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基于苏珊·斯特兰奇和罗伯特·W·考克斯的理论，提出全球权力结构正从金融主导转向知识主导，催生了以控制和商品化知识为核心的新国家形态——“信息帝国国家” [1][2][7] - “信息帝国国家”由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结成的“国家-社会联合体”构成，其目标是控制有价值知识的创造、分配和使用，并将监控和数据商品化作为权力行使的基础 [6][8][9] - 这种国家形态的崛起并非必然，而是由三大关键历史事件及持续的政治博弈塑造：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将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至国家安全核心；90年代互联网的商业化；以及2001年9.11事件后全面监控的兴起 [9][10][12][17] 知识结构的崛起与权力转移 - 依赖科技和知识产权的公司（如谷歌）全球地位显赫，标志着知识结构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的军事、制造业和金融结构 [1][2] - 结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如从金融到知识）会重塑国家目标及实现方式，并催生新兴的强大行为体 [2] - 在知识驱动型社会中，经济利益日益集中在掌握核心知识和技术的少数人与公司手中，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21] 国家-社会联合体与国家形态 - 国家并非单一整体，其内部不同部门（如环境部与自然资源部）利益与目标可能存在分歧 [2] - 企业也非铁板一块，其商业模式和政策偏好影响它们与特定国家部门的结盟，形成“国家-社会联合体” [3][5] - 美国存在“信息-产业联合体”，由政府巨额投资、合同及对私营部门的技术依赖共同打造，是“军事工业联合体”在知识时代的类比 [5][6] - 以知识控制为核心目标的“国家-社会联合体”被称为“信息帝国国家”，其“帝国”寓意知识控制本身就是一种主宰性统治形式 [8] 信息帝国国家的三大历史起源 - **知识商品化**：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制药等行业游说，美国将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国际贸易核心，并利用市场准入手段迫使全球接受，1995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签署确立了全球可执行的最低标准，强化了“知识即商品”的观念 [9][12] - **互联网商业化**：美国在90年代决定将原本服务于学术的非营利互联网按商业模式发展，商业力量（而非“新经济”理想）塑造了互联网，为谷歌、脸书等公司崛起并接管传统由公共部门或私人领域承担的知识活动（如信息组织、社交对话）创造了条件 [13][14][15] - **全面监控的兴起**：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急剧扩张，传统对监控的抵制规范被削弱，无处不在的国家与商业监控成为生活方式，并被谷歌等公司采纳为互联网主导商业模式 [9][16][17] 科技公司的角色与商业模式 - 谷歌接管了传统上图书馆的信息组织角色，脸书成为个人对话的主要场所，这些营利性平台通过监控对话、使某些观点合法化并压制另一些观点获得了极大权力 [15] - 互联网的商业化与知识产权的深化相辅相成，共同奠定了全球范围内具有霸权性质的、基于市场的知识传播模式 [15] - 科技公司利用宽松的全球税收制度及知识产权的非实体化特性，将无形知识资产转移至低税率地区以寻求垄断利润 [19] - 物联网技术通过连接日常物品，正在重塑对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认知，使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更为便捷 [21] 其他结构与事件的交互影响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结构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与知识结构互动并塑造了信息帝国国家的形态 [10]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对高资本回报的追求，极大加快了资金涌向科技公司、寻求垄断利润的步伐，加速了知识驱动型经济的发展 [19] - 推动事件发展的核心是人与特定利益（如制药公司加强专利、科技行业从互联网获利、谷歌的扩张野心、国家安全需求），而非超然的历史或经济力量 [20]

文章核心观点 文章基于佩蕾丝等人的“巨浪”理论，系统阐述了技术革命的长期演化规律及其对经济结构、产业格局和资本行为的深刻影响。核心观点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约每50-60年出现一次由重大技术集群驱动的发展“巨浪”，其本质是确立一套新的“技术-经济范式”[2][17]。每一次技术革命周期都分为前三十年的“导入期”和后三十年的“展开期”，期间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角色和作用发生规律性转换[1][3]。这一框架为理解当前全球技术变革、产业扩散、国家追赶以及资产配置提供了宏观历史视角。