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全球金融体系发展趋势 - 金融聚集区在智能时代的经营主体是“金融平台+金融个体”[4] - 全球金融体系呈现多极化、全球化和科技化趋势，每个金融区都具有全球化功能[5] - 金融聚集区空间分布从农业时代分散聚集、工业时代集中聚集，发展到智能时代又聚集又扩散的格局[4] 金融与科技融合趋势 - 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如科技贷款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6] - 金融中心与科技中心通过“圈链群”服务模式强化协同效应，引导金融与科技集聚区比邻而居[6] - 有科技的地方要发展金融，有金融的地方要发展科技，这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明显趋势[7] 硅谷湾区金融发展经验 - 硅谷专注于风险投资，其风险投资占加州的78%和全美国的1/3[7] - 硅谷银行专注于服务高成长科技企业、生命科学公司及风险投资机构[7] - 创造出先进的、与众不同的创新产品，既保证安全又能获得高回报和快速流动[7] 杭州打造金融聚集区的优势与建议 - 杭州优势包括数字之城、平台之城、个私之城基础，金融科技在移动支付、区块链等领域处于全国甚至世界领先水平[8] - 具体建议包括专注扬长处强化金融平台和人才优势，借力补短板对接合作实体交易场所[9] - 建立金融科技基础设施，争取重大资源布局和制度创新试点，塑造顶级商业环境和宽容失败的金融文化[9] 金融中心空间布局规律 - 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都有从聚集到扩散的过程，智能时代呈现有聚有散的现象[10] - 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导致虚拟化金融活动空间分散，但金融机构赢者通吃又带来集中[11] - 政府应把握动态平衡，不搞平均主义也不过度集聚，顺应多极化趋势降低区域差异[11]

文章核心观点 - 特朗普在会晤前宣称将举行“G2会议”，引发西方舆论广泛关注和争议 [1] - “G2”构想由美国学者伯格斯滕提出，最初包含多对双边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调整为仅保留中美关系 [3] - 特朗普重提“G2”构想令美国盟友担忧被排除在权力架构之外或成为被“收割”对象 [4] - 中国一贯反对“G2”构想，因其本质是“双极”格局，与中国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立场相悖 [6][8] “G2”构想的起源与演变 - “G2”概念最早于2005年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提出，包含中美、欧美、日美、沙特美国四组最重要双边关系 [3]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该构想调整为仅聚焦中美关系，并成为美国战略圈热议话题 [3] - 奥巴马政府曾短暂采纳该构想，但因引发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不安而被放弃 [3] 各方对“G2”构想的立场差异 - 奥巴马时期美国试图通过“G2”将中国纳入其国际体系，体现当时“美强中弱”的格局 [6] - 特朗普时期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已达到“坐二望一”的位置，迫使美国承认需与中国平等对话 [6] - 中国始终坚持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认为“G2”的“双极”模式背离其外交原则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 [6][8] 当前重提“G2”的影响 - 特朗普重提“G2”引发欧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担忧，恐在中美关系改善进程中被边缘化 [4] - 盟友主要担忧并非中美关系改善，而是害怕被剔除出“G2”权力架构，成为被联手“收割”的对象 [4] - 中国通过天安门广场标语“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明确表达了反对“G2”、追求全球团结和公正秩序的立场 [8]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反驳新加坡部长徐芳达关于中国应在贸易摩擦中“忍让”的观点，指出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系统性遏制，而非中国的主动对抗 [1][2][8] - 文章认为新加坡的“调停”角色存在不公正的倾向，其倡导的“多边主义”实质是希望中国在西方主导的框架内行事，与中国主张的平等互利的多边主义有本质区别 [5][7] - 文章强调中国的反制措施是防御性的，坚守自主发展权和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底线，国际秩序重建必须基于平等，而非单方面退让 [8][10][16] 新加坡的立场与关切 - 新加坡部长徐芳达建议各国在关税问题上应搭建桥梁、寻找合作，避免“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对抗循环，并特别提及中美应加强青年交流 [1] - 新加坡作为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的国家，其经济命脉系于国际贸易和金融开放，因此对国际秩序动荡深感忧虑 [4] - 新加坡试图在中美之间扮演“调停者”角色，但随着两国矛盾加剧，其外交回旋空间缩小 [4][5] 对中美贸易摩擦根源的分析 - 当前全球贸易失衡并非中国主动挑起，而是美国持续进行系统性对华遏制，包括关税战、科技封锁及“去风险”战略 [1] - 中国在贸易摩擦中始终处于被动应对地位，美国一再破坏对话基础并筑起高墙，使得要求中国单方面合作成为无谓的自我牺牲 [2][10] 对“多边主义”的认知差异 - 新加坡理解的“多边主义”倾向于维持现有西方主导秩序，希望中国在美国设定的框架内行事 [7] - 中国主张的多边主义强调国与国平等互利，反对霸权，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 - 认知差异背后是双方对世界格局的不同看法：新加坡担心“领导真空”，中国则认为多极化是必然趋势 [7] 中国的立场与应对原则 - 中国坚持自主发展的权利和核心利益的捍卫，大国博弈不能套用小国逻辑，对话大门敞开但底线明确 [8][12] - 中国的反制是防御性的，将中国的防御与美国的主动进攻混为一谈会模糊是非界限 [8][10] - 中国的发展道路由自身决定，将在中美博弈中保持稳健节奏，不因挑衅盲目行动，也不因压力退缩 [12][14]

