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反洗钱法》解读 - 新《反洗钱法》推出旨在构建更牢固的安全防线 [2][3]

洗钱行为定义 - 洗钱是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2] 洗钱案例场景 - 年轻老板小李因店铺面临资金周转难题，迫切需要一笔资金注入 [5] - 自称为“银行贷款专员”的犯罪团伙以“无抵押、无担保、快速放贷”为诱饵，声称小李银行账户流水不足需要增加交易量才能享受服务，并指示其进行“代刷流水”操作 [6] 洗钱操作模式 - “代刷流水”洗钱的主要方式为犯罪团伙将犯罪所得非法资金转入受害者账户，再指示受害者转账至另一个或多个由犯罪团伙控制的账户，通过多次划转操作完成对上游犯罪非法资金的清洗 [6] 案例后果 - 小李按照指示进行多笔转账后账户被冻结，所谓的“专员”已删除其好友 [7][8] - 小李未能获得贷款资金，反而成为犯罪分子实施洗钱的“帮凶”，并被公安机关要求配合调查 [8]

文章核心观点 - 太子集团案揭示了新加坡金融体系面临的新型洗钱风险，其路径结合了数字资产、家族办公室结构和专业服务机构，正推动新加坡监管进入以“反向审查”和强化“看门人”责任为核心的升级新阶段 [1][3][9] 案件暴露的新风险与监管挑战 - 案件暴露了金融体系的“新脆弱点”——数字资产，洗钱路径为“链上转移—离岸代币服务—新加坡家办结构—传统金融体系回流” [6] - 新加坡面临“打地鼠困境”，传统金融漏洞被堵后，数字货币、跨境结构和灰色交易成为新的套利窗口 [5] - 案件显示犯罪集团利用“在新加坡注册、声称只服务境外客户”的数字代币服务公司，该模式长期处于监管灰色地带 [6] -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与“安全港”声誉使其成为东南亚诈骗集团试图合法化资金的首选地，带来了“声誉红利的反作用力” [13][14] - 贸易立国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特性，在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天然提升了系统暴露于洗钱风险的概率 [15] 监管升级与政策响应 - 监管焦点从“钱是否合法”转向“谁在帮它洗白”，将家办、律师事务所、企业服务公司等“看门人”纳入同一风险视角 [3][19] - 金管局（MAS）宣示“开放不会收缩，但监管必须升级”，进入全面补齐数字资产、跨境代币服务与家办结构交叠风险的“第二阶段” [5][9] - 2022-2024年通过《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获得监管跨境代币服务的权力，并要求相关公司在2025年6月底前获牌或退出市场 [7] - 对家办税优制度进行“反向审查”，在将税优延长至2029年的同时提高门槛，包括最低资产规模、本地雇员与支出等要求 [10] - 自2025年起实施“三个月审查周期”，强化前端尽职调查，并对高风险资金来源设置更高门槛 [11] - 反诈骗国家战略升级，大规模冻结账户、追回资金，并通过立法引入更严厉刑罚（包括对部分行为实施鞭刑） [11] 案件具体细节与影响 - 新加坡警方突击行动查扣逾1亿美元资产、一艘豪华游艇、多辆豪车，并冻结账户，目标直指柬埔寨太子集团操控的跨国加密诈骗网络 [4] - 此案叠加2023年涉案逾30亿新元的史上最大洗钱案，将新加坡推向风口 [5] - 监管已取消太子集团关联家办DW Capital的税收优惠，并与欧美执法机构扩大合作进行追查 [7] - 在约1300份家办税优（13O/13U）申请中，仅约3%遭拒，而与太子集团相关的两只基金已被撤销税优资格 [10] - 有议员质询家办税优尽调流程，金管局回应称本地涉及洗钱的单一家办不到1% [10] - 案件关联方正通过法院申请从被冻结账户中“有限释放”部分资金以支付运营支出，申请尚未获批 [21] “看门人”体系的滥用与反思 - 犯罪集团通过滥用企业服务公司、律师事务所、信托机构等专业服务体系，搭建复杂结构以掩盖资金来源与受益人 [16] - 太子集团利用家办DW Capital包装形象，并由律师团队应对质疑，企业服务公司在多地设立SPV，将资金路径复杂化 [16] - 存在“声誉背书型看门人”问题，太子集团与淡马锡旗下公司、凯德集团、本地大学等机构的合作，客观上为其构建了“可信度”拼图，助长了“Singapore washing（新加坡洗白）”现象 [19] - 监管观察者认为，新加坡应借鉴其他司法辖区，将金融机构与专业服务机构统一纳入反洗钱框架 [20] - 反洗钱核心需转向“是谁在为它提供合法外衣”，重构“看门人”体系，让所有相关方承担识别与上报可疑结构的责任 [19][20]

