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多位首席经济学家在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指出，中国金融结构正发生历史性转折，直接融资比重稳步上升，这与中国经济结构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密切相关 [1][4] - 面对世界经济低增长、高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中国将通过宏观、产业、制度及金融四个层面的确定性供给，为世界经济提供稳定性 [2][3] - “十五五”时期被视为中国承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将带来重要投资机遇，同时需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冲击并积极应对 [1][10] - 多位经济学家对2026年及“十五五”时期的投资机会进行了展望，普遍看好AI应用、大金融、制造业升级、企业出海、周期板块及大宗商品等领域 [12][13][14] 宏观环境与中国的角色 - 2025年世界经济呈现低增长常态，增长逻辑尚未断裂，但2026年的不稳定性更多来自结构层面，包括全球增长动能长期走弱且高度不均衡、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低容错状态、地缘经济逻辑取代效率逻辑 [2] - 部分国家将贸易、投资、科技和金融政策工具化、武器化、政治化，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导致全球经济转向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碎片化程度更高的新模式，并带来全球规则供给不足、预期锚弱化、全球经济进一步碎片化三类风险 [2] - 中国的角色是预判各类风险，并通过自身的稳定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稀缺的稳定性，具体将提供四个层面的确定性供给：宏观层面的增长确定性、产业层面的供给确定性、制度层面的规则确定性、金融层面的稳定锚 [3] 中国金融结构的历史性转折 - 中国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近三年来尤其是2025年之后，间接金融增量占比持续下降，直接金融增量占比稳步上升 [4] - 从存量看，间接融资仍占主导地位（占比超65%），但直接融资占比逐步上升，2025年11月末的数据较2019年11月末上升了4.7个百分点，整体增长速度超过间接融资 [4] - 直接融资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得益于多重因素：实体经济中直接融资需求更为实在；资金配置更具市场化特征，与新动能适配性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如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成效显著 [4] - 金融结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过去房地产、基建等传统行业依赖银行信贷，当前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快速崛起，其融资需求更需直接融资（如上市、发债、股权投资、PE、VC）支持 [5] - 未来中国金融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直接融资比重有望超过一半，形成直接融资规模超过间接融资的总体趋势 [7] 资本市场与股票市场展望 - 2024年9月资本市场相关政策出现明显的转折性变化，推动了2025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平稳恢复，预计2026年之后这一趋势将持续 [6] - 推动股票市场向好的因素包括：涌现出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成为核心力量；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如证监会将保护投资者利益置于首位）；房地产市场发生重大转变，资金逐步流出；市场流动性持续宽松 [6][7] - 央行的功能已实现全覆盖，明确覆盖股票市场，并出台了包括类平准基金在内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针对股票市场的政策工具 [7] - 在多重积极因素推动下，2026年及更长时期内，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将形成良好的运行态势，有望持续稳健发展 [7] - 未来实体经济中，伴随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将持续，债券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股票市场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5] “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前景与产业承接 - “十五五”将是中国在产业层面承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时期，第六轮技术革命已拉开序幕，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成为前沿方向 [1][10] -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目前已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若未来五年保持平稳增长，人均收入将再上一个台阶，进一步靠近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全球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叙事将进一步被证伪 [10] - 未来五年中国将加大AI投资、提升自动化水平，需从三方面应对AI带来的就业冲击：拥抱AI并推动技术进步向“赋能人”而非“替代人”倾斜；未雨绸缪筑牢社会保障网络，重点关注受冲击人群；破解内卷、优化劳动市场，加强《劳动法》执行，减少无效劳动、缩短人均工时 [10][11] “十五五”时期的投资机遇展望 - **AI应用端**：AI发展方兴未艾，未来叙事将聚焦应用落地，中国拥有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应重点关注AI与业务结合度高的企业 [13] - **大金融板块**：随着金融强国建设推进及资产管理时代到来，潜力巨大 [13] - **周期板块**：此前传统经济板块估值偏低，随着PMI回升及经济反弹，有望迎来估值修复 [13] - **反内卷与产业整合**：关注反内卷带来的并购与产业整合机会 [13] - **企业出海**：关注企业出海催生的“中国漂亮50”机会 [13] - **科技创新**：关注科技创新对应的VC与科技股机会 [13] - **资产盘活**：关注资产盘活带来的REITs及类REITs机会 [13] - **制造业升级**：中国已圆满实现“中国制造2025”目标，2025年—2026年相关上市公司开始进入业绩与利润释放期，“十五五”规划将持续加码 [14] - **消费与育儿补贴**：2025年相关补贴规模达5000亿元，2026年有望提升至1万亿元，相关产业链将受益 [14] - **大宗商品**：中央明确提出增量基建投资将向中央层面倾斜，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高于2025年，有望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14]