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一、从“长波”到“巨浪” - 技术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新技术在经济体系中的渗透、扩散及与社会资本的深度融合，而不仅仅是单一技术的突破[1][13] - “巨浪”理论是一种结构性理论，认为颠覆性技术集群将触发长达半世纪的结构性变革，分为前30年的技术导入期和后30年的范式展开期[1][13] - 与关注GDP统计波动的“长波”理论不同，“巨浪”更侧重于技术系统传播及其引发的社会范式变革的历史叙事[14][68] - 每轮技术革命的核心产业可分为三类：提供廉价投入品的“动力分支”（如半导体、石油）、代表范式产品的“载体分支”（如计算机、汽车）以及塑造市场边界的“基础设施”（如互联网、公路）[15][69] 二、“巨浪”中的两类资本 - 技术革命周期中，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扮演不同角色：金融资本擅长趋势识别、灵活投机、追求短期盈利；生产资本擅长产业兑现、路径依赖、注重长期投入[3][20] - 在技术“导入期”，金融资本凭借高风险偏好主导资源投入，成为新技术扩散的主要驱动力[3][20] - 进入技术“展开期”后，生产资本接棒，依托其组织生产和产业构建能力，实现技术范式的深度嵌入与广泛扩张[3][20] - 金融资本是“寻找机会的金钱”，追求流动性利润；生产资本是“建设现实的引擎”，追求积累性能力，两者的协同或背离深刻影响经济走向[20][77] 三、“巨浪”的宏观面影响 - 在技术“导入期”，总量经济承压，新旧产业分化扩大，原因包括：新技术尚处培育期，对产业链和劳动生产率的广谱带动有限（“索洛悖论”）；传统部门投资收缩；产品迭代加快导致价格收缩；新技术对人力产生替代效应[5][29] - 在技术“展开期”，总量压力缓释，新旧产业分化弥合，原因包括：新技术广泛应用创造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就业（创造效应替代导入期的替代效应）；传统行业产能调整充分并获“新技术+”赋能；劳动生产率提升使单位资本产出更高；产业结构成熟使投资更均衡[5][29][30] -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系统性地替代标准化、可编程任务，导致就业市场向高技能创意管理与低技能服务两极迁移，引发结构性失业与技能错配[30] -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替代全球约9200万个岗位，但同时也会创造更多需要与AI协同工作的新就业岗位[31] 四、“巨浪”中的区域联动与产业扩散 - 技术革命在全球呈现交错演进格局：技术通常在先发地区萌芽突破，待中心国家增长触及边界后，资本向外围国家转移，为其提供跨越式发展机会窗口[6][33] - 资本转移可能带来两种后果：债务危机下的经济停滞（如拉美）或快速追赶下的经济奇迹（如东亚）[6][33] - 以第四轮技术革命成熟期为例，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源于发达国家资本回报率下降后资本向外围转移，与当地举债发展模式结合，最终因增长乏力导致违约[34] - 金融资本也可能助推边缘地区在范式导入期实现跨越，如战后日本、东亚四小龙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均在金融资本推动下实现了技术转型的阶段性突破[35] 五、“巨浪”中的追赶与超越 - 技术革命的“导入期”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关键的追赶窗口，二战前德国与美国对英国的超越，以及战后日本等经济体的崛起均发生在此阶段[7][40] - 后发国家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劳动力成本、技术转移、庞大统一国内市场实现技术商业化与迭代创新，最终可能实现对主导国的超越[7][40] - 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第三、第四次技术革命时期）作为落后追赶国，凭借巨大国内市场优势和内需主导模式，实现了对英国的超越[7][40] - 领导国随技术浪潮更迭：英国主导前两次，第三次形成英、德、美“三角核心区”，此后美国成功引领第四、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40] - 要实现跨越式赶超，后发国家必须在跟随的同时，掌握并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核心技术，完成局部领域的超越，如日本、韩国在第五轮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中的表现[44] 六、“巨浪”中的微观企业 - 技术向经济结构持续扩散，代表性企业随之更迭，演化方向通常遵循“基础研究-工业化应用-消费端应用”的轨迹[8][46] - Gartner的“技术成熟度曲线”将技术发展分为技术萌芽期、期望膨胀期、泡沫破裂谷底期、稳步爬升复苏期和生产成熟期五个阶段，为理解技术型企业估值波动提供支撑[8][46] - 以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为例：爆发期（1970s-1980s）代表企业为IBM、Intel、Microsoft；狂热阶段（1990s）为Cisco、Yahoo；协同阶段为Google、Amazon、中国移动；成熟阶段为Apple、腾讯、阿里巴巴[47] - 思科（Cisco）是技术成熟度曲线的典型缩影，在互联网泡沫顶峰的2000年3月市值一度突破55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泡沫破裂后经历长期估值修复，在2010年代市值仅恢复至2000亿美元左右[48] 