处理如俄乌问题等棘手事务上，迄今取得的进展超过过去三年任何其他尝试 [23][24]

中美关系近期动态与企业界评估 - 中美元首于10月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特朗普称之为“G2会议”，双方基本敲定了明年元首互访邀请，为高层交往提供更多契机 [1] -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同一量级”（near-peer）[1] -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指出，自釜山会晤后，企业界对双边关系的判断短期积极，但长期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企业持审慎态度 [5] - 企业界期待明年两国元首的潜在会晤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通过高层沟通，以经贸为切入口挖掘更广阔合作空间 [5] 美国农业补贴与对华贸易诉求 -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2月8日宣布，联邦政府将为美国农民提供规模为120亿美元的救助，以应对关税政策对农业的“反噬” [2] - 美国农业部披露，该计划资金将流向玉米、棉花、高粱、大豆、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种植者，付款将在明年2月底前完成 [2] -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表示，美国农户迫切希望恢复对华大豆出口，与政府补贴相比，他们更希望直接将大豆卖出 [2] - 截至9月底，中国自美大豆进口量近乎为零，但釜山会晤后达成的协议为恢复进口美国大豆创造了有利条件 [10] 近期经贸政策影响与企业应对 - 中美近期达成经贸共识，在未来12个月内暂停相关高额关税，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政策预期 [8] - 今年4月实施的高额关税对双边进出口贸易造成显著冲击，关税成本传导至出口价值链各个环节，其中消费者群体承担的成本占比最高 [8] - 双方同意将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新规和美国基于50%股权的穿透式政策暂缓执行12个月，提升了企业经营便利性 [9] - 商会观察到，企业短期内根据当前政策进行明年业务布局，但中长期仍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在供应链布局和增加投资等长期规划方面暂不具备稳定决策条件，多数企业以制定短期经营策略为主 [9] 企业界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看法 - 企业界对中美关系短期走向相对乐观，但长期走向有待进一步观察 [7] - 元首外交被视为美中关系最关键的决定因素，过去数月两国关系的每一次突破性进展都源于元首层面的沟通 [9] - 经贸关系被认为是美中关系的“稳定器”，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但两国经济呈现显著互补性，合作空间广阔 [10] - 突发性事件（如两年前的“气球事件”）可能对双边关系造成短期显著影响，但只要元首外交持续推进、政府沟通渠道畅通，便具备妥善处置的基础 [11] 对“G2”格局与全球化趋势的评论 - 特朗普用“G2”形容中美元首会晤，但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认为，这不能准确契合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 [12] - 对企业而言，若将世界简单划分为两大阵营，会阻碍资本、技术、人才的自由流动，增加企业沟通成本，加剧贸易与投资壁垒 [5][12] - 企业更期待一个互联互通的多极化世界，各国能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12] - 地区性合作机制（如RCEP）逐渐兴起，成为推动贸易便利化的探索思路，期待以区域自由贸易化为突破口，而非以地缘政治概念划分世界 [13] 跨国企业在华经营策略与市场观察 - 中国商业环境最显著的变化是国内企业的迅速成长和发展壮大，如今在很多领域本土企业已领先于跨国企业 [14] - 跨国企业在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深度本土化运作，缺乏本土化则很难取得成功 [14] - 美企不能低估中国市场的快速迭代发展以及本土消费者习惯的深刻变化，中国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认可度持续提升 [15] - 以星巴克为例，其近期决定将部分股权出售给中方投资公司，以借助中方力量在营销体系、产品设计等方面吸纳本土经验 [14] 商会角色与跨文化交流 - 上海美国商会成立于1915年，被誉为在华“美国商业之声”，现任会长郑艺是商会历史上首位华人会长 [2] - 郑艺具备政企复合工作经历与中美双重文化背景，曾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担任美国商务部首席商务官，有助于代表美国企业发声并同中国政府打交道 [5][17] - 这种跨文化认知与政企复合背景使其能更好理解企业诉求，并与中美双边政府开展高效沟通 [18] 中美民间交往与企业家责任 - 莫里斯·格林伯格是中美交流的先行者，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是贡献最突出的美国企业家之一，为跨国企业CEO树立了榜样 [19] -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等平台持续吸引跨国企业CEO参与，企业界互动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 [20] - 尽管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但美中两国民间交往，尤其是企业界互动变得更加重要，只要民间来往纽带不中断，两国关系改善发展便拥有稳固根基 [20] - 未来将会涌现出更多像格林伯格一样致力于推动中美交流的国际商界领袖 [20] 中美相互认知与心态调整 - 美国政界及决策层需要完成从以往俯视中国的心态向平视的调整，并以理性态度寻求与中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21] -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构成了当下美中关系的一大挑战 [21] - 中美两国都处于相互适应与自我调整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探索如何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21] - 中国的发展势头不会停歇，未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各方应以积极态度看待中国的崛起与发展 [22]

