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现状 - 制度覆盖约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千亿元，年人均减负1.2万元 [1] - 自2016年启动试点以来，已覆盖49个试点城市 [3] - “十五五”时期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逐步覆盖所有参保人 [8] 市场需求与产业意义 - 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将进一步增长 [4] - 长期照护保障制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举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4] - 长护险旨在减轻失能人员的日常照料护理费用和事务负担，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 [3][8] 服务供给与产业发展 - 试点期间定点服务机构达到1.2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 [5] - 支持企业构建专业服务团队，例如宁波福寿康已在全国构建超2万人的团队，年服务量达2033万人次 [5] - 促进智能化设备应用，例如毫米波雷达可监测生命体征，已应用于全国多家养老机构 [6] - 国家医保局将积极培育和开放长期护理保险新场景，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规模应用 [6] 地方实践与成效 - 在青岛，长护险累计支付资金63亿元，惠及16万多名失能失智人员 [8] - 在宁波，失能人员可享受每月25小时的居家上门护理，解决了就医“长途跋涉”的困难 [4] - 开展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加速构建专业化长期照护人才体系 [8] - 建设相关系统，实现参保、评估、支付、监管等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8]

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市场前景 - 到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30% [2] - 预计2025年和2030年，中国养老产业规模将分别突破12万亿元和20万亿元 [2] - 传统的“9073”养老格局已演变，目前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占比已接近99% [3] 政策导向与产业发展阶段 - “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 [2] - “十四五”期间解决了养老服务“有没有”的问题，全国拥有各类养老设施约40万个、床位799万张 [4] - “十五五”的着力点在于“好不好”，即提供更加多元化和高质量的供给，例如新建床位中可能80%是护理型床位 [4] 保险业在养老生态中的角色与机遇 - 保险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与庞大的客户资源，正成为构建医康养生态体系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 [2] - 保险在医康养生态中的作用需要深度融入，扮演好资源整合者、服务监督者与风险管理者等多重角色 [2] - 养老产业成为保险业第二增长曲线，行业亟须从人力扩张与渠道驱动向服务驱动与生态构建的新模式跃迁 [4] - 保险行业的共济筹资模式及长期资金积累与管理优势，可帮助客户系统规划跨越数十年的健康与养老支出 [4] - 未来的老年人是保险公司非常大的客户和新的“蛋糕” [5] 金融支持与产品创新 - 面对中国金融业总资产近500万亿元的格局，需要推动商业银行参与养老生态建设 [6] - 可借助商业银行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进行金融创新，为其投资医康养开辟政策通道 [6] - 2024年美国养老REITs规模已达1.4万亿美元，过去十年年化收益率中枢稳定在4%-6% [6] - 中国基础设施公募REITs市场已支持将养老设施纳入发行范围 [6] 产业发展重点与模式 - 产业发展重点转向提质与调结构，更多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建设，强化失能老人照护，发展老年医学 [6] - 科技赋能是提升服务可及性与管理效率、应对人力资源短缺、控制长期成本的重要手段 [7] - 保险通过产品与服务创新，帮助客户应对医疗支出压力，并为其对接可靠、优质的医疗资源 [7] - 建议保险资金与平台公司共同成立“养老保险基金”，用于养老机构、养老企业的基础投入，以激活市场 [5] 生态共建与差异化发展 - 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政企协同是关键 [5] - 地方政府可通过地方国资平台直接参与或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如长期护理保险、普惠保险）提供支持 [5] - 行业应避免内卷化竞争，形成政府引领、地方国资发挥生态位作用，带动民营企业参与并辅以金融支持的生态体系 [8] - 各类主体需各展所长，差异化错位发展，保险公司需明确自身在生态中的独特价值 [8]