中国五年规划治理模式与增长前景 - “十五五”规划建议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并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6] - 中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电动汽车、高端制造业等科技创新领域的科研实力已位居世界前列[6] - 五年规划具有延续性，“十五五”规划需承担两大核心任务：应对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的失衡与阻力，以及推动以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协同调整为核心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型，通常被描述为“投资转向消费驱动”[6] - 中国在人力资源、科技研发等无形资产投资方面优势显著，美中两国在数字技术等领域的差距正快速缩小，因此中国完全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6] 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优势与发展定位 - 最具创新性的经济生态依赖“地理邻近性”，通常具备三大特征：大学的核心支撑作用、专业的风险投资体系、适度监管与创业文化[8] - 中国在过去20年构建了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这是金融领域发展的重要成就，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之一[8] - 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性在于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其格局源于香港制造业向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转移，由此构建了深度融合的供应链体系[8][9] - 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金融基础设施、商业体系和物流网络，能为大湾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9] - 香港正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计划整合深港两地资源，未来不仅能将香港人口从约700万扩展至约1000万，更能为香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9] - 香港的文化底色是“贸易文化”，擅长商业交易、全球供应链构建和谈判，其历史遗产既可能成为障碍，也可能转化为优势[8][9] - 港澳的一些独特历史遗产也能在大湾区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香港赛马会将博彩资金用于慈善，澳门特区政府思考利用自身资源投资教育和初创企业，这些历史积累若投放正确将激发新增长动力[9]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大湾区角色 - “双循环”的核心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动与平衡，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共享成果[10] - 在经济增长初期，经济体量较小，国内市场以食品、住房、能源等基本需求为主，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部需求；当经济体量扩大、迈向发达阶段时，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会显著提升[10] - 中国目前已进入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至关重要的阶段，同时全球经济面临碎片化、多元化趋势，传统的全球化体系正在变化，这意味着中国需要重新平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10] - 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的桥梁，凭借其独特优势，仍将持续发挥在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枢纽作用，但同时也需要思考如何在国内市场中发挥更大作用[10]

宏观经济展望 - 2026年被判断为经济告别通胀低谷、确立新均衡的转折之年，中国经济、资本市场、实体产业需在马年奔跑以迎接康波复苏周期 [1] - “十五五”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也被认为是资本市场的黄金时代 [2] - 2026年中国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回升以及在人工智能、芯片等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5] 通胀与价格走势 - 2026年可能出现“猪油共振”现象，猪肉价格对CPI影响较大，油价对CPI和PPI均有显著影响 [4] - 支撑油价的因素包括：美国页岩油无增加资本开支动力，OPEC+增产空间很低，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4] - 猪肉价格由于行业反内卷和历史规律，有望在2026年第二季度环比转正，下半年同比转正 [4] - 判断2026年CPI中枢可能在0.5附近，不排除更高情况，PPI则有望在下半年转正 [5] 资本市场与资金流向 - “十五五”阶段，美元有望进入贬值周期，这将降低美国资产的吸引力，为中国带来机会；历史案例显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迎来巨量外资，外资持股比例从19.8%提高到了40% [5] - 判断“十五五”资本市场将迎黄金时代，外资将成为重要的增量资金 [5][6] - 中国股市未来大有希望，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供给是支撑长牛行情的关键要素之一；测算A股要突破2015年高点，市场日成交额需要2.5万亿元甚至3万亿元 [7] - 监管部门为引进中长期资金不断推出政策，因此中国股市长牛可期 [7]