中美关系现状与近期进展 -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重新举起了“关税大棒”[1] - 10月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特朗普称之为“G2会议”[1] - 11月中美元首通话后，双方基本敲定了对对方元首明年访问的邀请[1] -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同一量级”（near-peer）[1] - 最近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后，中美的防务对话有所恢复，被认为是“是件好事”[3][10] - 两国元首已同意举行会晤，并可能进行多次会晤[3][11] 未来一年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 印太地区正处于潜在的冲突风险上升的时期[2][6] - 2026年中美关系可能面临的变量和挑战包括2026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2][3][12] - 需警惕因意外事件引发的突发危机，例如几年前的“气球事件”，这类事件可能推动两国走向更激烈的对抗甚至冲突[6][7][13] - 风险上升的原因在于潜在危机范围的扩大，包括台湾问题、显著恶化的中日关系以及持续发展导弹与核能力的朝鲜[6] 中美竞争格局与“G2”概念 - 当前的竞争格局已非常清晰，其显著特征是两国政府之间存在深度互疑[6] - 非政府机构或许仍能找到某些双方感兴趣的共同点，例如在科学发展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合作方面，但这些合作大多将停留在科学或学术交流层面，不太可能显著影响两国政府的整体战略关系[6] - 这些结构性因素已经固化，很可能将长期存在[6] - 美国战略界对“G2”构想持大量怀疑态度，这种设想很难在美国战略界获得广泛吸引力或支持[7][8] - 在共和党内部，甚至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之中，对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存在深刻裂痕，且多数观点持消极态度[7] 危机管理与“护栏”机制 - “护栏（guardrails）”概念最初是美国试图说服中国需要设置以避免危机，当时中国反对这一说法，但如今中国也开始使用这个词[9] - 过去二十年来，中美之间一直有各种对话机制、磋商渠道、热线等，但中国往往保持怀疑态度，担心这些机制会让美国更大胆地冒险[9] - 框架一直都在，但太多时候它们没有真正被用起来，危机管理机制并不总是运作良好[9][10] - 当危机出现时，美国有时会尝试启动一些危机避免机制[10] 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华政策 - 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和战略疑虑，预计仍将是美国战略界凝聚共识的主要外交议题[13] - 除非中国对美国盟友及安全伙伴的意图能够更清晰地向美国战略界呈现，否则此类负面认知难以转变[13] - 值得关注共和党内部，特别是“MAGA”阵营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这里可能蕴藏着对华整体负面观感出现变化的契机[14] - “MAGA”阵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美国应减少国际参与，聚焦国内威胁，避免卷入重大国际承诺，这可能对美国对华态度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14] - 2026年选举可能产生新变化，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稳定性[14] 人文交流与“知华派”代际断层 - 中美人文交流萎缩正造成美国对华研究出现代际断层[4] - 赴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急剧下降，无论是短期交流还是长期深造都大幅减少，如今仅维持在数百人的规模[17] - 美国正面临具备系统训练和深层中国经验的专业人才短缺问题[17] - 美国学界仍有一批卓越、专注、勤勉且充满智慧的中国问题研究者，老一代学者的责任在于鼓励和引导新生代学者在复杂环境中持续深耕[4][18] 未来互动与潜在进展领域 - 明年可能举行新一轮领导人峰会，现有的防务对话可以得到延伸和加强[3][10] - 领导人会议通常需要大量准备工作，双方行政机构会进行对话并期望取得积极成果[11] - 特朗普总统最擅长或自认最擅长的领域在于经济、商业和贸易议题，这些方面最有可能取得进展或积极成果[11] - 特朗普或许认为与中国达成协议或某种交易将是积极进展，有助于提升其2026年中期选举的选举前景[12] - 由于双方都希望峰会取得成功，两国都会保持克制，努力避免制造困难或风险局面，特别是在西太平洋地区[3][13]

