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战略调整 - 陕西省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新战略，将榆林提升至与省会西安并列的“增长极”地位 [2] - 此举旨在强化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对全省发展的带动作用，并推动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协同升级 [2] - 将普通地级市与省会城市并列为“双极”的做法在各省份中较为罕见 [3] 榆林市的战略地位与基础 - 在“十四五”规划中，榆林已被定位为“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并获得一系列战略倾斜，如支持榆阳—神木一体化发展、建设呼包鄂榆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等 [5] - 榆林是陕西经济第二强市，也是整个内陆地区的非省会第一城 [5] - 2023年，榆林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8441亿元，工业增加值总量占全省的45.9%，连续17年稳居全省第一 [8] - 榆林是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和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其战略价值已超越省域范围 [8] “双极”地位对榆林的意义 - “双极”地位的确立预示着榆林在省级资源配置、政策倾斜、重大项目布局等方面或将获得更多支持 [9] - 这将有助于榆林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例如，其目前仍是国内少有的GDP超七千亿却未通高铁的城市之一），推动产业多元化，实现从“能源重镇”向“综合性强市”蜕变 [9] - 榆林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中构建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的核心支点，提升其综合能级是陕西融入国家战略的举措 [9] - 《榆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赋予其高能级定位，包括建设世界高端能化基地、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国家西部经济强市等 [11] 对西安“强省会”战略的影响 - 榆林的做大做强并不意味着西安的必然弱化，因为榆林由于地理区位及特殊资源产业优势，被西安“虹吸”的力度相对较低，发展独立性较强 [13] - 此举可能是在新阶段对“强省会”战略的内涵深化，旨在让西安更专注于提升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文化引领、综合服务等高端核心功能 [14] - 西安与榆林存在明显的“功能互补”：西安优势在于科教、文旅、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榆林长处在于能源化工、生态屏障 [14] - 支持榆林做强能为西安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稳固的能源支撑和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倒逼西安更聚焦自身核心功能 [14] - “双极带动”可解读为一种“分工协同式”的“强省会”战略：西安引领全省转型升级与对外开放，榆林重点打造“能源经济极”夯实全省发展基本盘 [15] - 两者相辅相成，有望共同抬升陕西发展的整体天花板 [16] 区域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 - 陕西的策略调整展示了在“强省会”之外，做强“第二支点”的一种可能性，为内陆省份提供了参考 [17] - 陕西省域副中心城市包括延安和榆林 [17]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与“一城独大”现象分析 - 文章核心观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强省会”或“一城独大”现象，尤其在广大中西部省份，这导致了省内资源分配不均、区域发展失衡 尽管通过设立省域副中心等方式试图打破此格局，但实践表明，行政力量调配资源并非最优解，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自身优势、抓住市场机遇 [1][6][13]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比 - 经济发达省份普遍呈现“双核驱动”或“多核驱动”格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资源分布更为均衡，省内人均GDP差距小 例如广东（广州、深圳）、江苏（南京、苏州）、浙江（杭州、宁波）、山东（济南、青岛）、福建（福州、泉州、厦门）[1] - 中西部省份则普遍呈现“一城独大”格局，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极高 例如银川（占宁夏GDP 53.4%）、长春（占吉林GDP 53.1%）、西宁（占青海GDP 