宏观经济与政策展望 - 当前处于“十四五”与“十五五”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2026年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表现备受关注，被认为是经济告别通胀低谷、确立新均衡的转折之年[2] - 有观点判断2026年CPI中枢可能在0.5附近，PPI有望在下半年转正[3] - 有观点认为2026年中国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驱动力是全要素生产率回升以及在人工智能、芯片等科技领域的持续突破[3] 通胀与价格走势分析 - 2026年“猪油共振”现象有望上演，猪肉价格对CPI影响较大，油价则同时影响CPI和PPI[2] - 油价支撑因素包括：美国页岩油无增加资本开支动力，OPEC+增产空间很低，以及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中东等地缘政治风险[2] - 猪肉价格由于行业反内卷和历史规律，有望在2026年第二季度环比转正，下半年同比转正[2] 资本市场前景与资金动向 - 有观点指出，“十五五”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也是资本市场的黄金时代[2] - 当美元进入贬值周期时，全球股市会跑赢美股，全球商品会跑赢股票市场；“十五五”阶段美元有望进入贬值周期，降低美国资产吸引力，这对即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是机会[3] - 以韩国为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同时迎来纳斯达克崩盘，外资持股比例从1998年的19.8%大幅提高至2003年的40%[3] - 由此判断“十五五”资本市场将迎黄金时代，外资将成为重要的增量资金[4] - 有观点认为中国股市未来大有希望，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供给是支撑长牛行情的关键要素之一[4] - 测算显示，A股要突破2015年高点，市场日成交额需要达到2.5万亿元甚至3万亿元[4] - 当前监管部门为引进中长期资金不断推出政策，因此中国股市长牛可期[4]

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 - 2026年被视作中国经济告别通胀低谷、确立新均衡的转折之年，经济、资本市场与实体产业需积极应对[1] - “十五五”阶段被认为将是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黄金时代[1] - 2026年中国有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驱动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回升以及在人工智能、芯片等科技领域的持续突破[2] 通胀与价格走势 - 2026年可能出现“猪油共振”现象，对价格指数产生影响[1] - 猪肉价格因行业反内卷及历史规律，有望在2026年第二季度环比转正，下半年同比转正[1] - 油价有望获得支撑，原因包括美国页岩油无增加资本开支动力、OPEC+增产空间很低以及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1] 资本市场展望与资金面 - “十五五”阶段美元有望进入贬值周期，这将降低美国资产吸引力，为中国资本市场带来机会[2] - 历史案例显示，韩国在1998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伴随纳斯达克崩盘，外资持股比例从19.8%大幅提升至40%（1998-2003年）[2] - 判断“十五五”资本市场将迎来黄金时代，外资将成为重要的增量资金[2][3] - 中国股市长牛可期，关键支撑要素之一是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供给[3] - 测算A股要突破2015年高点，市场日成交额需要达到2.5万亿元甚至3万亿元[3] - 监管部门正不断推出政策以引进中长期资金[3]

文章核心观点 -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张宇贤在财经战略年会上系统阐述了“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四大趋势性特征及六大核心政策导向，为理解未来经济发展逻辑提供了重要视角 [1] “十五五”经济趋势性特征 - **“五峰碰头”叠加带来多重挑战**：人口、房地产、重化工业、出口和碳达峰五大关键领域相继进入峰值阶段并相互交织形成压力 [2] - 人口达峰：劳动力人口占比于2010年达峰，劳动力总数于2012年达峰，总人口于2021年达峰，导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居民消费可能出现“倒U字形”变化制约消费扩张 [2] - 房地产达峰：2021年房地产与人口达峰同步，房地产规模见顶成为长期趋势 [2] - 重化工业达峰：传统重化工业产量已处于峰值，转型需求迫切 [2] - 出口达峰：“十五五”期间，出口占世界比重及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趋于稳定，很难大幅提升 [2] - 碳达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对高耗能产业形成硬性约束 [2] - **“五化并成”重塑发展动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数智化、绿色化、人口老龄化五大趋势同步推进，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2] - **“双期交织”攻坚任务艰巨**：“十五五”既是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也是爬坡过坎攻坚期，面临传统动力减弱与新动力培育不同步的挑战，同时需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时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3] - **“两型交替”增速换挡成必然**：中国经济正从高速成长的发展型经济向稳定增长的现代型经济转变，“十五五”经济增速进入“5以下时代”符合客观规律，宏观政策需通过“跨周期与逆周期调节”实现平稳换挡 [3] “十五五”核心政策导向 - **实体导向**：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避免脱实向虚 [4] - **创新导向**：强化科技创新驱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 [4] - **内需导向**：特别是消费需求，以对冲“五峰碰头”带来的外需与投资压力 [4] - **民生导向**：聚焦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 [4] - **绿色导向**：推动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 [4] - **安全导向**：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风险，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4]