七、“巨浪”理论的中长期启示之一：南方国家工业化 - 南方国家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跨越式工业化，跳过传统重工业阶段，直接进入数字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例如越南的电子代工、印度的软件与数字基础设施协同发展[10][50] - 区域协同深化（如东盟、非盟推动统一市场）可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提升整体工业化效率[10][50] - 绿色化工业化可同步推进，中国在光伏、风电等绿色产业的实践为南方国家提供了成功模板[10][50] - 中国通过国家资本大规模投资于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公共安全领域，并凭借完整工业体系进行本地化生产投资和技术转让，为南方国家弥补关键发展短板[51] 八、“巨浪”理论的中长期启示之二：中国企业新一轮全球化 - 中国企业主导的第二轮全球化呈现“产能＋技术＋标准”三位一体特征，区别于第一轮以“产品出口”为主的模式[11][53] - 中国产能出海形成清晰产业梯度：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凭借全产业链优势追求全球领先；工程机械、港口机械等高端装备制造凭借性价比优势占据全球中端市场主导地位；轻纺、摩托车等传统制造业通过东南亚、非洲等地布局保持竞争力[11][53] - 中国企业的工业效率优势源于“数字技术＋规模效应＋产业链协同”，并通过技术输出、产业链整合和绿色技术赋能全球[11][53] - 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工业品出口额达19.1万亿元，同比增长7.4%[54]。“十四五”以来，机电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9.1%，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出口额比2020年增长2.6倍[54] - 国际能源署（IEA）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当前产能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55] 九、“巨浪”理论的中长期启示之三：新技术的场景化 - AI作为第六轮技术革命的核心技术，具备强渗透性、快速迭代与广泛赋能特点，其影响范围远超上一轮ICT技术[12][57] - 从技术成熟曲线看，AI正从“期望膨胀期”向“稳步爬升复苏期”过渡，场景化落地成为关键[12][57] - 中国经济具备全产业链、高人口总量、低商业门槛等特征，为AI等新技术的场景化提供了天然土壤[12][57] - 根据中国政策规划，到2027年，人工智能将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到2030年，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重要增长极[57] 十、“巨浪”理论的中长期启示之四：增长再平衡与就业托底 - 在技术变革的导入期，传统部门增长压力会通过就业和收入效应向微观传递，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推动总量再平衡与就业托底[13][60] - 近年政策在强调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定调要“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等[13][60]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通过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并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以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61] 十一、“巨浪”理论的资产端启示线索 - 权益资产方面：在导入期爆发阶段，关注新技术对资源、能源、设备等领域的预期重估效应；在导入期狂热阶段，警惕叙事泡沫，关注增长再平衡带来的周期性机会；在导入期向展开期转折点，寻求安全边际、布局未来基石；在展开期协同阶段，聚焦真实盈利与范式赢家，沿“技术扩散”、“需求释放”、“产业格局转移”路径布局；在展开期成熟阶段，关注利润率下降风险，播种下一轮产业趋势[14][63] - 利率方面：技术导入期前中段，利率整体存在上行特征；在导入期从狂热阶段走向拐点时，利率将迎来资金风险偏好下降带来的系统性机会；利率中长期中枢最终由展开期两个阶段决定，因其影响名义GDP的斜率[14][63]