会谈成果与美方政策调整 - 美方同意撤销对中国芬太尼相关产品的关税，并停止对电子元件以及机械装备的关税举措[2] - 美方暂停部分牵涉民用技术的出口限制[2] - 中方相应调整对美农产品以及能源产品的反制措施，双方同意延续部分关税排除措施[5] - 双方在海事合作、301调查等话题上取得初步一致，计划通过对话化解矛盾[5] G2构想的提出与实质 - 特朗普在会谈期间突然提及G2构想，并宣布打算年内访华[1] - G2概念早在2009年奥巴马时期就已提出，并非新概念[5] - G2实质是“霸权共治”，旨在让中美两国独断专行，沿用少数国家掌控国际事务的模式[8][10] - 美国提出G2是由于其单独处理全球事务越来越吃力，面临国内经济、国际影响力下滑，想拉拢中国分担压力但不想真正放权[7] 中国对G2的立场与战略考量 - 中国从一开始就轻视G2构想，当年奥巴马提出时未响应，现在对特朗普的提议也无兴趣[10] - 中国主张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商量，不能让少数国家决定，这与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致[10][15] - 加入G2等于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出去，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立场背道而驰[15][21] - 中国的追求是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让每个国家平等参与，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23] 国际社会与盟友的反应 - 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反对G2，认为这是历史性错误，应联合盟友围堵中国[12] - 日本对华贸易额巨大，经济与中国紧密绑定，难以在选边站时放弃中国市场[12] - 欧盟强调战略自主，已与中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不太可能跟随美国搞G2[14] - 美国盟友各有盘算，难以为了G2而舍弃自身利益[14] 中美关系根本矛盾与中方实力 - 中美之间的根本性矛盾依然存在，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在科技、贸易、地缘等多方面试图遏制[17] - 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具备经济韧性、科技进步以及应对美国遏制策略的完整方案，包括反制关税、关键技术自研和周边安全布局[19] - 多极化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必然趋势，美国试图通过G2维持旧有秩序，但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愿充当配角[21]

地缘政治与金融信任 - 中国要求美国归还其寄存的600吨黄金但遭到美方拒绝[1] - 美方拒绝的理由包括技术操作复杂等 此举冲击市场信心并动摇其作为中立金融基础设施的国际信用[1] - 此前德国和委内瑞拉等国在要求归还黄金时也遭遇类似拒绝 凸显美方金融服务的政治化本质[1] 金融市场反应与去美元化趋势 - 作为反制措施 中国在2025年4月单月抛售573亿美元美国国债 使其持仓降至7590亿美元 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3] - 此抛售行动导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并突破5%[3] -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降至58.2% 为1999年以来最低水平[3] - 中国的行动获得了俄罗斯等国的支持 被视为对美元霸权的挑战[3] 全球金融秩序重构 - 此次事件暴露国家间信任裂痕 并推动全球金融秩序加速重构[3] - 去美元化与多极化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演变的核心趋势[3] - 黄金作为硬通货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 各国对黄金储备的争夺本质上是全球经济主导权之争[3]

贸易战政策与影响 - 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所有进口货加征10%关税，对中国货加征60%至100%关税，并于3月对中国电动汽车等出口品实施100%关税[1] - 中国国务院对美国汽车和农产品加征关税进行反制，农业部指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以规避风险[1] -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24年达到2955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5.7%，并在2025年继续扩大[3] 中国经济表现与结构调整 - 中国2024年一季度GDP增长5.4%，上半年整体增长稳定在5.0%左右，出口是关键拉动因素[5] - 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15%，对欧盟出口稳中有升，已成为157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额超22万亿元人民币[5] - 消费和服务业对GDP贡献超过60%，对新兴市场出口转向加快，华为芯片自主率超过70%[13] 全球贸易格局变化 - 欧盟对华贸易额在2025年上半年增长8%，重点合作领域为电动车和绿色能源，中德高铁合作订单落地[7] - 东盟国家与中国总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各国代表推动本币结算机制以绕开美元波动[7] - 沙特在石油贸易中接受人民币结算，2025年上半年中沙油贸人民币成交额超500亿美元，沙特央行人民币储备份额升至5%[11] 产业与企业动态 - 美国新关税导致洛杉矶港供应链卡壳，通用电气等公司因零件短缺致使生产线停摆[3] - 苹果公司加速向越南转移产能，但面临工资低、机器老旧等效率问题，特斯拉上海工厂订单从欧洲涌来，销量上升[11] - 中国扩大稀土出口管制规则，要求外资审批稀土产品[13] 美元国际地位变化 - 美元在全球贸易发票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80%下降至2024年的54%，并在2025年上半年继续下滑[11] - 巴西和俄罗斯在大豆和天然气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以避开美元波动[11]