47.1%）[2] - “强省会”战略本意为辐射带动全省，但现实中往往加剧省会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差距，导致区域发展失衡 [2] “一城独大”的具体表现与影响 - 吉林省案例：长春经济首位度从2000年与吉林市相比的约2倍（824亿比401亿），拉大到2024年的约4.7倍（7632亿比1633亿） 2010-2020年间，长春是全省唯一人口正增长的城市，而吉林市人口负增长17.92% [3] - 陕西省案例：西安近二十年高速发展，极大拉开了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差距，尤其在产业机会、高端服务业、文化活动等方面形成垄断 尽管西安人均GDP未显著高于宝鸡，且低于榆林，但资源与机会高度集中 [5] - 资源高度集中导致人口、资金、优质项目持续向省会集聚，省内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形成恶性循环 [3][5] 打破“一城独大”的尝试与逻辑 - 通过培育省域副中心城市，试图形成多增长极，带动更广泛区域发展 例如安徽支持芜湖带动皖南，四川推动宜宾带动川南 [6] - 行政分权被视为一种解决方案，旨在使资源配置和人才流动不必全部集中于省会 1997年重庆直辖被视为激进的省会分权案例，其后重庆获得了历史性发展机遇 [6] - 设立副中心本质上是行政干预下的资源再分配，主要通过人事高配、事权下放、要素配置等方式进行扶持 [7] 实践中的挑战与复杂局面 - 副中心城市的选择常基于区域平衡等多重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实力 例如陕西选择宝鸡和延安而非GDP更高的榆林作为副中心；山东选择临沂而非淄博、潍坊等经济重镇作为副中心之一 [8] - 资源倾斜可能形成新的层级固化，“副中心”的发展天花板可能受到限制，且可能加剧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资源争夺 [10][12] - 湖北省案例：2022年筹资2588亿元支持武汉、襄阳、宜荆荆三大都市圈建设，这可能意味着其他中小城市更难获得资源 襄阳、宜昌实力强劲，长期位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GDP前五，对省会资源集中存在抱怨 [10] 资源配置模式改革的成效与反思 - “扩权强县”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旨在强化县级财政，但在缺乏强劲县域经济基础的省份，可能导致县域经济“孤岛化”，削弱规模与集聚效应，人均GDP增速反而放缓 [11] - 河南案例：尽管确立了洛阳、南阳为省域副中心，但真正快速崛起的是郑州航空港区（2024年GDP 1376亿元，增速13%，进出口值4094亿元占全省一半）和周口（依托内河航运，2024年GDP增速9.1%，周口港货物吞吐量5205万吨，同比增长27.5%）[12][13] - 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发挥自身优势、抓住市场机遇，而非依赖行政力量调配资源 义乌反超其名义上的管辖市金华即是例证 [13]

工程概况 - 四川省启动名为“引大济岷”的超级引水工程，总投资额高达575亿元，工期为8年 [1][2] - 该工程投资额比深中通道高出100多亿元，是四川省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引水线路最长的水利工程 [1][2] - 工程计划通过260公里长的引水管道，将大渡河的水资源引入岷江，以保障成都平原的供水 [2] 项目背景与战略意义 - 工程核心目的是服务于四川省的“强省会”战略，旨在解决成都市发展的水资源瓶颈问题 [1][10] - 成都市常住人口达2147.4万人，是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会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600立方米，属于严重缺水城市 [6] - 成都当前主要水源地岷江上游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高达70%，远超国际公认的开发利用警戒线，开发潜力几近枯竭 [6] - 项目建成后将改变都江堰单一水源的供给格局，形成都江堰与大渡河双水源互补的供水体系，为成都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7] “强省会”战略的宏观背景 - 除四川外，今年以来甘肃、山东等多个省份也以不同方式提出了各自的“强省会”战略 [12] - 该战略被认为有助于在“所有城市跟所有城市竞争”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帮助本省留住人才和产业，避免被外省强势城市虹吸 [13] - 在中美博弈关键时期，将优质资源集中到优势地区（如省会）被视作提高发展效率、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重要途径 [15]

