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变革 - 校园餐行业存在历史性乱象 包括通过关系获取业务 虚增采购数量套现等灰色操作 [1] - 地方政府启动专项整治 出台校账局管 师生同费同餐 大宗食材公开招标等新规 [1] - 政策实施后行业生态显著改善 供应商经营成本下降 灰色开销减少 [1] 公司经营 - 公司作为县域蔬菜供应商 原为5所学校提供配送服务 采取凌晨采购模式保障食材新鲜度 [1] - 参与公开招标后成功入围供应商名单 综合评分进入前十 获得新增业务机会 [1] - 政策红利带动销量同比增长100% 同时实现菜品价格下降 [1] 发展战略 - 公司将聚焦菜品质量与服务提升 计划明年扩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规模 [2] - 业务扩展方向包括覆盖更多师生群体及普通消费者市场 [2]

违规吃喝问题整治措施 - 海南省海口市纪委监委通过酒驾问题线索挖出5名参与私营企业主宴请的公职人员并严肃处理 [1] - 甘肃省纪委监委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监督检查 1-5月发现14起违规吃喝问题 [1] -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深化专项整治 要求党员干部从管住一顿饭、一杯酒做起 [3] 监督技术手段创新 - 甘肃省通过调取公车轨迹、账目票据核查隐蔽场所消费和虚假报销 [2] - 海口市开发"公职人员酒驾预警模型" 整合公安、国企数据建立双通报机制 7日内移交线索 [2] - 中国电信纪检监察组对二级单位纪委案件实行提级审核 查处四川公司原总经理"吃老板"问题 [3] 制度建设与长效机制 - 中国电信制定《吃喝负面清单》细化20种场景 完善差旅费管理制度并开展财务检查 [4] - 山东省济宁市推行"公务餐"改革 取消市域内公务接待用餐 改为扫码用餐防范违规 [5] 典型案例查处 - 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原党委书记郑成渝被查出接受管理对象"保姆式"宴请服务 [3]

监督机制优化 - 建立"线上+线下"沟通体系，线上通过政务协同系统搭建跨部门工作群实时共享监督动态，线下每季度召开由纪委监委牵头的联席会议研究跨领域监督难题 [2] - 制定跨领域问题线索移送管理办法，统一移送范围、要件和时限，搭建线上移送通道实现审计疑点数据与纪委监委系统实时对接 [2] - 出台巡审联动工作规程，明确巡察与审计同步进驻、资源共享机制，审计部门提前提供风险清单，巡察发现财务异常由审计延伸核查 [2] 数据与专业资源整合 - 建立监督数据共享清单整合审计、财政、统计等部门数据，涵盖资金流向、项目审批等关键领域，搭建"智慧监督"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实时碰撞 [3] - 从审计、财政、统计等部门抽调专业骨干与纪委监委成立专项监督组，建立跨领域专家库对专业技术案件进行"会诊" [3] - 推行纪检监察干部与专业部门人员双向交流，选派干部跟班学习并邀请业务骨干参与办案 [3] 专项监督协同模式 - 针对惠民资金、工程建设等领域建立四方联动机制，形成"审计查证—财政核策—行业研判—纪委追责"闭环链条 [4] - 对重大复杂案件实行"一案一专班"，组建纪检监察干部、审计师、会计师联合攻坚组综合运用专业手段突破问题 [4][5] - 在审计组、巡察组中设立纪检监察联络员实时沟通监督重点，运用智能监督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异常情况 [5] 监督成果转化 - 针对专项监督发现的制度漏洞推动建立村级财务公开管理、惠民资金动态监管等长效机制 [5] - 建立整改成效"回头看"机制监督审计整改和纪检监察建议落实情况，将典型案件转化为警示教育资源开展岗位风险排查 [5]