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与结构 - 截至2025年6月，中国网民总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9.7% [1] - 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61亿人，该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52% [1] - 农村网民规模达3.22亿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9.2% [1] 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 - 中国5G基站总数已达455万个 [1] - 行政村通5G的比例已超过90% [1] - 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较2024年12月提升了1.9个百分点 [1]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时代与上世纪70-80年代具有高度相似性，均处于全要素生产率停滞后的重构期、地缘政治紧张、右翼化思潮抬头与新技术革命孵化的交汇点[3][4] - 在此背景下，具备“国家战略安全属性”与“新生产力进步需求提振”双重属性的特定金属（如铬、锰、钨、钴、钛、锡、银等）价格出现异常波动，其驱动逻辑与历史高度相似，主要由地缘政治紧张和战略囤积主导，而非单纯的新产业需求增长[3][7][10] - 历史表明，这类“战争金属”的价格在冷战高峰期间剧烈波动，但在地缘政治缓和、战略库存释放后，即便后续相关产业高速发展，其价格仍可能长期回落，因此分清价格波动的主因（地缘政治）与辅因（产业需求）至关重要[10][11][17] 历史与当前的宏观背景对比 - **时代共性**：当前与上世纪60-80年代类似，都处于旧工业生产力红利结束、生产关系错配、全球右翼化与冷战思潮影响加深的时期，同时新的科技革命（当时是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当前是AI与数据算力）正在孵化[3][4] - **对比参照**：将当前时期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对比并不恰当，更准确的参照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全要素生产率重构时代[5] - **金融化差异**：上世纪70年代这些金属的波动与普通民众关联不大，但1981年后全球金融化加剧，衍生品与杠杆使得当前这些金属资产的价格波动能通过金融投资广泛影响市场[8] “战争金属”的价格波动特征与历史案例 - **价格波动剧烈**：上世纪70-80年代地缘政治紧张时，钨、锡、银、钴、钛等战略性金属价格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其波动幅度甚至超过当前[8][9] - **具体历史价格**： - 钴价从1977年的约5.62美元/磅上涨至1979年的峰值32.83美元/磅，两年内涨幅超过五倍，随后在1983年跌至5.76美元/磅[9] - 白银价格从约2美元/盎司起步，在1980年被操纵暴涨至近50美元/盎司，1990年代又回落至4美元左右[9] - 钨价从5.5美元/磅，在1979年达到峰值32-33美元/磅，后又跌回6-7美元[9] - **波动根源**：价格暴涨暴跌主要源于结构性需求增长（国家战略储备）与供应受地缘政治影响而不稳定，新的工业需求加剧了供需失衡[10] 地缘政治对金属供应链与价格的主导作用 - **战略属性创造结构性需求**：这些金属从普通商品变为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资产，美苏对抗时期，双方都优先保障国防必需金属的供应，并建立战略储备[11][12] - **供应操纵与禁运**：美苏从相互贸易到相互禁运（如美国对罗德西亚铬的禁令，苏联对钼、钨的限制出口），以及非洲代理人战争（如1979年苏联支持入侵扎伊尔沙巴省），直接冲击供应链并导致价格暴涨[12][13] - **库存的调控作用**：美国通过国家战略储备（NDS）进行买卖以干预市场、缓冲进口依赖；苏联则利用自身生产能力并进行出口限制，双方的战略库存行为是影响价格的关键[13] 以史为鉴：区分价格驱动的主因与辅因 - **主因是地缘政治，辅因是产业需求**：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与战略库存释放，银、钴、锡、钽等金属价格从高峰回落，并持续下跌了约20年，尽管同期半导体、电子工业等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10][11] - **历史教训**：必须认清价格异常的根本原因是地缘政治紧张和战略囤积，不能简单归因于未来新产业（如AI）的需求增长而忽略主要矛盾[10] - **关注边际变量**：需要重点关注是否有类似当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后导致紧张局势消除的因子出现，这类因子的出现将根本性改变相关资产的走势[16][19] 当前市场的观察与框架 - **历史重演**：当前美国通过关税等方式构建铜的战略库存，类似于历史上的NDS概念，是导致此类金属价格再次异常波动的关键原因之一[18] - **分析框架**：理解上世纪70-80年代金属商品的价格波动历史，能为分析当前在AI技术进步、生产关系错配、世界秩序重构背景下的黄金、白银及各种金属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提供完整的分析框架[18] - **白银属性的演变**：白银在二战后具备“战争金属”属性，1968年美国财政部曾将约1.65亿盎司白银转入NDS，但1976年后因其产量远超国防需求而被移出战略储备；当前因电子工业与军工高度关联，白银可能重新具备战略资源属性[8][14]