昆明经济增长表现 - 昆明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20年的13.3%跃升至2024年的31.9% [1] - 经济总量连续跨过7000亿元、8000亿元台阶 [2] - 2024年GDP为8275.22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GDP为6418.9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0亿元 [5] 产业结构转型 - 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化工、冶金、烟草、数字经济、生物医药5个产业链达到千亿级，装备制造、新材料2个产业链正加速向千亿级迈进 [2] - 2024年全市产业投资占比达到39.5%，较2020年的16.2%实现翻番，其中工业投资占比达到26.3%，为25年来最高水平 [2] - 全部工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2.6%，新兴产业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5% [3] -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19.7%提升到2024年的22.2%，提升了2.5个百分点 [4] - 工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新格局形成，2024年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7.5% [4] 摆脱房地产依赖 -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32.7%显著下降 [3] - 2021年至2024年，昆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下降5.1%、30.8%、40.2%和22.2% [3] - 同期固定投资分别下降7.8%、3.1%、24.9%和12% [3] 工业发展成效 - 2024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2个、3.7个百分点 [2] - 对全省工业的贡献率达到59.4%，比2020年提高了近50个百分点 [2] 对外开放与区位优势 - 昆明升级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6] - 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拥有"边境口岸"和"数据口岸"的省会城市 [6] - 磨憨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从2020年的446.86万吨增长到2024年的928.31万吨，增长107.7% [6] - 进出口货值从2020年的185.69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531.26亿元，增长186.1% [6] 数字经济与基础设施 - 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实现贯通互联，具备低时延、覆盖面广、稳定性高的优势 [7] - 华为、腾讯、抖音、滴滴、京东方、百度、统信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纷纷落地昆明 [7] - 全市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占全省比重近一半 [7] - 积极发展跨境算力服务、国际数据服务、跨境电竞、跨境电商等产业 [7]

文章核心观点 - 多个省份正积极推行“强省会”战略，旨在通过提升省会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以促进全省的整体发展 [1][2][4][6] 甘肃省“强省会”行动 - 甘肃省委省政府召开推进会，明确提出“以省会强带动全省强”，要求兰州市发挥“领头雁”作用，辐射带动省内协同发展 [2] - 推行该战略的背景是甘肃省经济总量偏弱，2024年全省GDP为1.3万亿元，排名全国第27位，省会兰州GDP为3742亿元，在全国排名靠后 [4] - 兰州的经济首位度（GDP占全省比重）为28.8%，在27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10位 [7][8] 四川省支持成都做优做强 - 四川省印发文件，明确支持成都持续做大经济总量、做强核心竞争力，目标是在“十五五”时期末使成都经济总量超过3.2万亿元 [6] - 成都作为超大城市，其经济总量占全省约三分之一（36.3%），为四川在2023年GDP超过河南、跃升为全国第五经济大省提供了重要支撑 [6][7] - 2024年成都GDP达2.35万亿元，稳居全国城市第七位，并以商业活力和文旅魅力著称 [6] 山东省“强省会”战略 - 山东省提出“省会强，则山东强”的工作要求，并自2021年起连续多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化“强省会”战略部署 [6] - 2024年济南市GDP已突破1.3万亿元，但其经济首位度仅为13.7%，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与山东省全国第三的经济总量不匹配 [6][7][8] - 山东省作为经济大省，目前尚无城市GDP进入全国十强，因此发展强省会的需求迫切 [6] 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分析 - 经济首位度最高的省会城市是银川，GDP占宁夏自治区比重达53.4%，长春以53.1%的占比紧随其后 [7][9] - 全国有8个省会城市的首位度超过三分之一（33%），包括银川、长春、西宁、西安、哈尔滨、成都、拉萨、武汉 [9] - 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其省会首位度普遍相对较低，东部地区仅海口首位度超过30% [9] - 广州作为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的省会，首位度为21.9%，近年呈下降趋势，引发关于广东是否需要启动“强省会”战略的讨论 [9]