中美竞争态势转变 - 中美竞争预计将持续10-20年，但竞争性质已发生变化，美国在本质上首次接受中国作为竞争对手[3] - 当中美达成力量平衡并“停战”时，美国对一百多个国家征收关税，只有中国进行了有效反击[3] - 美国知识阶层可能已意识到中国无法阻挡，反中热度或已到顶并开始逆转，需思考如何与中国共存[4] 中国制造业与长期战略 - 格力电器年营收从1990年代约20亿元增长至去年近2000亿元，显示中国制造业正改变世界历史进程[5] -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份额从2000年的5%预计增长至2030年的45%，旨在使自身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对抗遏制[5] - 中国对短期GDP增长不感兴趣，更注重10年后的长期经济韧性，面对宏观低迷可出台短期刺激但更看重长期布局[5] 技术创新与人才观 - 中国经济存在矛盾：宏观上消费低迷、楼市不振导致增长乏力，微观上AI大模型、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技术创新层出不穷[5] - 一家机器人公司创始人最初只招聘有美国学位的技术人员，但最近四五年转为只招中国博士生，认为后者更创新[5] - 西方认为自由促进创新而管制扼杀创新的观点是误区，中国历史证明稳定和谐对社会繁荣至关重要，创新并非西方独有[5] 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 - 尽管美国将全球关税提至多年高位，但全球经济意外强劲，例如马来西亚GDP增速可能达5%，新加坡经济有望增长4%[7] - 全球经济强劲的一种解释是美国仅占全球贸易额15%，美国以外地区正更加拥抱贸易，例如印尼与欧盟完成自贸谈判[7] - 在亚洲，东盟、日本、韩国缺乏对美国关税进行报复的能力，但各自采取了明智的应对之道[7]

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10月底中美元首釜山会谈标志着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以“脆弱的平衡”为特征的新阶段，双方综合国力变化促使关系从单边施压转向平等对话[2] - 新阶段将对国际货币秩序重构、中美政策方向与全球资产定价产生深远影响，美元霸权动摇推动货币体系碎片化与多元化[2] - 中美产业链生态位重合度提升导致竞争加剧，但短期尾部风险下降利好风险资产，长期需关注大国竞争带来的资源投入增加与通胀压力[22][38] 迎接中美经贸关系新阶段 阶段一（2005-2016年）：共生共赢 - 中国劳动力成本2008年仅为美国1/10，要素价格差异奠定“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合作基石[5] - 美国获得低通胀与金融繁荣：2003年至今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几乎未增长，而日本对美涨价7.7%，德法墨西哥涨幅更高[7] -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02-2012年第二产业就业增加超7500万人，快速积累国际储备资产[7] 阶段二（2017-2024年）：经贸摩擦增加 -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加剧：制造业就业份额从2000年13.1%降至2016年8.5%，绝对量减少近500万人，基尼系数创战后新高[7][16] - 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使有效税率达19.3%，中国对美出口占比从2017年19%下降，企业家信心指数2018年初起下滑[11] - 中国通过反制关税与WTO规则应对，但关键产品禁运对产业链造成冲击[11] 阶段三（2025年-）：经贸平等对话 - 中美五轮磋商后中国成为唯一未妥协却成功降低对等关税国家，美国对华新关税调整为20%，低于对新兴国家水平[12] - 中国议价能力提升：单位劳动产出相比美国从2017年1.6扩大到2024年2.2；稀土行业兼并重组增强全球定价权[16] - 对美出口依赖度显著下降：出口占比从2017年19%降至2025年11%左右，AI与芯片技术突破减少外部制约[17] 中美经贸关系新阶段的特征与政策含义 脆弱的平衡 - 平衡性体现在磋商机制重启：美国下调芬太尼关税10个百分点，大豆、稀土、芯片等领域形成互利交换框架[20] - 脆弱性源于产业链竞争：中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占比提升17个百分点，与美国最高出口板块重合度上升[22] - 安全困境螺旋风险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研究显示1500-2000年16组崛起国与守成国案例冲突失控概率较高[22] 国际货币秩序重构 - 美元霸权动摇：2025年4月美国加征关税后美元指数从104回落至98，出现“股债汇三杀”[26] - 资金流动碎片化：2025年中国大陆持有美股规模下滑约500亿美元，体现本土回流趋势[28] - 配置多元化空间显著：亚太基金对中国重回标配，但全球资金仍低配，人民币在大宗贸易结算取得突破[30][47] 政策启示 - 美国需解决内部失衡：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从2017年-1.9%扩大至2024年-2.4%，制造业回流仅增16万人[33] - 中国重点在于经济再平衡：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地方财政收入+基金收入）2018-2024年明显上升，需推进债务重组与财税改革[34] - 人民币汇率迎改革窗口期：美元兑人民币从年初7.3升值至7.1（涨幅2.7%），但较欧元13%升值幅度仍有空间[35] 中美经贸关系新阶段下的资产启示 风险资产与避险资产配置 - 平衡关系利好风险资产：2025年5-9月中美谈判后国内股市震荡上涨，铜等大宗商品走强[38] - 中国资产估值修复空间大：沪深300股权风险溢价5.2%仅修复至历史均值，港股科技龙头较美股“七姐妹”存在35%折价[41] - 黄金对冲价值持续：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占比从2015年9.1%升至2025年21.5%，价格自2022年低点上涨1.5倍[44] 货币秩序重构的影响 - 美债定价锚作用减弱：黄金与美债收益率脱锚，港股科技板块在美债收益率4%以上高位下涨幅超1倍[48] - 战略资源商品表现突出：2025年伦敦铜价创历史新高，稀土与小金属因大国竞争获溢价[54] 大国竞争长期化影响 - 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美国研发支出/GDP从2016年起升至2023年3.6%，中国2024年达2.7%[50] - 债券面临逆风：美国国债发行额/GDP达16%，赤字率6.4%，中国发债规模亦上升，通胀压力推高利率[53] - 股市风格轮动频繁：2022年11月后美股成长股跑赢价值，但除美国外市场价值风格整体占优[55]