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与结构变化 - 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为39.66岁，接近40岁 [1] - 分群体看，农村男性劳动力平均年龄最高，为41.60岁，其次是城镇男性（40.26岁）、农村女性（39.06岁）和城镇女性（38.07岁）[1] - 自1985年至2023年，全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2.25岁增长至39.66岁，增加了7.41岁 [1] - 乡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1.99岁升至40.54岁，其老龄化速度超过城镇（从33.03岁升至39.25岁）[1][5] - 2023年各省份劳动力平均年龄介于37.49岁至41.19岁之间，内蒙古以41.19岁最高，新疆以37.49岁最低 [1][8] 劳动力年龄的地域差异 - 劳动力平均年龄最高的地区是内蒙古（41.19岁），其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达42.94岁 [1][7] - 黑龙江、辽宁和吉林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均在40岁以上，分别为40.84岁、40.74岁和40.69岁，三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均超过42岁 [7] - 湖北和山东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也超过40岁，分别为40.28岁和40.06岁 [7] - 劳动力最年轻的省份是新疆（37.49岁），其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6.46岁 [8] - 劳动力第二年轻的是贵州（37.74岁），广东以37.93岁位列第三 [8] - 西藏、海南、上海、云南、河南等地劳动力平均年龄分布在38.49岁至38.91岁之间，属于相对年轻的“38岁档” [8] 劳动力素质与受教育水平 - 2023年全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03年，较1985年的6.14年大幅增加 [2][5] - 城镇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5年的8.23年升至2023年的11.76年，农村从5.47年升至9.44年 [5] - 经济发达省份如北京、上海、天津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较长，而贵州、云南、西藏等地相对较短 [5] - 所有省份城镇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农村，在经济欠发达省份城乡差距更为突出，例如西藏城乡差距为3.63年 [5] 人力资本总量与人均水平 - 2023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达到4375.63万亿元，其中城镇占91.63%（4009.30万亿元），农村占8.37%（366.33万亿元）[3] - 1985年至2023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约18.44倍，年均增长8.25% [3] - 1996年之前，农村人力资本总量高于城镇；自1996年起，城镇反超农村并持续扩大优势 [3] - 1985年至2023年，中国人均人力资本从4.43万元显著提升至76.87万元，年均增长7.93% [4] - 2013年至2023年间，人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速提高至8.67% [4] - 2023年人均人力资本排名前五的省份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排名后五位的依次为海南、云南、新疆、甘肃、青海 [4] 人口结构变化与未来趋势 - 2023年，全国0-15岁人口占非退休人口的比重为22.71%，其中农村男性中比重最低，为18.56% [11] - 1985年至2023年，中国0-15岁人口占非退休人口比例从38.61%下降至22.71%，而46岁至退休年龄人口占比从10.44%上升至23.80% [11] - 劳动力后备规模持续收缩，年长劳动力比例不断提高 [11] - 2024年广东出生人口达113万人，较上年增加10万人，连续七年位居全国首位，并连续五年成为唯一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省份 [9] - 辽宁省以21.90%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成为首个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的省份 [8] - 吉林、黑龙江的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9.41%，老龄化程度分列全国第三、第四位 [8] 政策与社会层面的应对 - 破除“35岁职场门槛”的呼声日益高涨，202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首次将报考者年龄放宽至38岁 [12] - 全国人大代表郑功成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坚决纠正就业领域年龄歧视的建议》[12]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将人口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 [13] - 学界观点认为需推动“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将人力资本概念扩展到包括大龄和老年劳动人口 [13] - 未来需通过终身学习、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来应对挑战 [10][14]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的背景与政策 - 中国官方于2025年7月27日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计划在未来三年左右建立符合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3][14] - 中国长护险制度设计更多借鉴日本模式，并将其纳入社保体系，而非美国以商业保险为主的模式 [3][14] - 国家层面提出的职工长护险费率控制在工资收入的0.3%左右，并采用城乡统筹制度，对未就业城乡居民减半征收，目前负担低于日本 [6][18]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与时间窗口 - 中国人口老龄化由长寿化、少子化和婴儿潮三个因素驱动，其中少子化问题突出：2017年新增人口1700万，2025年预测约为800万，已减半 [4][15] - 当前社保压力主要来自第二波婴儿潮（60年代出生）即将退休，但现收现付制社保的真正危机将在2040年至2045年间出现，届时2017年左右出生、新增劳动人口减半的一代进入职场 [5][17] - 60年代出生人群在20年后（约80岁时）至少有1/3可能进入失能或半失能状态，将导致长期护理需求激增 [5][17] - 在劳动人口急剧下滑和护理需求激增之前，中国有15-25年的制度“试错”窗口期 [10][23] 日本介护保险制度的经验与具体设计 - 日本介护保险制度于2000年后建立，筹资分为两类人群：65岁以上老年人保费从养老金扣除；40至65岁工龄人群保费约占工资的0.9%到1% [6][18] - 65岁以上老人失能后可申请介护认定，40-65岁人群若患16种特定老年疾病也可申请，服务体系包括居家、社区、机构等多种类型，与中国“9073”养老模式类似 [7][19] - 服务支付方面，大部分受益人需自付10%左右服务费（2008年改革后），改革前自付比例为30%，保险资金池与国家财政各承担50%的剩余费用 [7][20] - 制度存在资金不足问题，需动用一般财政补贴，且第一号保险人（65岁以上）保费每年增长约15%，显示初始成本被低估 [8][21] 日本制度暴露的问题与对中国的启示 - 日本制度出现显著资金缺口，例如2019年报告测算一对65岁无业夫妻未来30年存在2000万日元（约100万人民币）的养老资金缺口 [8][21] - 行业面临护工严重短缺问题，因护工平均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导致“老老介护”（健康老人照顾更差老人）等非正式照护模式出现，引发“介护疲倦”等心理健康与社会问题 [9][22] - 2008年日本改革提高了低收入者待遇并降低高龄者自付比例，但代价是社会保障成本急剧增加 [10][23] - 根本挑战在于平衡各方（政府、医疗机构、护理机构、老年群体、工龄人群）的经济利益与激励机制，单纯依靠技术或引入外籍护工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10][23]

核心观点 - 公司核心产品管线聚焦老龄化相关疾病领域 并积极推动新药研发 其中龙七胶囊已按监管要求启动临床试验 [1] - 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财务表现承压 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显著同比下滑 [1] 业务与研发进展 - 龙七胶囊已按照补充材料要求启动相关临床试验 公司将依法及时披露后续进展与审评审批结果 [1] - 公司在老龄化相关疾病治疗领域拥有核心产品组合 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领域的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天舒胶囊/片、通塞脉胶囊/片 以及骨伤科疾病领域的复方南星止痛膏、腰痹通胶囊、筋骨止痛凝胶 [1] - 公司在阿尔茨海默症、睡眠障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老龄化相关疾病治疗领域进行研发布局 相关品种已进入临床阶段 [1] - 公司战略定位为积极服务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宏观经济战略 立足中医药优势领域 围绕老年人健康需求 [1] 财务表现 - 2025年1至9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3亿元 同比下降24.59%（调整后） [1] - 2025年1至9月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0亿元 同比下降35.63% [1]