强省会战略的回归与分化 - 甘肃和成都近期政策动向显示强省会战略再次受到重视，甘肃提出“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成都获支持“持续做大经济总量、做强核心竞争力、做优功能品质”[2][3] - 当前区域发展战略呈现分化格局，部分地区放弃强省会拥抱多中心，部分地区仍高调推进强省会，另有地区选择“全都要”的协调发展模式[11][12][13] - 强省会与多中心并非选择题，而是需根据各省经济实力和区域布局进行抉择[1][32] 主要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分析 - 经济首位度最高的省会城市包括银川（53.4%）、长春（53.1%）和西宁（47.1%），显示这些省份资源高度集中于省会[6] - 成都、武汉、西安等传统强省会经济首位度分别为36.3%、35.2%和37.5%，在省内举足轻重[4][5][6] - 济南（13.7%）和南京（13.5%）经济首位度最低，体现多中心发展格局[7][11] 新一轮强省会战略的核心逻辑转变 - 新阶段强省会战略从简单做大体量的扩张路径转向“做强做精核心功能”，注重苦练内功[16][17][18] - 国家通过城市总规定位引导发展方向，成都定位为“西部经济中心、西部科技创新中心、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19][20][21] - 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要求省会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形成联动发展效应，如成都都市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5][26][27][28] 不同区域对强省会战略的需求差异 - 经济强省更适合多中心模式，如广东的广深、江苏的宁苏、山东的济青、浙江的杭甬[34][35] - 中西部和东北等经济相对薄弱省份更需要强省会，以集中资源参与区域竞争，如黑龙江、吉林、甘肃、宁夏、云南、贵州[36][37] - 副中心成功需要与省会错位发展并具备资源禀赋或产业基础，如遵义的白酒产业、榆林的煤炭资源、柳州和芜湖的汽车工业[40][42]

湖南省人才引进行动 - 湖南省委省政府于9月21日启动“智汇潇湘 才聚湖南”行动，旨在激发湘才留湘、引才来湘、聚才兴湘的强大动能，打造创新创业高地、引才聚才洼地和宜居宜业福地[7][8] - 行动亮点包括政府、学校、企业一体发力，全省各市州全面参与，共归集近3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民营企业提供岗位11.61万个，全面覆盖传统、优势、新兴和未来四大类重点产业[9][10][11] - 行动组织了500余家用人单位在中南大学提供超1.4万个岗位，并由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四大班子”负责人分头带队，赴上海、北京等6座城市进行专场揽才[11][12] 湖南省人口困局 - 湖南省是南方人口减少第一省，过去四年（2021-2024年）常住人口合计减少105.49万人，减少量位居南方第一、全国第三[21][22][23][24] - 2024年全国人口减少量前十的城市中，湖南省衡阳市和邵阳市上榜，分别减少6.27万人和5.88万人[28][29] - 中部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山西）在2023年人口集体负增长，合计减少133.333万人，整体人口形势呈现“东北化”特征[30][31][34] 人口减少核心原因 - 自然人口减少是主因之一，湖南省2023年自然人口减少20.3万人，2024年减少11.1万人，占当年常住人口减少量的一半以上[37][38] - 人口净流出是另一核心原因，湖南省2023年净流出人口15.7万人，2024年净流出17.9万人，而同期湖北省则为人口净流入[44][45] - 湖南毗邻广东，受其虹吸效应影响显著，广东省有512万湖南籍外来人口，其中在深圳的湖南人达146.3万，在广州的湖南人达101.27万，劳动力外流严重[51][53][61] 产业对比与强省会战略 - 安徽省工业实力突飞猛进，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营收达54918.5亿元，位居中部六省之首，其汽车制造业2025年上半年产量以149.95万辆超越广东登顶全国第一[66][69][76][77] - 湖南省GDP虽位居全国第十，但工业实力与安徽差距较大，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营收比安徽低1.35万亿元，千亿制造业产业数量相同但规模较小[79][80] - 在湖南省内人口普遍减少的背景下，省会长沙是唯一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2024年增加10.34万人，凸显了强省会战略对于抵御沿海地区虹吸、稳定本省人口的关键作用[83][84][87]