文章核心观点 - 招商证券宏观首席张静静认为，“十五五”将是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黄金时代，资本市场增量资金将主要来自外资 [1] - 中国明年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全要素生产率因在DeepSeek、光刻机、芯片等领域的突破而回升 [3] - 预计美元将进入贬值周期，届时全球股市将跑赢美股，全球商品将跑赢全球股市，中国将迎来机会 [5] 中国经济与物价展望 - 预计明年可能出现“猪油共振”现象，对CPI和PPI影响很大 [3] - 分析认为，若WTI油价未超过70美元/桶，美国页岩油行业不会增加资本开支 [3] - 生猪行业现金成本已被跌破，仔猪和商品猪同时亏损，猪肉价格跌破18元/公斤，此情况自2013年以来仅出现三次且每次不超过半年 [3] - 预计猪肉价格在明年二季度环比转正，明年下半年同比转正 [3] - 基于此，预计明年CPI中枢在0.5%附近，PPI大体在明年下半年转正 [3] 扩大内需与出口周期 - 扩大内需的关键时机在外需放缓时 [4] - 自2022年下半年起，大量企业出海至“一带一路”，类似中国入世后的投入期，拉动了中国中上游资本品、中间品等产品的出口 [4] - 若“一带一路”角色转换到投产期，中国出口将面临短期下行压力 [4] - 倾向认为在明年下半年到后年，是观察扩大内需政策出台的时间窗口，届时物价下行将落幕，进入持续通胀场景 [4] 资本市场与资产定价 - “十五五”期间，中国资产定价将重新回到需求端，全要素生产率回升，私人部门加杠杆意愿改善 [4] - 人民币汇率和沪深300指数体现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4] - 资本市场增量资金将主要来自外资 [1][5] 美国经济与全球资产轮动 - 美国自2009年金融危机后开始的超长经济扩张周期，或将在2027年-2028年出现拐点，甚至不排除出现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后 [5] - 当前美国就业未出大问题，得益于美股的财富效应托举服务业及相关就业，一旦美股调整，负反馈循环可能重现 [5] - 标普500指数估值在今年已达到41.07倍的高点 [5] - 预计美元将进入贬值周期，届时全球股市将跑赢美股，全球商品将跑赢全球股票市场 [5] - 美元贬值周期下，美国资产吸引力降低，对中国是机会 [5]

报告核心观点 - 美西方国家的遏制措施激励了中国制造业持续迭代升级 在科技安全 军事安全 资源安全 粮食安全等关键领域为国家发展筑牢了坚实的产业安全根基 [1] 报告研究视角与框架 - 报告从“价格革命” 相互依赖的“武器化” 安全两难三维理论视角出发 解读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的安全动机及十年来的国内外安全效应 [3] - 报告评估了中国制造强国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应对之策 [3] 制造强国战略的效应与影响 - 中国制造强国战略有效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5] - 需警惕“技术封建主义”问题 强调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需要得到合理分配 [5] “价格革命”的驱动力量 - “价格革命”背后有五大力量 即生产力 运力 电力 算力和火力 这些力量为南方国家提供普惠式安全 [3]

中国制造业与出口竞争力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接近30%，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4] - 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多数产量位居世界第一[4] - 广泛的工业基础催生了强大的民间制造能力，覆盖从航空模型到潜水艇等多种复杂产品[3] 关键出口行业表现 - 2024年汽车出口额增长至1174亿美元，而进口额仅为392亿美元，呈现巨大的贸易顺差[4] - 2024年集成电路出口额高达1595亿美元，超过手机出口额的1343亿美元[4] - 传统出口项目如钢铁、半导体、手机等制造业产品竞争力强劲[4] 贸易顺差与结构变化 - 进出口结构转变创造了历史上首次万亿美元级别的贸易顺差，且该顺差预计将继续扩大[7] - 出口增长动力来自汽车、集成电路等行业的高速增长，而汽车、集成电路、大飞机、医疗器械、工业母机等产品的进口预计将越来越少[7] - 石油进口因电动汽车普及和新能源利用也将呈现减少趋势[7] 工业化发展模式 - 中国工业化进程卡了一个“BUG”，即在经济水平提升、货币升值和工资上涨的同时，依然保持了在中低档工业品的强大竞争力，避免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4] - 工业化被视为一个不可逆过程，但中国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保留与发展[4][5] 发展预测与规划 - 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超预期，例如十六大长期规划预测205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实际发展远超该规划[9] - 全国主要城市的发展规划均未能跟上实际的发展速度[11] - 中国的崛起被描述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事件，其超多人口、独特文明、优秀体制、疯狂教育、超长规划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完全体”[9] 国际竞争与地缘政治 - 美国试图打断中国崛起的战略窗口期极其短暂，2016年南海对峙被认为是最后的机会，但已错过[13] - 自2021年初，中国已判断自身与美国在国际地位上平起平坐[13] - 巨大的贸易顺差可能导致全球的反制措施[12]

