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 上海清算所支持国泰海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完成全球首单非银金融机构上海自贸区离岸债券的发行交割 [1] 发行结构 - 本期债券采用担保结构发行 [1] - 发行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 [1] - 债券期限为364天 [1] - 票面利率为1.8% [1] - 由上海清算所登记托管 [1] 发行原则与市场影响 - 发行遵循上海自贸离岸债发行端、投资端“两头在外”原则 [1] - 吸引诸多境外投资者在上海清算所开户和踊跃认购 [1] - 助力上海自贸离岸债投资者体系扩容 [1] - 推动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 [1]

案件背景与性质 - 上海金融法院公开审理涉自贸离岸债违约处置测试案例，为《上海金融法院金融市场案例测试机制规定》发布以来第二例测试案例 [1] - 审理庭由四名法官及三名院外专家组成，院外专家包括来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高校的法学教授和国内精通国际金融的教授 [1] - 庭审前多位法律、金融界专家对案件进行深入研究并提供第三方意见书 [1] 案件核心争议焦点 - 争议点聚焦区块链簿记发行的自贸离岸债是否合法有效 [1] - 争议个人投资者是否享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 [1] - 争议案涉自贸离岸债是否构成交叉违约及预期违约 [1] - 争议境内担保品处置程序和处置价格是否合理 [1] 案件审理程序特点 - 案涉债券约定适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审理庭准许两名香港特别行政区执业律师作为专家证人就法律适用发表专业意见 [1] - 各方当事人代理律师结合案件事实，围绕相关法律条文、司法实务展开多轮辩论 [1] - 审理庭充分听取申请人申请意见及被申请人、第三人答辩意见 [1] 行业意义与影响 - 案件审理对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 - 测试案例对现行自贸离岸债规则进行系统性法律风险压力测试 [2] - 案件着力增强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规则与国际标准兼容性，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2] - 案件对防范跨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制度支撑作用 [2] 后续程序 - 审理庭将遵循独立表决、多数决定及异议保留原则 [2] - 审理庭基于案例事实就测试案例所涉实体争议作出认定并出具司法意见书 [2]

自贸离岸债业务发展现状 - 截至2025年6月末，全市场累计发行自贸离岸债金额约1300亿元，总体呈现城投企业为主，金融、地产、租赁和产业类公司多元并存的局面 [6] - 投资者类型主要包括分账核算单元、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中资银行海外分行和境外非银机构及产品专户等，结构逐步优化 [6] - 境外投资者服务模式逐渐丰富，中央结算公司推出“一级托管+分级服务”模式以有效触达并服务境外投资者群体 [6] - 二级市场交易功能逐步完善，买卖双方可通过彭博、Tradeweb等平台达成交易并通过系统自动匹配完成债券结算 [6] - 作为担保品的功能逐渐发挥，2023年浙商银行与国泰君安成功落地以自贸离岸债为担保品的质押融资业务，增强二级市场流动性 [6] 理论研究与社会期望 - 期刊和高校论文就相关理论问题开展深入探讨，商业银行亦开展理论研究，如交通银行与上海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合作共建“上海市自贸离岸债创新实验室” [7] - 社会各界对自贸离岸债作为上海探索构建离岸金融体系“小切口”试点的意义有新的认识 [7] - 持续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包括《临港新片区加快发展新兴金融业行动方案》提出支持自贸债发行，民建上海市委提出推动上海自贸区离岸债券健康发展的提案，上海金融法院正式启动自贸离岸债测试案例 [7] 业务发展面临的困境 - 政策供给依然不足，上海市原定2024年的自贸离岸债立法工作至今仍未完成，相关政策指向性不够明确，行业自律组织未出台业务指引或展业规范 [9] - 业务规模存续面临压力，2023年11月至今一级市场再无新增发行，2025-2026年有约1168亿元存量债券到期进入还本付息高峰期，化债风险背景下出现债券提前赎回案例 [9] - 监管与市场的双向沟通有待加强，市场各方对监管态度的认知存在偏差，部分政策有待进一步解释说明，各地区存在不同的政策要求 [9] - 与点心债呈现此消彼长态势，2022-2024年点心债新增发行年均增长率达62%，债券通“南向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被广泛用于投资，对自贸离岸债形成明显替代 [10] 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 - 对创新业务的风险担忧上升，发行人中城投占比较高，银行分账核算单元使用总行下拨资金开展投资存在政策执行偏差 [11] - 各方对发行场所、适用规则等问题尚存在分歧未能达成共识 [11] - 业务全生命周期涉及多个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有待进一步形成跨部门合力以构建整体政策支持体系 [11]

