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化解与监管 - 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进一步收敛 [1] - 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取得重要成效 [1] - 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重点机构和重点地区金融风险有序处置 [1] 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 - 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委员会 [1] - 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 [1] - 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资本市场支持与监管 - 坚定支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 优化支持资本市场两项工具额度使用和政策安排，更好稳定市场预期 [1] - 严肃查处债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1] 供应链金融规范 - 规范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供应链金融业务 [1]

不良贷款转让市场总体情况 - 2024年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成交额达2258亿元（未偿本息口径），创历史新高 [1] - 银登中心已开设1004个业务账户，覆盖337家机构，成为市场关键基础设施 [1] - 转让公告包含贷款笔数、本金余额、逾期天数等核心指标，提供丰富数据支持 [1] 业务结构分析 - 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占比达70.1%（1583.5亿元），是对公业务总和的2.3倍 [2] - 个人消费类不良贷款呈现三大特征：短账龄项目占比提升、多为已核销资产、未诉讼资产数量上升 [2] - 借款人画像：授信额度集中在30万元以内，年龄以40-45岁为主，华东地区占比超30% [2] 交易机制与价格趋势 - 多轮竞价方式占比超90%，平均合格意向受让方接近5家 [3] - 转让价格与逾期时间负相关：逾期1年内折扣率11%，5年以上仅2.5%，价差超4倍 [3] - 投资者偏好规模大但户均小的资产包，30-50岁借款人资产更受青睐 [3] 参与主体变化 - 出让方结构多元化：股份制银行占比下降，国有大行、城商行、消费金融公司份额提升 [4] - 信托公司首次入场，光大兴陇信托完成首单3亿元个人不良贷款转让 [5] - 受让方中地方AMC仍为主力，全国性AMC加速入场，信达首次进入前十活跃榜单 [5] 市场发展与数字化建设 - 行业预计2025年将有更多类型参与者加入，推动处置效率提升 [6] - 银登中心计划上线移动应用程序，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市场透明度和服务效率 [6]

金融副省长的历史与演变 - 金融副省长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截至目前共产生45位，其中34位在2016年后产生 [3] - 最早的金融副省长案例是1993年刘明康和姚中民分别由中行福建省分行行长和建行河南省分行行长升任副省长 [5] - 2016年后金融副省长呈现密集增加态势，成为制度化安排，省级领导班子中始终有金融专业干部 [9][11] 金融副省长的来源与背景 - 31位金融副省长中，21人来自国有大行副行长，占比三分之二 [13] - 7人来自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央行3人、金融监管总局1人、证监会3人） [13] - 19位金融副省长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占比超过六成，专业多为经济、金融、管理类 [12] - 部分金融副省长有出国学习和工作经历，具备国际视野 [13] 金融副省长的职责与作用 - 金融副省长在化解地方债务及国企债券违约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召开债券投资者恳谈会 [14] - 金融副省长经常作为地方政府代表与中央金融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5] - 金融副省长在地方金融改革中扮演关键角色，如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天津自贸区金融改革 [9] 金融副省长的职业发展路径 - 金融副省长开始出任金融监管部门一把手，如李云泽2023年调任金融监管总局局长 [17] - 金融副省长频繁出任大行董事长或行长，如陈怀宇调任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葛海蛟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 - 金融副省长还调往其他金融央企，如王浩调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 [19] 金融体系变革与金融副省长 - 1990年代中后期金融资源配置权力被全面上收，推动国有大行公司化改造和设立跨省大区分行 [6] - 2017年省级金融办调整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加挂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牌子，其负责人开始升任副省长 [7] - 中央向地方让渡部分金融管理权限，如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党务工作交由地方管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