全国人口版图变化 - 2021年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14.126亿，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5] - 2024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20个地区常住人口较上年减少，仅8个维持增长[9] - 广东、浙江、福建分别位列全国常住人口增长榜第一、二、四名[10] - 新疆、西藏表现亮眼，分别增长25万和5万[11] - 山东2024年常住人口减少43万人，降幅全国最大[14] - 河南、湖南2024年常住人口均减少约30万人[16] 人口流动趋势 - 2000-2010年全国有五个省份出现常住人口减少，集中在经济基础较弱地区[17] - 2010年代东北常住人口十年间合计减少超1130万[17] - 2020年后常住人口外流问题波及更多地区，包括河南、湖南、山东、河北等[19] - 2024年与2020年相比，常住人口减少的省级行政区激增至19个[20] - 全国流动人口中近七成为省内流动，较2010年提升5.6个百分点[20] 省会城市人口集中度 - 浙江11个地级市2020-2024年都实现了常住人口增长[25] - 杭州四年新增65.9万人，宁波增长35.7万，温州增长26.5万[26] - 湖南仅长沙常住人口增长，四年净增55.6万[27] - 青海西宁、宁夏银川和吉林长春容纳了全省四成常住人口[31] - 武汉以两个百分点的增幅领跑全国省会[32] - 贵阳四年新增常住人口19.96万人，超过所有省会[36] 产业发展与人口流动 - 安徽凭借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人口增长，2021-2023年汽车制造业净增近十万职工[41][45] - 贵州借大数据产业实现逆袭，2023年软件业务收入达851亿元，是2012年的近14倍[46][48] - 贵州软件行业从业人口从2012年2.5万上升到2023年4.2万[48] - 软件行业就业人数在2021年达到4.6万人高峰后连续两年下滑[49]

城市GDP竞争格局 - 2024年内地GDP百强市门槛提升至3600亿元，较10年前翻倍[5] - 万亿城市扩容至27个，唐山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8][9] - 2万亿正成为城市竞争新起点，长三角占9席万亿城市，广东占4席[10] - 50强城市门槛突破6000亿，普通地级市占比近50%，部分超越中西部省会[13][14] - 百强市守门员从安徽阜阳变为河南新乡，3000-5000亿区间竞争激烈[18] 区域经济分布特征 - 东部8省（苏鲁粤浙闽京沪津）占据百强市半壁江山及2/3万亿城市席位[21][24] - 江苏13市全部跻身百强，最低GDP的连云港（4000亿+）超多个中西部省会[26][28] - 广东仅10市入围百强，珠三角集中广深佛莞4个万亿城市，粤东西北人均GDP低于全国[31][37] - 中部地区江西5市入围百强，数量超湖北（3市）、安徽（4市），因区域均衡及有色资源产业优势[41][44][51] - 西部15个百强市多为"省会+副中心/资源型城市"组合，如四川成都+绵阳/宜宾，内蒙古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57][63][65] 东北及特殊区域表现 - 东北仅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4个副省级市入围百强，普通地级市全军覆没[76][77] - 大连、沈阳GDP突破9000亿，2025年有望实现东北首个万亿城市突破[12][83] - 青海、宁夏、西藏、海南4省区无百强市[21][70] 城市发展驱动因素 - 省会首位度影响省域竞争力，武汉首位度35.2%居万亿省会前列，南昌仅22.8%[46][49] - 特色产业助推地级市突围：赣州（稀土）、上饶（铜矿）、宜春（锂电）、遵义（白酒）[52][69] - 区域协同效应显著，江西地市借力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移，中部省会联合打造交通第五极[53][54]

人口流失与结构 - 山东省2024年常住人口减少42.8万，为全国最高[1] - 人口流失主要集中在青壮年和中坚力量群体[1] - 生育率位居全国第三，但连续两年流失人口达40万[5] - 流失人口多为青壮年和刚毕业大学生，代表未来发展潜力[5] 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 山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三大省，缺乏GDP前十城市[4] - 青岛GDP排名全国第13位，济南仅列第18位[4] - 济南经济首位度仅13.7%，远低于成都等省会40%的水平[4] - 胶东地区发展趋向自成体系，未充分重视省会济南[5] 城市竞争格局 - 外省强劲吸引力对山东形成冲击，济南未能发挥应有作用[3] - 西部城市人口被周边省市虹吸（菏泽流向江苏/上海，德州/聊城流向京津）[5] - 济南难以守住本地人口，春节外地车牌现象明显[5] 发展战略建议 - 推动强省会战略落实是遏制人口流失的关键[1] - 强省会战略与均衡发展不矛盾，需优先发展核心城市[3] - 济南已启动跨黄河发展和起步区建设[6] - 产业升级和人才吸引需集中在核心城市进行整合[6] - 山东亟需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大城市以匹配经济地位[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