新规核心内容 - 尼泊尔政府出台新规，要求所有价值超过100万卢比的贵金属和珠宝交易必须通过银行渠道进行[1] - 此举旨在打击洗钱行为，是尼泊尔为脱离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灰名单"而采取的关键措施之一，旨在提升金融透明度[1] 交易支付规定 - 商家必须使用对公银行账户收款，禁止使用个人账户[1] - 单笔交易超过100万卢比时，买家须通过本人或家人的银行账户付款[1] 违规处罚制度 - 政府设立了分级处罚制度：初次违规将收到警告[1] - 再次违规罚款100万卢比[1] - 屡次不改者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1]

评估背景与核心观点 -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多部门完成第三次国家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1] - 中国面临的洗钱风险为中等水平 与2022年基本持平[1] 金融行业洗钱风险 - 银行业资产规模大 业务种类复杂 客户群体广泛 面临的洗钱威胁较高[1] - 银行业账户数量和汇款业务量均有所上升 行业固有风险水平有一定程度提高[1] - 非银行支付业提供大规模快速资金流动渠道 面临较高洗钱威胁[1] - 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犯罪突出 使非银行支付机构线上业务模式固有风险进一步提升[1] 特定非金融行业洗钱风险 - 黄金因价值高 流通性强 易携带隐匿 在零售和回收环节易被用于洗钱[2] - 大型黄金零售商风险合规意识有所提升 逐步完善反洗钱控制措施[2]

事件背景与公众反应 -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筱赟在山东东营某银行取款4万元时，因未积极配合说明用途，银行柜员联系反诈中心请求出警核实并查询其账户流水 [3] - 该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后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分享类似遭遇，如存彩礼现金被持续追问来源、取款4万元被拒等，公众态度呈现明显分化 [3] - 部分公众理解反诈工作必要性但认为流程繁琐，另一部分则质疑过度核查已触及个人隐私边界 [4] 争议产生的深层原因 - 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高发，国家通过“断卡行动”等专项工作强化源头治理，银行被赋予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等法定反诈职责 [4] - 监管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反诈工作的处罚力度加大，银行因“问责恐惧”在基层执行中倾向于“宁严勿松”的策略 [4] - 部分银行存在核查标准“一刀切”、技术模型误判等问题，同时公众隐私保护意识提升，共同形成“监管趋严、银行从严、公众敏感”的叠加效应 [4] 法律依据与监管边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及《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需对超过规定金额的现金交易进行记录和报告 [5] - 法律并未授权银行替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过度核查可能将民事合同关系异化为准行政监管关系 [5] - 典型的过度执行包括自行降低核查金额标准至1万-2万元、扩大信息收集范围至要求无犯罪证明等无关材料、以及因用户未配合询问即启动报警程序 [5] 监管政策的优化趋势 - 2024年8月，央行等三部门发布征求意见稿，取消了“个人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6] - 2024年10月，央行发布新规强调金融机构应区分风险采取简化或强化尽职调查措施，避免资源投入与风险背离 [6] - 政策调整透露出风控需兼顾合规与便利，避免“一刀切”的明确信号 [6] 银行风控的改进方向 - 建议建立风险分级机制，对历史交易稳定、信用良好的老客户或小额业务简化盘问，仅针对大额或中高风险交易进行询问 [7] - 在核查时应主动向客户出示官方政策文件，明确告知法定依据与范围，优化警银联动核查模式，通过线上核验完成多数常规需求 [7] - 推动风控从“人防”向“技防”转型，利用用户职业、交易习惯等数据构建动态风险画像，并采用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最小化采集 [7] - 通过公示核查标准、建立用户反馈机制、联合开展反诈宣传等方式，改善沟通以重建信任，促使公众从被动配合转向主动认同 [8]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个人现金存取款监管政策呈现松绑趋势，2025年新版征求意见稿取消了个人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需登记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4][10] - 尽管国家层面政策有松绑迹象，但各地银行在执行反诈措施时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地区的核查门槛和流程严格，且金额标准不统一[5][6][7] - 银行严格的核查措施，如询问用途、扫码报备、联系家属等，主要背景是防范电信诈骗，特别是保护老年人群体[6][8][10] 各地银行存取款政策差异 - 山东东营和河南平顶山等地银行的反诈措施较为严格，核查门槛普遍低于5万元，例如中国银行东营某支行对1万元以上取款就要求扫码报备[6][8] - 部分地区的核查金额门槛较高或流程宽松，如中国银行浙江绍兴某支行无论取款多少都无需扫码报备，中国银行安徽枞阳某支行门槛为5万元以上[7][8] - 存取款业务核查存在“取款严、存款宽”的差异，例如长沙地区多家网点对大额存款要求宽松，而取款超过2万元则会进行询问[7] 监管政策演变 - 2022年版规则曾明确要求个人存取现金超5万元需登记来源和用途，但该规定在实施前被暂缓[9][10] - 2025年新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核心变化是取消了上述5万元的硬性登记要求，显示出监管优化和松绑趋势[4][10] - 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对洗钱风险较高的情形采取强化尽职调查，意味着管理需更加精细化和技术化[11] 银行具体核查措施 - 常见核查措施包括口头确认资金来源非24小时内入账、扫描公安局报备码填写详细信息、核实用途具体场景并需提供佐证[6][8] - 部分银行在取款人无法自行操作时提供替代方案，如农业银行平顶山某支行对无微信用户可由工作人员代为登记[6][8] - 银行采取严格措施的主要原因是老年人被骗案例频发，旨在防止客户资金被骗[6][8][10]