文章核心观点 - 科技竞争是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前沿阵地，需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并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同时金融行业自身需在数字化和数字金融方面发展提速 [1] - “十五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从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扩大开放、五个中心建设协同发力、构建离岸金融体系、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等六个方面推进 [1][2][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向 - 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顶层设计与体制机制建设，疏通建设堵点难点，科学合理对上海授权赋能以加快中心建设 [1] - 改善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包括利率和汇率机制，以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价格影响力 [1] - 进一步完善市场建设，丰富市场业态和品种，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 [1] - 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开放，简化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和产品准入审批流程，使其能开展人民币业务 [2] - 全力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资产配置枢纽地位，优先对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开放投资上海金融市场，畅通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 [2] - 充分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配置资源的作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例如对股权投资生态、科创板制度、绿色金融发展等方面采取更有利措施 [2] - 在上海构建以人民币为主体的离岸金融体系，积极探索有序扩大制度型开放，大幅提升合法资金跨境流动自由度 [2] - 便利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财资管理活动，在离岸金融体系探索数字技术、数据流动、数字金融创新等应用 [2] - 采用监管沙盒等方式积累防范风险经验，同时构建在岸与离岸之间的风险隔离 [2] - 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南方金融合作，加强金融领域全球治理合作 [3] - 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使用范围和空间 [3] 金融科技与数字化发展 - 利用上海金融中心丰富的各类金融数据资源整合数据平台，打破数据竖井，探索开发通用和专有的金融大模型平台 [3] - 金融大模型平台需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赋能，并为金融监管赋能 [3] - 高度重视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需未雨绸缪、研究布局，审慎进行探索实践 [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现状 - 上海金融中心的市场业态在全球金融中心中最为丰富 [1][3]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 [1][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短板 - 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 [3] -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有待加强 [3] - 金融市场结构发展不平衡 [3] - 金融中心所需高品质配套服务不强 [3] - 金融科技的引领作用有待提升 [3]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建议 - 全面深化金融改革 [3] - 大力发展金融科技 [3] -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开放 [3] - 简化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和产品准入的审批流程 [3] - 重点解决外资金融机构“大门开了小门难进”的问题 [3] - 使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能够开展人民币业务 [3] 金融市场开放的具体路径 - 在“管道式开放”外实行“板块式开放” [4] - 对外国央行的储备资产、政府投资资金等特定长期投资者和耐心资本开放金融市场投资 [4] - 赋予特定长期投资者资金流入流出更大的自由度 [4] - 优先对境外人民币持有者开放投资上海金融市场的渠道 [4] - 畅通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渠道 [4] 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建设 - 在上海建设以人民币为主体的离岸金融体系 [4] - 在离岸金融体系内积极探索有序扩大制度型开放 [4] - 大幅度提升合法资金跨境流动的自由度 [4] - 便利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财资管理活动 [4] - 在离岸金融体系探索数字技术、数据流动、数字金融创新等应用 [4] - 构建起在岸与离岸之间的风险隔离机制 [4]