黄金的本质与历史驱动因素 - 黄金的本质是货币体系的“压力计”，其历史上的暴涨牛市均发生在货币体系失效时刻，而非单纯的经济衰退[1] - 1933年、1971年、2008年三次黄金价格跃迁均对应货币信用锚断裂，金价按“新货币覆盖率”被强制重新定价[1] - 1933年罗斯福没收黄金，美元含金量强制下调40%，金价从20美元涨至35美元[1] -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美元与黄金脱钩，金价从35美元涨至850美元，美元贬值70%[1] - 2008年QE开启法币无锚时代，全球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4倍，金价从680美元涨至1921美元[1] - 历次黄金价格跃升幅度达10-30倍，远超2-3倍的通胀率，证明其核心驱动是货币信用重估[1] 当前全球结构性危机与体系临界点 - 未来全球经济面临人口老化、养老金破产和主权债务失控三大相互关联的结构性挑战[2] - 全球劳动人口增长率预计在2025年转负[4] - G20国家养老金缺口预计在2050年达85万亿美元[4] - 美国国债规模预计在2025年突破40万亿美元[4] - 全球主权债务规模已达100万亿美元，年付息成本占全球GDP的4.2%[5] - 美国国债利息占GDP比例已突破5.3%，超过1980年代滞胀期水平[5] - 日本国债规模已达其GDP的265%[5] - 核心矛盾在于债务增速持续超过经济增速，导致债务货币化成为唯一出路[5] - 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黑洞，进而引发财政失血、货币超发和信用坍塌[5] 未来金价的重估逻辑与数学推演 - 根据当前全球债务规模，若黄金重新覆盖全球货币的10%-20%，其合理价格区间为15000至60000美元[2] - 核心计算公式为：黄金价格 = (全球可货币化债务 × 黄金覆盖率) / 央行黄金储备总量[5] - 参数设定：全球可货币化债务为300万亿美元，黄金覆盖率为10%-20%，央行黄金储备总量为3.5万吨[5] - 保守情景计算：以10%覆盖率计，金价达85,714美元/盎司[5] - 危机情景计算：以20%覆盖率计，金价达171,428美元/盎司[5] - 即使取50%折价，价格区间仍为42,857至85,714美元，远超市场共识的5000-8000美元预期[5] 央行购金潮的战略逻辑与行为数据 - 2023年全球央行购金量达1136吨，为连续第14年净买入[5] - 新兴市场央行购金占比达78%，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为第一梯队[5] - 央行购金的三层战略意图包括：为主权债务重组提供超主权信用担保、试验“黄金+商品”双支撑新货币锚、建立离岸黄金清算系统作为支付系统备份[5] - 具体案例包括：2012年希腊债务减记中黄金的作用、金砖国家推动“黄金+商品”结算体系、沙特石油接受人民币-黄金互换、土耳其建立ISTANBUL黄金清算所[5] 即将发生的范式转移与行动框架 - 财政货币化进入终极阶段，主要央行直接认购国债比例突破40%，日本已达78%，法币丧失价格发现功能[5] - 区域性货币联盟兴起，例如东南亚试点“黄金支持数字货币”，海湾国家加速推动“石油-黄金第纳尔”替代美元结算[5] - 个人财富存储介质发生革命，实物黄金向数字黄金凭证迁移，合规黄金ETF持仓量年增35%[5] - 建议将黄金配置比例从传统资产组合的5%提升至货币储备的20%以上[5] - 形式选择上优先持有LBMA认证的实物金条及央行级黄金ETF[5] - 时间窗口建议在预计2028-2032年的大规模主权债务重组周期前完成布局[5] -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重置非线性，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后，金价6年内上涨22倍[5] 核心观点总结 - 当前金价上涨并非普通牛市，而是旧货币体系的葬礼和新体系的重置校准过程[3] - 未来可能发生的不是金价从2000美元涨至5000美元，而是因旧体系无法修复，新体系必须锚定黄金，导致金价从2000美元重置至20000美元或以上[6] - 黄金正被重新作为“国际信用的底层抵押物”，各国央行购金是为潜在的主权债务重组准备抵押品，为全球货币体系下一次重构储备锚，以及为国际结算做“无对手风险资产”备份[5] - 我们正站在新旧文明周期的断层线上，面临的是文明级重构[5][6]

公司战略与市场定位 - 公司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业务机会 [1] - 公司将持续关注中药保健品和大健康产品市场 [1] - 公司将利用其在补益类、肠胃和安神睡眠等类产品的资源优势 [1] 产品与营销策略 - 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竞争特点制定营销策略 [1] - 公司计划抢抓市场机会 [1]

公司产品管线与研发进展 - 龙七胶囊已按照补充材料要求启动相关临床试验 公司表示将及时披露临床试验进展及审评审批结果[1] - 公司在老龄化相关疾病治疗领域拥有核心产品 包括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天舒胶囊/片、通塞脉胶囊/片、复方南星止痛膏、腰痹通胶囊、筋骨止痛凝胶[1] 公司战略定位 - 公司积极服务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宏观经济战略 立足中医药优势领域 围绕老年人健康需求进行布局[1] - 公司在阿尔茨海默症、睡眠障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老龄化相关疾病治疗领域进行研发布局 相关品种已进入临床阶段[1]