新规核心内容与目标 - 央行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受益所有人识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旨在预防和遏制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推动反洗钱监管从“形式合规”向“实质穿透”转变 [1][2] - 新规明确受益所有人识别核实的整体流程、应保存的身份信息和权利状况信息要素，并要求金融机构基于风险采取差异化识别核实措施 [2] - 新规建立了“差异反馈机制”，要求金融机构将识别结果与监管系统备案信息进行比对，并在30个工作日内反馈差异，形成“识别—核实—反馈”闭环 [3] 对金融机构合规能力的具体要求 - 要求金融机构能够“穿透”复杂股权、信托或代持结构，找到最终控制或受益的自然人，而不仅依赖客户提供的信息 [2] - 机构需在客户尽职调查环节提升数据穿透和风险识别能力，并建立更强的数据比对与信息验证机制以履行差异反馈义务 [3] - 识别标准发生变化，从过去的线性流程变为平行关系，需穷尽所有可能性，例如不仅要识别持股25%以上的股东，还要识别通过财务、人事等方式实施控制的个人 [5] - 信息收集和管理压力增大，需将信息准确录入内部业务系统并进行持续更新，不能仅留存纸质文件 [5] 金融机构面临的执行挑战 - 对涉及跨境多层架构的客户，信息验证的可得性与真实性构成显著挑战 [1][4] - 受益所有人识别数量可能从过去的最多四人增加至七八人，极大地增加了排查难度 [5] - 新规在细节和执行层面发生重大变化，要求对复杂股权结构、信托安排及代持关系进行实质性“穿透” [4] 建议的应对措施与系统建设 - 建议金融机构建设或引入穿透式股权结构识别系统，运用大数据和图谱分析技术对客户关系进行动态穿透和风险画像 [6] - 建议推动与央行受益所有人信息查询管理系统的数据接口对接或批量比对功能，实现差异自动预警与报告生成 [6] - 建议依据“风险为本”原则建立风险等级模型，根据客户风险水平匹配不同的核实深度与更新频率，对高风险客户采取加强措施 [6]

案件核心信息 - 印度执法局就信实电力子公司涉嫌使用假银行担保案进行第三次逮捕，涉案金额为68.2亿卢比 [1][3] - 案件涉及信实电力子公司Reliance NU BESS Limited向印度太阳能公司提交的银行担保被发现是伪造的 [3] - 此洗钱案源于德里警方经济犯罪侦查处于2024年11月立案的第一份调查报告 [4] 涉案公司与个人 - 被捕人员包括信实电力前首席财务官Ashok Kumar Pal及私营公司Biswal Tradelink的总经理Partha Sarathi Biswal [2] - Biswal Tradelink被指控运营一个提供伪造银行担保的团伙，并收取8%的佣金 [3][4] - 信实集团声明Anil Ambani已超过三年半未在信实电力董事会任职，与此事无关 [4] 欺诈手法细节 - 提交的银行担保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FirstRand银行，但该银行在该国并无分行 [5] - Biswal Tradelink使用与印度国家银行相似的域名（s-bi.co.in）发送伪造通信，以制造真实性假象 [6] - 该公司被描述为“空壳实体”，其注册地址为Biswal亲属的住宅物业 [7] 公司回应与披露 - 信实电力声称在此案中是“欺诈、伪造和欺骗阴谋的受害者”，并于2024年11月7日向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必要披露 [5] - 公司已于2024年10月向德里警方经济犯罪侦查处对第三方（被指控公司）提起刑事申诉 [6]

案件核心进展 - 香港警方就JPEX诈骗案落案起诉16人，案件已于东区裁判法院提堂[1][3] - 被控人员包括6名集团核心成员、7名加密货币场外交易所相关人员及网红[3] - 指控罪名包括串谋诈骗、洗黑钱、妨碍司法公正等[3] - 本次检控为第一阶段，警方将继续与律政司跟进，不排除检控更多人[4] 涉案规模与影响 - 案件受害人超过2700人，涉及款项逾16亿港元[4] - 案发至今无公司或个人承认是JPEX的真正营运者[3] - 香港证监会曾指出JPEX未获相关牌照便推广服务，经营手法可疑涉及诈骗[4] 涉案人员与追逃行动 - 警方已锁定3名在逃骨干成员，国际刑警已对莫浚廷、郭浩麟及张骏晴发出红色通缉令[1][4] - 莫浚廷曾是另一起串谋诈骗案被通缉的"币少"黄钲杰助手[4] - 被捕总人数达80人，本次起诉16人，其余人士仍在调查中[3][4] 法律依据与行业监管 - 警方首次引用2023年4月1日生效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第53ZRG条控告部分人士[4] - 该条例规定为诱使他人订立虚拟资产协议而作出欺诈性失实陈述即属犯罪，最高可处罚款100万港元及监禁7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