文章核心观点 - 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是国家战略方向，旨在提升国家金融竞争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支撑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跨越 [1] - 离岸金融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全球资金流动中的定价规则、资源配置和制度输出，而非单纯吸引资金 [1] - 体系构建需以鲜活业务实践为根基，借鉴国际经验，坚持“实践为基、政策为翼”，打造适配国情的离岸金融生态 [1] 离岸金融体系的制度生态系统 - 体系是融合金融、制度、治理、空间和战略五大维度的制度生态系统，而非简单组合 [3] - 金融维度涵盖离岸账户体系及离岸债券、基金、银行、保险等业务 [3] - 制度维度包含法律适用、司法仲裁、监管规则、税收政策和合规标准 [4] - 治理维度涉及跨境监管协同、数据治理、反洗钱、反避税和ESG标准 [5] - 空间维度依托离岸金融功能区、国际金融中心和跨境合作平台 [6] - 战略维度服务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并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规则 [6] 离岸金融体系的核心作用 - 制度定价权：推动人民币计价资产成为全球配置工具，确立人民币国际定价权 [7] - 资源配置力：优化全球资本效率，支撑“一带一路”与区域经济合作，服务实体经济 [8] - 规则输出力：将数字货币监管、绿色金融等制度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 [8] 当前面临的挑战与不足 - 制度碎片化，缺乏系统设计，试点多为“单点突破”，无统一法律框架，导致政策补丁化和监管碎片化 [10] - 法律国际化程度低，国际商事合同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比例仅12%，仲裁裁决执行率72%，远低于中国香港 [10] - 账户体系功能受限，FT账户存在风险隔离不足和效率低下问题，OSA账户无法开展人民币业务 [10] - 税制缺乏竞争力，内地离岸主体税负高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缺乏差异化优惠 [11] - 法律供给滞后，1997年《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未涵盖保险、证券等业务，离岸银行业务规模从峰值620亿美元降至500亿美元 [11] 制度生态系统的优化提升策略 - 战略定位从“资金洼地”转向“制度高地”，构建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线的“制度型离岸金融中心” [13] - 制度架构采用“1+N+X”体系，包括制定《离岸金融法》作为基本法，并配套专项业务制度和地方差异化试点 [13] - 法律适用方面设立“离岸法律适用区”，目标普通法适用率70%、仲裁裁决执行率95% [14] - 账户体系升级为“本外币合一”新型OSA体系，纳入人民币业务，实现自由兑换和风险隔离 [14] - 税制优化对接OECD全球最低税15%，对离岸债券利息、基金收益等免征或递延纳税 [14] “六位一体”生态集成创新 - 构建“金融+法律+税收+治理+空间+国际规则”六维生态，跳出“就金融谈金融”的局限 [16] - 金融维度布局基础产品、创新工具和特色服务，如临港新片区“离岸债券+租赁”产品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1.2个百分点 [16] - 法律维度试点《离岸金融法》，设立离岸仲裁中心，允许适用国际法律 [16] - 税收维度实施“离岸企业所得税15%”和“利息收入免税”，落实CRS信息交换 [17] - 治理维度推广监管沙盒，建立跨境监管协作，如深圳前海平台将异常交易占比控制在0.3%以下 [17] - 空间维度以上海临港为核心，海南、前海等错位发展，临港2023年离岸船舶租赁占全国35% [18] - 国际规则维度对接CPTPP跨境服务负面清单，采用IFRS准则，参与OECD规则制定 [18] 建设中国特色离岸金融体系 - 坚持制度自信，拒绝移植港澳模式，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线构建“规则输出型”体系 [20] - 推动从“接受者”到“制定者”的角色转变，输出数字货币监管等经验，规则输出需基于实践案例 [20] - 体系建设是制度重构与战略跃迁的系统工程，需通过“实践—反馈—优化”循环，积累5万亿美元以上实践数据 [22]

战略目标与顶层设计 - 中央金融委员会印发《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提出五至十年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总目标 [2] - 文件由中央金融委亲自牵头，央地协同推进，重塑建设机制，明确时间表与路线图，凸显高层重视 [2][3] - 战略目标包括全面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强化金融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增强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地位 [3] 建设机制与协同推进 - 中央金融办与上海市委市政府共同牵头，建立协调推进机制，纳入中央金融委重点工作清单 [3][4] - 上海将获得多项金融开放先行先试政策，包括设立银行间市场交易报告库、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等创新举措 [4] 六大核心任务 - 深化金融市场建设、提升金融机构能级、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维护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 [5] - 深化金融市场建设为首要攻坚方向，支持上海打造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升金融市场价格国际影响力 [6][7] - 提升金融机构能级，吸引更多国际金融组织落户上海，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 [7] -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迈向国际领先标准，对标纽约、伦敦等传统国际金融中心 [7] 金融科技与创新监管 - 加强数字货币、区块链等前沿金融科技应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审慎监管框架 [8] 离岸金融体系建设 - 构建离岸金融体系作为突破口，属于境内离岸金融体系，是国际离岸金融体系的拓展 [9] - 离岸金融体系涵盖离岸银行业务、离岸发债、离岸保险等，交易币种主要为人民币 [10] -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八项政策"组合拳"，包括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自贸离岸债发行等，支撑离岸金融体系建设 [10] - 建议在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设立离岸金融账户体系（OSA），推动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吸引国际金融机构设立离岸业务中心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