中美关系动态 -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采访中强调与中国关系良好，并表示很多盟国在贸易上从美国获利比中国更多，未对日本政客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表示支持 [1] -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使用“G2”形容中美关系，此举被视为主动缓和两国关系的迹象 [2] -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思也提及“G2峰会”，称其为美中两国持久和平与成功奠定基调 [2] - 与之前“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表态相比，美方态度出现明显缓和 [2] 美日同盟关系评估 - 特朗普曾多次批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称其为单方面受益的体制，美国必须保护日本而日本无义务保护美国 [5] - 特朗普2.0时期对美日安保体制的批评减少，可能与日本计划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有关，特朗普称此投资是在其指令下作出的决定 [5] - 美日同盟被描述为历史、地缘政治和不平等交易等因素捏合的产物，未经真正考验，可能从战略资产转变为战略包袱 [5] 日方涉台言论及后续 - 日本政客高市早苗发表涉台危险言论，称台湾有事可能触发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 [7] - 高市早苗事后解释其言论是“设想了最坏的情况”，并称“今后将避免这种做法”，但同时表示该言论符合日本政府一贯立场，不打算收回 [7] -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说明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与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一致，“没有改变”，并回避评论中国外交官的帖文 [7] - 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个月，因涉台问题已遭中方两次强烈抗议 [7]

贸易政策变动 - 中国决定恢复三家美国大豆企业向中国出口的资格，美国大豆将重新进入采购范围 [1] 美国贸易行为分析 - 美国将贸易当作武器，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具体手段包括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单方面终止合作 [1] - 美国不遵循公平规则，其倡导的自由贸易实质是以美国规则为基础 [3] - 美国凭借美元优势和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地位，在自由贸易时代成为最大受益者 [3] - 美国利用军事霸权和美元主导地位赚取巨额财富 [3] 全球贸易格局变化 -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对原有由美国控制的贸易规则构成挑战 [3] - 其他经济体希望争取更加公平的贸易环境以适应自身崛起 [3] - 美国采取无赖手段打压其他经济体发展，忽视国际法和规则 [5] 中美贸易摩擦与反制 - 美国通过南海问题、"以台制华"政策、贸易战等方式遏制中国崛起 [5] - 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相应反击措施 [5] - 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大豆使美国相关行业遭受沉重打击，美国政府饱受批评 [5] - 中国具备限制稀土出口等反制能力 [5] 实力变化与谈判地位 - 中国军事能力提升达到空前水平，例如福建舰正式入列 [5] - 美国重回谈判桌表明中国已成为美国不能轻视的对手 [5] - 中美谈判困难证明中国是美国强有力的对手，美国总统提出"G2"说法 [5] - 斗争越激烈意味着中国越强大 [7]