事件概述 - 华盛顿在2025年要求印度立即停止进口俄罗斯原油[2] - 莫迪政府提出以解除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石油禁运作为配合美国要求的前提条件[2] 印度能源进口结构 - 作为全球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印度83%的石油需求依赖海外供应[4] - 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原油占印度进口总量比例从战前的2%飙升至35%[4] - 俄罗斯提供的每桶低于市场价30%的原油帮助印度将通胀率稳定在5.7%的合理区间[4] 地缘战略博弈 - 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我们与各国的友谊不需要第三方批准”，体现了战略自主外交哲学[6] - 印度将选择抛回美国：要么开放伊朗和委内瑞拉市场，要么默许印度购买俄油[6] - 印度的反击揭露了西方的矛盾：2024年美欧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仍高达600亿欧元[8] 全球能源格局变化 - 传统产油国垄断定价权的模式正被中印等消费大国重塑[11] - 2024年已有47个国家绕过美元进行能源交易[11] - 巴西开始用本币结算部分石油贸易[15] - 印尼建立绕开SWIFT的能源支付系统[17]

经济政策转变 - 特朗普政府推出覆盖范围广且税率高的新关税政策，涉及从德国汽车到韩国芯片乃至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的产品 [2] - 通过行政手段强行重塑贸易格局，将成本转嫁给贸易伙伴并将通胀压力输出到其他国家 [4] - 美国优先法案在提高债务上限的同时将大部分新增预算投向军费开支和边境墙建设等具有象征意义的项目 [4] - 联邦债务已飙升至GDP的145%且增速仍在加快 [4] 数据公信力与政府效率 - 2025年5月特朗普以数据失真为由解雇劳工统计局多名核心技术人员，新官员更倾向于依赖直觉判断而非客观统计 [5] - 由马斯克领导的效率部将大量政府项目外包给关系密切的企业，审批流程模糊不清 [5] 外交与军事战略 - 自2025年2月起美军对胡塞武装展开持续空袭，冲突未缓解反而激起更强烈的反美情绪 [6] - 在乌克兰问题上对盟友态度反复无常，时而承诺全力支持时而又强调不是我们的战争 [6] - 兴起重新审视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论调及重提购买格陵兰岛的提议，暴露出过时的殖民思维 [6] 全球体系影响与应对 - 频繁的关税战迫使各国企业重组供应链，额外成本最终转嫁给全球消费者 [7] - 在美国持续阻挠下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几近瘫痪，严重削弱国际社会解决贸易争端的能力 [8] - 各国纷纷启动去风险计划，欧洲加速推进战略自主，日本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拉美国家减少对美元依赖 [8] - 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正在被多极化所取代 [8]

美国关税倡议及盟友反应 - 特朗普呼吁北约32个盟友对中印商品加征最高10%关税以组建经济同盟施压中俄 [1] - 欧盟明确拒绝美国关税倡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自主决策 [3] - 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以实施困难和WTO规则为由委婉推辞美国关税提议 [5] 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利益考量 - 中欧年贸易额超过8000亿欧元 德国汽车 法国奢侈品 荷兰光刻机等行业深度依赖中国市场 [3] - 日本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20% 丰田 索尼等巨头在华业务是其利润支柱 [5] - 美国国内矛盾显现 62%民众认为加税将推高物价 中西部农场主因大豆出口受阻叫苦不迭 [7] 主要经济体的应对策略 - 中国采取精准反击策略 针对美国化工 农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并在稀土出口政策上灵活调整 [5] - 印度批评美国关税政策违背自由贸易精神 同时深化与俄罗斯能源合作并拓展与中东非洲经贸往来 [5] - 中国在WTO发起的合规贸易救济案件同比增加40% 显示新兴国家更善于运用国际规则 [9] 全球经贸格局变化趋势 - 欧盟设立去风险基金减少对美依赖 日本加速推进CPTPP 传统盟邦寻找自主空间 [9] - 金砖国家扩员 东盟拒绝选边站 非盟加入G20 全球权力版图正在重构 [11] - 多极化趋势已成现实 单边强权时代正在落幕 未来属于懂得在竞争中合作的国家 [10]

全球经贸新格局特征 - 全球经贸格局呈现集团化和碎片化并存态势，区域贸易协定成为核心工具，例如RCEP覆盖全球30%以上GDP，区域内90%关税已归零，推动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9% [4] - 全球经贸力量分布趋向多极化，主要经济体间双边贸易协定签署日益活跃 [5] - 服务贸易成为全球经济新引擎，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数字贸易占比提升至58% [5] 中国企业面临的机遇 - 新兴市场崛起为中国企业开辟新天地，中国已与52个非洲国家和非盟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在非洲价值5000万美元以上基建项目中，中方参与占比达31% [6] - 多项自贸协定实施助力中国家电、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凭借关税减免、通关便利等条件重新抢占市场先机 [6] - 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已突破1万亿元 [6] 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与要求 - 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增加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和成本 [6] -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呈现区域化、短链化趋势，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6] - 中国企业需加快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重塑全球布局与发展战略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