报告核心发现 - 2025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5.49，较2024年的5.34略有上升，但仍处于低于6的“低退休准备指数”区间，表明退休准备不足[1] - 居民退休准备呈现“认知强化、行动滞后、信心承压”的结构性特征，正处于从理念认知向行为转化的关键过渡阶段[1] 人口与社会背景 -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从2015年的1.45亿人增长至2024年的2.20亿人，十年间净增近7500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同期减少超4400万，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 - 老年抚养比从2015年的14.3%陡峭上升至2024年的22.8%，老年抚养负担首次超过并持续高于少儿抚养负担，社会完成了从“抚养未来”向“赡养历史”的历史性转变[2] - 居民养老需求正从单一经济保障向健康、照护与生活质量的多维均衡转型[2] 居民养老预期与行为 - 居民整体养老态度理性务实，多数希望维持现有生活水准，居家独立养老仍是首选模式[2] - 高品质机构养老在准备较充分和高龄群体中呈现温和上升趋势[2] - 在低利率周期、人口结构转型及经济环境波动等多重趋势叠加下，养老准备逻辑发生变化，收入并非决定退休准备的唯一因素，金融素养、风险意识、储蓄意愿及社会保障参与程度同样发挥重要作用[4] 政策与行业建议方向 - 推动退休准备测量在养老金融服务中的应用，并为居民提供适应其需求的退休规划工具[3] - 稳步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增强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可及性与激励力度，加快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落地[3][4] - 持续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和退休规划教育，提升健康与金融素养，促进“认知向行动”的转化[3][4] - 提升养老金融产品的组合效应，实现与不同群体需求的更好匹配，推动养老金产品的稳健创新与透明化，防止风险错配[3][4] - 推动健康管理与退休规划的协调发展，将健康管理与金融教育纳入国家养老战略，推动“健康—财富—生活”一体化规划[3][4] - 保险机构可在监管引导下继续探索“长期保障+稳健投资+适度服务”发展路径[3] - 提高居民退休准备水平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未来政策推进与金融服务创新应以“稳健、循序、包容”为基本原则[5]

全国及重点省份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 - 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为39.66岁[2] - 劳动力平均年龄最老的五个省份依次为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2] - 劳动力平均年龄最年轻的五个省份依次为海南、西藏、广东、贵州、新疆[2] 东北三省人口流动与年龄结构变化 - 东北三省（黑龙江、辽宁、吉林）曾是全国劳动力平均年龄最高的地区，但近期排名发生变化[2] - 东北人口外流高峰始于2010年代初，持续时间长，但近年来外流速度有所放缓[2] - 辽宁省在2023年实现省际人口净流入8.6万人，扭转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11年净流出的趋势[3] - 吉林省2023年常住人口为2339.41万人，较上年净减少15.37万人，但降幅较2021年（减少24万）、2022年（减少27万）已明显收窄[3] - 长春市2023年引进并留住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10万人，达到10.2万人[3] - 东北地区因体制转型、经济增长放缓和低生育率，较早步入深度老龄化，现已进入相对缓慢的“平台期”[4] 内蒙古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及原因 - 内蒙古当前已成为全国劳动力平均年龄最老的省份[2] - 内蒙古过去因能源繁荣和相对较高的生育率，老龄化进程一度慢于东北[4] - 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压力增大、青年人口外流加速及长期低生育率累积效应显现，其劳动力平均年龄迅速上升[4] - 内蒙古出生率自2017年以来持续下降，2023年为5.00‰，2024年小幅回升至5.52‰[4] - 2024年内蒙古死亡人口（20.0万）高于出生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84‰，已连续多年为负[4] - 内蒙古常住人口在2021年后进入负增长阶段，除自然增长为负外，人口机械增长也呈现较大负值[4] - 内蒙古以煤炭、稀土等传统产业为主，产业转型与环保政策收紧导致相关就业机会减少，而新兴产业发展不充分，优质岗位有限且薪资竞争力不及东部，导致青壮年外流[4] 影响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关键因素 - 地区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受本地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流动双重影响[2] - 人口流动直接受产业结构、相关政策及政府支持力度的影响[2] - 辽宁省人口净增长主要归因于人口迁移流动，其出生人口仍少于死亡人口，但有力的人才政策、营商环境优化、资本投入增加及就业机会改善吸引了高学历人才并促使外流人口回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