压实监督责任 - 构建市统筹抓乡促村责任体系 制定市镇村三级监督指引和履责清单 形成市委全面领导 市纪委监委协调推进 镇街道党工委和纪工委抓好落实 村社区纪检委员全面跟进 廉情前哨收集信息的五级责任体系[1] - 全市8个镇街道均配备3名专职纪检干部 202个村社区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兼任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每村配备3至5名廉情前哨[1] 拓宽监督路径 - 依托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推广码上监督 梳理发布8类17项小微权力事项清单和运行流程图 推进村级事务全过程监督[2] - 通过设立信访举报信箱 公布监督热线和举报电话广泛收集线索 采用居民议事亭形式引导群众监督 例如顾家店镇纪委通过座谈收回集体山林18亩涉及资金10余万元[2] 统筹监督力量 - 建立3个监督办案协作区 由分管审查调查班子成员 纪检监察室 纪检监察组 镇街道纪工委组成 实现监督检查 案件查办 专项治理一体化协同[2] - 2024年通过大数据监督和协作区联合办案 查办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域问题48个 处理处分42人 建立纪巡审贯通协同机制 实行问题线索双向移交优先处置及时反馈[2] 监督成果运用 - 通过枝江发布平台定期公开群众关注事项进展 开展实名反映问题全覆盖集中回访 协调解决群众诉求30余个[3] - 规范纪检监察建议提出督办反馈回访流程 每季度开展回访监督 2024年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2份 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完善制度机制20余项[3]

从严查处，让监督生威增效。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共性问题、质量问题，以及整改不到位等问题进行系 统梳理，统筹考虑问题成因、性质、造成后果等因素，研判情节轻重，综合责任人的任职时间、岗位职 责等，分级分层分岗量纪定责，审慎稳妥开展追责问责，并形成典型案例通报。通过案件线索起底，监 管部门移交，巡视巡察、"纪审"联动、大数据"筛查"发现等方式，深挖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相关问题线 索，应查尽查、一查到底。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15件，立 案审查调查14人，给予处理处分12人，留置6人。 系统施治，让监督形成闭环。四平市纪委监委向各县（市、区）党委、市农业农村局下发对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有关问题加强整改的建议，明确要求压实责任，"一把手"靠前指挥，建立责任清单，实行台账 销号机制，各地各单位第一时间加强整改。如，梨树县打响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和进度会战，组建 专班集中攻坚；市农业农村局持续深化行业治理，对设计单位质量不高、施工单位偷工减料、监理单位 失职失责的，采取曝光、清退、纳入"黑名单"等措施严厉惩处。同时，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 ...

案件查办与政治生态修复 - 新郑市纪委监委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推动问题整改、制度约束、教育引导协同发力，深化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1] - 通过"一案一剖析、一案一整改"机制，深度剖析个案并归纳类案，挖掘思想教育、监督制约、体制机制问题，推动案发单位堵塞漏洞[1] - 审查调查过程中结合忏悔书、廉政家书等材料，积累政治生态分析的一手资料，形成工作总结报告、剖析报告等，直击问题根源[1] 制度完善与长效治理 - 针对监管盲区和制度短板，推动职能部门动态调整权力清单，2024年累计建立完善制度机制249项，包括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领域17项、医保基金监管22项[2] - 深化"室组地"联动监督，通过责任压实、现场督导确保整改实效，并将以案促改纳入日常监督和巡察内容，开展制度执行"回头看"[2] 廉政教育与思想防线 - 构建"示范+警示"教育格局，挖掘本地廉洁文化资源，编纂廉洁故事书籍并制作56条短视频，强化正面典型宣传[3] - 依托廉政教育中心更新典型案例库，运用本地违纪违法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增强震慑力[3]