文章核心观点 - 基于1960-2021年全球191个经济体的数据分析，实际汇率小幅升值（约4%）对经济总量赶超具有积极作用，既能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也在统计层面产生拉动作用 [2][19] - 实现经济赶超的根本驱动力是国内经济增长，其贡献度接近80%，而实际汇率的统计贡献度约为20% [2][27] - 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期，存在最优的赶超模式组合：名义汇率适度贬值、适度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适度升值；而在危机时期，实际汇率大幅贬值会拖累赶超速度 [2][26] - 经济增速较低、名义汇率大幅波动及高通胀的国家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汇率主导型经济体难以实现跨越 [2][29] -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经济增速已明显回落，实际汇率的拉动作用减弱，面临更大的赶超压力 [2][42] 实际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 - 实际汇率升值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升值（拐点约4.87%）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过度升值则不利 [19] - 对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实力主导型经济体而言，约4%的实际汇率升值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发达经济体亦然，但对实际汇率主导型经济体有负面作用 [19][20] - 实际汇率通过外债渠道（升值减轻债务压力）、资本流动渠道（升值促进FDI和证券投资流入）及贸易渠道（升值利于进口中间品和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增长 [11][12] 实际汇率对经济总量赶超的统计作用 - 1960年以来，全球以本币计价的年均实际GDP增长率为3.57%，实际汇率升值2.45%，共同推动美元计价的实际GDP增长率达6.02%，实际汇率贡献度为40.64% [22][25] - 经GDP份额加权后，实际汇率升值幅度降至0.73%，其对全球加权实际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下降至21% [22][31] - 短期来看，以美元计价的加权实际GDP增长率波动主要受实际汇率波动影响，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波动主要源于名义汇率变动 [22] -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实际汇率在统计层面的放大或缩小作用日益凸显，例如2009-2021年间其贡献度超过-186% [23] 不同经济体的赶超模式与“中等收入陷阱” - 经济实力主导型是最理想且最普遍的赶超模式（样本中占150个），其特征是本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名义汇率适度贬值、适度通胀和实际汇率适度升值 [27] - 实际汇率主导型经济体（样本中27个）通常伴随高名义汇率贬值（年均-17.65%）和高通胀（年均29.17%），但本币计价经济增长率最低（年均2.215%），难以实现持续赶超 [25][28] -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赶超动力主要来自实际汇率（贡献度约60.63%），而经济增长贡献度仅约39.37% [29][31] -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属于平衡型增长模式，本币计价增长率较低（3.144%）但实际汇率升值较高（2.644%）；RCEP国家则几乎完全由经济实力驱动，本币计价增长率很高（5.429%）而实际汇率升值极低（0.05%） [30][31] 中日韩经济赶超的对比分析 - 中国属于经济实力主导型经济体，样本期内以人民币计价的年均实际GDP增长率高达7.83%，但实际汇率轻微贬值（年均-1.43%）侵蚀了部分增长成果，导致美元计价增长率降至6.4% [36] - 中国实际汇率对赶超的贡献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60-1993年为显著负向；1994-2015年为显著正向（其中2005-2015年贡献度超33%）；2016-2021年转为小幅波动 [36][40] - 日韩同样为经济实力驱动型，实际汇率贡献度分别为25%和不足5%；三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如日本1960-1970年、韩国1960-1986年、中国1994-2015年），实际汇率都呈现升值且贡献度显著 [41] - 与日韩相比，中国实际汇率发挥正向拉动作用的时间段更短，且在迈入高收入门槛前经济增速已明显回落，面临更大的赶超压力 [42] 最优经济赶超路径与政策启示 - 最优赶超模式组合是：国内经济高速增长，辅以名义汇率轻微贬值、适度通货膨胀，从而保证实际汇率小幅升值，并在统计上产生正向作用 [32][34] - 未来中国经济赶超的根本在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经济增速，同时可采取名义汇率适度贬值、保持适度通胀、推动实际汇率适度升值的政策组合 [45] - 应避免陷入通货紧缩，并防止名义汇率大幅贬值与经济增速下滑的双重冲击，注重危机时期的价格管理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