行业活动与政策导向 - 越南互联网协会、越南互联网中心及多家科技企业于12月17日在河内联合举办2025年互联网日活动 主题为“构建可信数字空间” 越南科技部副部长范德龙出席活动 [1] - 越南互联网协会主席武黄连指出 在新技术滥用和网络诈骗多发的背景下 构建可信赖的数字空间已成为当前最大挑战 [1] - 越南将推动互联网朝着安全、人文和可信方向发展 以信任为基础 以创新为动力 以制度为支柱 更有效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1] 行业发展现状与成就 - 经过近30年发展 互联网已成为越南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1] - 截至2025年10月 越南固定宽带互联网速度位居全球第10位 移动宽带互联网速度排名全球第15位 [1] - 越南5G网络已覆盖全国59%的人口 为发展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1] 未来发展方向 - 越南互联网建设重点已从扩大规模或提升速度 转向迈向可持续发展 以更好地服务于快速、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1]

媒介技术与社会决定论 - 关于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分为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两个极端 [3] - 社会决定论强调媒介的发明、使用与影响都是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是社会条件决定了媒介而非相反 [4] - 电视在二战前发明 但大规模普及被推迟 重要社会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人们无暇娱乐 [5] -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提出 电视等媒介技术不仅是科技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形式 表现出特定的社会秩序 [5] - 一定技术的出现与普及是某个社会秩序的产物 社会成员先有社会意图 然后按此意图去寻找或发明可能实现需求的技术 [5] - 电视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时 社会相对传统且流动性有限 中产阶级未成为社会核心 因此社会需求不强烈 仅被视作玩具 资本未大量涌入 [5] 移动的私有化与电视普及 - 二战后现代社会出现“移动的私有化”现象 即人们既想保持自我空间 同时又要移动 [7] - 汽车技术满足了这一需求 在公共空间中移动的同时 关上车门即成为独立私人空间 [7] - 广播和电视也是满足此需求的技术 使人不论移动到何处 都能通过收听或观看实现空间的私有化 [7] - 电视在西方普及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郊区化 电视成为他们与城市及公共生活保持联系、休闲娱乐的重要媒介 [7] - 电子媒介技术背后的社会意向和需求是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需求 统治阶级需要简便有效的方式由权力中心向大众传播消息 [9] - 文化环境、空间结构变化与流动性增加 使电视技术成为整个社会的需求 资本看到机会大举进入并将其商业化 促使媒介迅速扩散 [9] - 威廉斯对极端社会决定论保持警惕 认为技术使用有许多未知因素 并非发明者和资本可完全决定 技术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并修正最初的使用意向 [9] - 电视最初的社会意向虽是进行社会控制 却出乎意料地促进了青年亚文化和反叛文化的传播 [10] 互联网发展的其他可能性：智利案例 - 互联网存在其他可能性 例如智利的cybersyn项目和苏联的OGAS项目 [12] - 1971年智利阿连德政府希望改变经济结构 建立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12] - 政府面临如何既实现民众经济自由活动 又保持经济统一管理的难题 [13] - 工程师弗洛雷斯邀请英国控制论研究者斯塔福·比尔帮助建立新系统来管理国家经济 [13] - cybersyn系统的目标是收集全国经济信息并制订经济决策 同时及时接收反馈进行纠错 从民众和国家整体需求角度统一分配资源、安排生产和分配劳动成果 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 [16] - 该系统内嵌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需求 [16] - 1970年代智利全国只有50台计算机且大多过时 而美国拥有4.8万台计算机 [16] - 在强烈政治需求和土法炼钢下 系统建成 中央控制室可实时查看国有企业信息并下达任务 该系统在处理智利卡车工人大罢工中发挥重要作用 [17] - 1973年阿连德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 cybersyn工程无疾而终 [19] 互联网发展的其他可能性：苏联案例 - 从20世纪60年代初 苏联控制论专家就在设计“全国自动化系统”（OGAS） 任务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拯救整个计划经济 [22] - 苏联是冷战期间在科技水平上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国家 拥有大量专业科学家和技术人才 且社会主义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22] - 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体制非常需要一个计算机网络 以实现中央政府集中地对计划经济信息流进行联网、储存、传输、优化和管理 [22] - 1959年至1989年期间 数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在基辅领导了OGAS项目 [22] - 苏联科学家希望以计算机辅助治理术替代斯大林式的强人政治 