文章核心观点 - 特朗普在会晤前宣称将举行“G2会议”，引发西方舆论广泛关注和争议 [1] - “G2”构想由美国学者伯格斯滕提出，最初包含多对双边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调整为仅保留中美关系 [3] - 特朗普重提“G2”构想令美国盟友担忧被排除在权力架构之外或成为被“收割”对象 [4] - 中国一贯反对“G2”构想，因其本质是“双极”格局，与中国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立场相悖 [6][8] “G2”构想的起源与演变 - “G2”概念最早于2005年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提出，包含中美、欧美、日美、沙特美国四组最重要双边关系 [3]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该构想调整为仅聚焦中美关系，并成为美国战略圈热议话题 [3] - 奥巴马政府曾短暂采纳该构想，但因引发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不安而被放弃 [3] 各方对“G2”构想的立场差异 - 奥巴马时期美国试图通过“G2”将中国纳入其国际体系，体现当时“美强中弱”的格局 [6] - 特朗普时期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已达到“坐二望一”的位置，迫使美国承认需与中国平等对话 [6] - 中国始终坚持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认为“G2”的“双极”模式背离其外交原则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 [6][8] 当前重提“G2”的影响 - 特朗普重提“G2”引发欧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担忧，恐在中美关系改善进程中被边缘化 [4] - 盟友主要担忧并非中美关系改善，而是害怕被剔除出“G2”权力架构，成为被联手“收割”的对象 [4] - 中国通过天安门广场标语“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明确表达了反对“G2”、追求全球团结和公正秩序的立场 [8]

市场对中美会谈及美联储政策的反应 - 中美会谈历时1小时40分钟，市场全天波动较大 [1] - 自10月17日以来，A股双创50指数和美股TAMAMA指数均反弹约10%，市场提前交易中美磋商和美联储降息两条主线 [2] - 随着利好落地及美联储主席鹰派言论导致12月降息概率从90%以上降至70%左右，市场出现回调 [3][4] - 会谈结束后风险资产集体跳水、黄金拉升，A股收盘后商务部发布通稿，恒生科技指数快速拉升约1个百分点 [6] 全球两强格局与资产对比 - 中美被正式称为"G2"，中国低利率环境和产业崛起正塑造优质股权投资大时代 [10] - 美国GDP规模是中国的1.5倍，但股市总市值是中国的3倍，长期看市值差距有望收窄 [10] - 英伟达成为首家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公司，其市值超过欧洲三强各自股市总市值，相当于港股市值的80%、A股市值的1/3 [12] - 英伟达在标普500指数中占比接近8%，意味着投资者配置标普500时约有8%资金流向英伟达 [12] 部分公司三季报后市场表现 - 新X盛、天X通信等小盘资产虽然同比维持高增速，但三季度营收环比二季度出现负增长，今日股价分别下跌约8%和11% [15][20] - 中际X创三季报符合预期，股价相对坚挺 [20] - 招商银行和茅台营收与净利润几乎无增长，但今日招行上涨约1%，茅台仅下跌0.3% [21] - 茅台近年大幅提高股利支付率，通过分红维持高ROE，股息率提升符合当前市场审美 [22][24] - 其他白酒企业三季报表现相当惨淡，投资需聚焦真龙头 [24] 银行业务与宏观线索 - 招商银行前三季度净利差为1.77%，去年同期为1.87%，收窄10个基点，但三季度净利差1.75%较二季度1.77%仅收窄2个基点，显示收窄速度放缓 [35] - 央行通过量和价两个维度呵护银行息差，招行三季度"向中央银行借款"成本为1.76%，环比下降4个基点 [35] - 招行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增长18.76%，其中信托业务增46%（主要来自私募TOF）、基金业务增38%、理财业务增18%、保险业务降7% [36][37] - 前三季度非利息收入负增长4% [37]

中美关系演变 - 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G2共治理念遭中国拒绝 中国认为该提议旨在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体系而非平等伙伴[1] - 十六年后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对美国关税战采取对等反制的国家 迫使美国两次延长谈判期限总计180天[3] - 美国财长公开承认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 需谨慎对待[3] 中国实力增长 -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产业链 在稀土等关键资源领域占据不可替代地位[3] - 14亿人口庞大市场支撑 2024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3] - 科技领域从跟跑者转变为并跑者 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领先全球[3] 国际秩序愿景 - 中国推动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 主张世界事务由各国共同决定而非一两个国家主导[4] - 追求多极化世界而非霸权 通过实力赢得平等地位[4] - 中国成为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力量[5] 经济发展成就 - 从一穷二白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 - 高端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体现在高铁等基础设施和航空航天装备领域[4] - 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既无法彻底脱钩也难以回到过去蜜月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