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趋势分析 - 科技公司普遍通过跨界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成为头等大事[2][3] - 大疆从无人机跨界推出扫地机器人和全景相机 影石从全景相机进军无人机市场[2] - 石头科技从扫地机器人进入洗烘市场 科沃斯入局智能厨房领域[2] - 小米跨界造车最成功 使股价在一年多里上涨超过200%[3] 追觅科技跨界布局 - 公司宣布成为无边界的生态企业 进入无人机、汽车、厨电、空调等超过十个领域[3] - 投资40亿在南京建设智能大家电总部基地 冰洗年产能规划达450万台[6][7] - 电视产品定位超高端市场 价格区间在1500到2500美元[8] - 汽车业务通过多个BU推进 包括星空BU负责增程SUV 以及小米BU、零跑BU和越野车BU[10][11] - 首批样车基于理想L9改造 后续还有基于小米SU7改造的车型[12] - 计划进军航空领域 提出要造全商务舱飞机并成为全球最高端航空公司[3] 技术基础与市场地位 - 全球智能扫地机器人市场前五名占据60.9%份额 2024年整体市场增速为11.2%[14] - 追觅以8.0%的市场份额位列全球第五 仅次于石头科技16.0%、Irobot13.7%、科沃斯13.5%和小米9.7%[14] - 核心技术为自研超高速电机 转速达10万转 超越行业1-2万转水平[14] - 技术护城河包括电机技术和自动驾驶技术 可延伸应用于多个产品领域[14][15] - 创业初期代工业务占比超过70% 后推出自有品牌并快速攻占全球市场[14] 跨界挑战与行业观察 - 大疆跨界产品DJI ROMO扫地机器人售价4699-6799元 但用户反馈翻越能力一般[21][22] - 大疆DJI Osmo 360全景相机在镜头耐磨性和软件功能全面性上存在不足[23] - 小米造车通过多年筹备 包括投资新势力、自建工厂和组建数千人团队[26][27] - 家电市场竞争激烈 美的方洪波表示新进入者战略上已经输了[30] - 第二增长曲线本质与创业类似 成功率不高且需要破坏式创新[29][30] - 追觅同时寻找多个增长曲线 面临资源调配和巨额投入的挑战[32]

贸易保护理论发展 - 汉密尔顿1791年提出"幼稚工业保护论"，主张通过高关税、贷款津贴等措施暂时保护新兴产业[6][7] - 李斯特1841年发展该理论，提出差别关税和30年保护期限，强调培育国家生产力[8][10][11] - 普雷维什1930年代提出"中心-外围"理论，主张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结合的保护策略[13][14][16] 保护政策有效性争议 - 巴斯夏1845年用"蜡烛制造商请愿书"寓言揭示保护政策扭曲市场效率[19] - 沃克1863年实证显示法国蔗糖业保护无效，美国制鞋业保护反致就业流失[22][23] - 阿吉翁2020年数据证明保护主义导致日本产业竞争力衰退[28] 美国关税政策演变 - 1789-1865年以税收为核心目标，关税占财政收入比重最高达95%[33] - 1865-1933年转向产业保护，1930年《斯姆特-霍利法案》将关税提至60%[34] - 2019年后国债占GDP超120%，关税可能重新成为财政增收工具[38][39] 非关税措施研究 - 2005年研究显示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保护效果优于传统关税[29] - 2018年世界银行数据证实非关税措施在农产品等领域壁垒效应显著[29]

五轮技术革命 - 历史上经历过五轮重大技术革命：第一轮1771年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1][32]、第二轮1829年蒸汽动力与铁路时代[1][32]、第三轮1875年钢铁电力及重工业发展[1][32]、第四轮1908年石油及现代交通工具普及[1][32]、第五轮1971年信息与远程通信时代[1][32] - 当前可能处于第六轮技术革命前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将成为引领性产业趋势[1][33] - 技术革命周期与康波周期（48-60年经济波动）具有匹配性，平均周期约50年[35]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佩蕾丝理论认为技术革命包含动力部门（关键要素生产）、支柱部门（关键要素应用）、引致部门（衍生需求）[2][36] - 技术革命三大共性：跨行业关键要素（如铁/煤/芯片）[2][36]、要素价格下降驱动扩散[2][36]、新经济范式形成需时间[2][36] - 历次革命关键要素演变：第一次革命铁价下降500%（1801-1815）[36]、第四次革命石油产量从百万桶跃至十亿桶级（1860s-1939）[36]、第五次革命芯片集成度指数增长（1950s-1990s）[36] 技术革命阶段划分 - 每轮革命分导入期（爆发+狂热阶段）和展开期（协同+成熟阶段）[3][38] - 导入期特征：金融资本主导、投机泡沫与技术并存[3][38]；展开期特征：技术成熟、制度适配、稳定增长[3][38] - 历史周期时长：第一轮导入期22年/展开期31年[38]、第五轮导入期30年（1971-2001）[38]，当前或处第五轮展开期（2001-2030）与第六轮导入期（2015-）叠加[38] 经济增长理论框架 - 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是线性积累过程，依赖研发/人力资本[4][40] - 创造性破坏理论：技术替代是非连续跳跃，引发产业结构重组[4][40] - 通用技术扩散假说：分播种期（研发投入低回报）和收获期（生产率跃升），如电力革命播种期50年（1870-1920）后制造业效率提升300%[5][40] 索洛悖论解释 - 1987年提出计算机普及未反映在生产率统计中[6][43] - 原因包括测度误差（IT技术产出收益被低估）[43]、时滞效应（电力革命影响滞后50年）[43]、单一技术"涟漪效应"有限[43] - 信息技术革命案例：1970-1990年对美劳动生产率贡献不足20%，1990-2020年贡献提升5倍[43] 就业影响机制 - 总量就业中性假说：历史显示技术进步通过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平衡就业[9][22] - 结构极化现象：高/低技能岗位扩张，中等技能萎缩（如IT技术替代记账等常规任务）[10][25] - 就业形态变迁：前三次革命"土地→工厂"、四五次革命"工厂→办公室"、AI或推动"办公室→智能工作生态"[11][27] 金融市场启示 - 技术革命最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历史显示会显性作用于企业盈利/利率[12][29] - AI技术已现要素成本下降特征，需关注支柱部门扩张（如传统经济场景应用）[12][29] - 导入期需警惕单一技术"涟漪效应"局限性，中国具备人口/工程师/延迟满足三大红利优势[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