避免滥用强人政治的覆辙 [25] - OGAS的目标是连接数以万计的计算机中心 并实时管理和优化数十万工人、工厂经理、地区和国家管理人员之间的通信 代表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信息社会的乌托邦愿景 [26] - 苏联政治体制在建立庞大基础设施中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官僚体制中的相互扯皮、拆台、无管制竞争 以及集权体制下关键位置上的个人原因 最终导致OGAS项目失败 [26] 互联网发展的决定因素：政治经济与文化 - 对比智利与苏联案例 政治在智利成为促进互联网技术的动力 在苏联却成为拉技术后腿的阻碍力量 [29] - 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提出 互联网在美国的发明与普及不仅是技术逻辑的产物 也是政治经济的产物 [29] - 美国电信网络发展的动力在于工商企业要提高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并扩大生产规模 [29] - 在工商企业游说下 美国政府1996年新电信法案解除管制 新自由主义电信政策为互联网发展准备了良好环境 [30] - 美国政府还制订了“交叉补贴”政策 即向普通电话用户收取高额费用来补贴新兴的网络产业 [30] - 互联网的发展与扩张也是美国大公司海外扩张需求的反映 只有建立全球互联网络 实现低成本即时通讯 跨国公司才能在全球范围内降低资源配置与管理成本 [30] - 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同时 将互联网与新自由主义电信政策带到其他国家 有时强迫对方接受 为大企业扩张扫清道路 [31] - 互联网产生于美国并在美国繁荣发展 与其背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密不可分 尤其和资本扩张的需求密不可分 [31] - 互联网在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中扮演信息润滑剂的作用 目的是保证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转更加顺畅 [32] - 美国互联网雏形ARPA网最早由美国国防部下属研究机构发起 显示出战争对于新技术的积极开发与使用 [32] - 除了宏观政治经济因素 文化因素也影响互联网的发明 初期互联网的自由、平等、分享、去中心化等特质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嬉皮士文化的核心精神 [33] - 硅谷专家弗雷德·特纳研究发现 从20世纪60年代起 围绕斯图尔特·布兰德及其创办的《全球概览》等 反主流文化的西海岸嬉皮士形成了一个松散网络 用控制论等作为理论武装 将不同领域的人结合 形成了数字媒体新技术与新经济的氛围与浪潮 [35][36] 互联网使用的替代形态：古巴案例 - 古巴曾因基础设施问题上网非常贵 且政府进行了一些操作 导致上网投入产出比小 [38] - 古巴网民发明了用移动硬盘上网的技术 即每周去信息贩子处花钱拷一个T的硬盘 内容每周更新 包括电影、音乐、国内外期刊杂志、各种应用软件以及分类广告网站Revolico的完整镜像和其他主要西班牙语网站的全网截图内容 [38] - 这个被称为“每周包裹”（El Paquete Semanal）的硬盘基本上是对人类互联网的定制化复刻 让人可以实现不用流量、不用上网也能使用互联网 [40]

会议概况 - 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于7日在浙江乌镇开幕，主题为“共筑开放合作、安全普惠的数智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 - 峰会围绕数字经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等议题举办了24场分论坛 [1] - 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嘉宾参会 [1] 行业数据与影响 - 截至202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79.7% [1] - 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 [1] 核心理念与发展 - 2025年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10周年，该理念旨在全球网络空间中实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的秩序 [1] -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从构想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 [1] 平台作用与活动创新 -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搭建了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平台 [2] - 2025年峰会推出包括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10周年理论研讨会、“六小龙乌镇对话”等一系列全新特色活动，为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注入动力 [2] 行业角色与未来展望 - 互联网为不同国家和文明提供了沟通桥梁，促进了文明间的包容共生和交流互鉴 [2] - 中国是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国际网络空间和平的建设者、发展的贡献者、秩序的维护者 [2] - 中国正携手全球各方共同推进网络空间成果共享，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2]