反腐败治理体系 - 强调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加强案件剖析和整改建议，促进制度完善以源头防止腐败 [1] - 福建省德化县纪委监委采用"全周期管理"理念，将案件查办与"后半篇文章"结合，提升"惩治防"一体贯通治理效能 [1] 案件查办重点领域 - 紧盯国企、医疗、教育、工程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 [1] - 开展乡村振兴资金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1] - 深化"校园餐"、招投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突出问题整治 [1] 案件剖析方法 - 对案件"逐案过筛"，结合案件类型和违纪违法人员职务、岗位等剖析个性问题症结 [2] - 分析案发单位政治生态、内控机制、工作流程等，查找体制障碍、机制梗阻等深层次共性问题 [2] 系统治理措施 - 靶向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全程跟踪督办整改，从制度层面堵漏洞 [3] - 开展地域性行业性系统专项整治，实现案件查办、生态分析、整改、完善机制闭环 [3] - 关口前移，通过警示教育大会、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片等方式筑牢拒腐防变思想堤坝 [3]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既是党领导下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山东省青岛市纪委监委坚持政治引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持续推动纪 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高质量发展。 提高政治站位，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持续发力 坚持人民至上，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持续发力 青岛市纪委监委秉持"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理念，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作为 重中之重，畅通问题线索"主渠道"，持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畅通渠道上持续用力。在有效畅通信、访、网、电举报渠道的基础上，市、区、镇三级纪检监察接访 窗口张贴举报二维码，增加"码上举报"、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小程序等便捷举报方式，并利用微 信公众号广泛宣传。探索建立镇（街道）初次来访远程视频接访机制，对远程视频接访件"即收即 办""当日分办"，推动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在解决问题上持续用力。强化攻坚治理，围绕"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领域突出问题，定期梳 理相关信访举报，对纳入集中整治的重点信访举报件建立"红、黄、蓝"三色管理机制，坚持分类管理， 推动源头治理。强化内外联动，出台业务外 ...

监察对象范围界定 -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包括国有独资、全资公司中履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职责的人员，以及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经特定程序任命的人员 [3] -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从事公务人员的职务来源分为两类：一是由纯公单位提名/推荐/任命，二是由国家出资企业内部党组织批准或研究决定 [4][5] - 案例中A公司为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持股51%），其党支部对"三重一大"事项具有决策权，属于对国有资产负有管理职责的组织 [6] 国有企业党支部职能 - 国有企业党支部在未设党委的独立法人企业中，可对企业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究把关，包括人事任免 [6] - A公司党支部制定的"三重一大"议事规则（含人事任免）已获上级党委批准，具备管理监督国有资产的职能 [1][6] - 国有企业党支部与普通党支部不同，其职能包含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尤其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 [6] 案例具体分析 - 黄某作为非中共党员，经A公司党支部研究任命为采购部经理，全面负责部门工作 [1] - 黄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私营企业主50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7] - 认定黄某为监察对象的核心依据：A公司党支部属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其任命的人员具有委派性、代表性、公务性 [2][6] 法律依据 - 监察法第十五条及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明确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界定标准 [3] -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党支部可行使重大事项决策权 [6] - "两高"司法解释明确经国家出资企业党组织研究决定的人员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7]

案件背景 - 甲为A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乙为甲之妻，任A省B市电信公司项目建设部经理，丙为某民营科技公司总经理 [2] - 2007年至2019年间，甲乙夫妇利用职务便利为丙所在公司获取电信业务经营资质、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提供帮助 [2] - 同期丙以逢年过节等名义送予甲乙夫妇现金、字画等财物总计630万元，其中2007-2009年120万元，2010-2015年293万元，2016-2019年217万元 [3] - 2014-2019年甲乙夫妇为感谢丙帮助其子调动工作及职务提拔，送予丙贵重物品价值100万元 [3] 行为性质认定 - 受贿罪本质是权钱交易，需从双方关系基础、财物价值、往来缘由等综合判断 [7] - 丙与甲乙夫妇无亲友关系基础，财物往来始于业务结识当年 [8] - 丙12年间年均赠送50多万元，远超正常礼尚往来标准，且与甲乙回赠价值差异悬殊 [8] - 财物往来与请托事项时间高度吻合，双方均存在特定利益诉求 [9] 法律适用争议 - 第一种意见认为属礼尚往来，仅构成违纪 [4] - 第二种意见认定受贿530万元（扣除回赠100万元） [5] - 第三种意见认定共同受贿630万元，另单独评价行贿100万元 [5][6] 共同受贿认定 - 2010-2015年甲乙共同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并收受293万元，构成典型共同受贿 [14] - 2016-2019年甲单独收受217万元但乙知情并保管使用，适用特定关系人共犯规定 [14] - 2007-2009年乙虽未直接谋利但参与事中共谋并共同收受120万元 [15] 数额处理原则 - 回赠100万元系独立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无关联性 [11] - 根据司法解释，已完成的受贿既遂不能因后续回赠扣除 [10] - 双方互送财物分属不同权钱交易链条，应分别评价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