技术价值评估新范式 - 评估技术价值的新范式在于观察其如何重组经济性，即规模、空间与时间的三维关系，而非技术本身[4] - 技术的真正力量在于其让资源、能量、信息、知识等要素更容易流动，现代史是一部“通量革命史”[4] - 经济进步的源头是技术所嵌入的系统，而非技术本身，重塑世界的技术均被嵌入到新的通量系统中[3] 冷链技术对肉类行业的影响 - 19世纪70年代，Gustavus Swift通过构建端到端的冷链系统，改变了肉的流动方式，其核心洞察是将集中屠宰与冷链运输结合[5] - 冷链系统实现了三重经济性：规模经济（集中屠宰与分销带来成本下降）、密度经济（运输单位价值提升）、时间经济（以冷冻对抗时间损耗）[5] - Swift并非冷柜发明者，而是冷链系统的发明者，其创新在于构建了包含冷藏列车、冷库与分销网络的基础设施与制度网络[5] 集装箱技术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 1956年，Malcom McLean通过改装油轮并装载58个钢制箱体，发明了集装箱航运，使装卸效率提升上百倍，运输成本骤降[5] - 集装箱创新的核心不是钢箱本身，而是其所连接的系统，包括港口机械化、铁路货架、卡车托架和国际标准[5] - 集装箱成为全球贸易的“最小交换单元”，重组了全球产业地理，使深圳、釜山、鹿特丹等港口城市成为高通量节点[5] 互联网技术对信息流动的影响 - 互联网让信息通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使信息流动的成本趋近于零[6] - 移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虚实相融”，信息流与生活场景融为一体，信息交换在时间和空间都被克服的数字世界进行[5] - 信息通量的无限扩张带来了信息过载、知识碎片化等新约束，人类自身成为知识转化效率的瓶颈[6] 智能体技术对知识流动的影响 - 智能体（Agent）是突破信息过载瓶颈的关键，具备高带宽等碳基人不具备的性质，能理解意图、执行任务、生成成果[6] - 未来用户将拥有具备自主行为能力的智能体分身，开启“虚实相生”的新纪元，知识的生成、转化与协作成为核心[6] - 人与智能体形成“共生循环”：人类行为被捕捉成为学习素材（实生虚），智能体以知识驱动行动反馈现实（虚生实），知识在流动中被重组优化，即“知识通量”[6] 通量革命的制度化进程 - 每一次通量革命都需完成从技术系统到制度系统的转化，例如冷链催生食品安全监管，集装箱促成国际标准化组织，互联网催生TCP/IP协议[7] - 知识通量的提升需要新的制度与基础设施，包括重新定义知识产权、智能体身份、协作协议以及可信的计算环境、可互操作的标准接口[8] - 工业时代核心是物质通量，全球化时代是货物流通，数字时代是信息通量，而智能时代核心是知识通量，未来竞争取决于知识转化为行动的速度与深度[8]

AI对就业市场影响 - AI和机器人可能在5至20年内在成本、智能及创造力上全面超越最优秀的人类 届时98%的现有工作将被自动化或彻底改变 [2] - 技术革新从未导致长期失业 技术改变的是就业结构而非就业总量 形成"创新—增效—新需求"循环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稳定引擎 [2] - 供给变化催生需求变化 新供给本身可以催生新需求 例如收音机发明和互联网诞生都创造了新业态和就业机会 [2] 人类未来职业定位 - 人类价值将由生产力和独有共情力、创造力与联结力共同衡量 体现在情感联结培育、艺术表达、生态关怀及文化遗产守护等领域 [3] - 人类能在无法算法化的人性中找到自身价值 即便AI在多数职能上超越人类 [3] - 身份认同将从"你在哪儿工作"转向"你是做什么的" 工作场所呈现多元化包括海滨小屋、咖啡馆或家庭客厅 [3] 劳动力市场变革 - 雇主作为选择者的角色逐渐弱化 未来属于掌握核心技能的专业人才 算法将主动连接雇主与自由职业者 [4] - 劳动力市场演变为多元智能协作网络 各类主体在其最具价值的领域发挥作用 [4] - 自由职业者构成"人力云" 与"AI云"和"机器人云"共同组成弹性资源池 推动组织结构变革 [4]

贸易数据 - 2025年上半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货物贸易额达2477亿美元，同比增长0.8% [1][3] - 近5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额接连突破3000亿、4000亿、5000亿美元，2024年达到512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7% [6][8] 贸易结构 - 中国对其他成员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汽车及零配件、服装、化学品等 [6] - 中国自其他成员国主要进口油气、农产品、煤炭、矿砂等 [6] 投资合作 - 截至2025年6月中国对其他成员国全行业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00亿美元 [10] - 投资项目从能源矿产、冶金化工、基建等传统领域向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拓展 [10] - 中国企业在地区实施风光水储等清洁能源项目，加快5G、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