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赋能反腐败 - 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深挖细查跨境腐败案件，显著提升了案件查办的穿透力和效率[2][3] - 在查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勇案中，超过83%的赃款来自境外，调查取证工作涉及10个国家和地区[2] - 在查处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姚前案中，专案组利用区块链技术追踪虚拟货币流转链条，并运用大数据交叉排查发现其控制的“马甲账户”[6][7] 李勇案（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 李勇利用对国际海洋石油商业模式的了解，将权钱交易包裹在正常项目合作中，并安排商人任峰德作为“白手套”通过虚增交易环节收受数百万美元“感谢费”[2][4] - 专案组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李勇的分管业务、项目资料及人物关系进行碰撞比对，快速锁定了主要行贿对象[3] - 李勇安排将赃款通过离岸公司和账户流经多国银行，专案组通过对外执法合作与开源信息搜集形成完整证据链，李勇最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300万元[4][5] 姚前案（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 - 姚前收受虚拟货币进行权钱交易，专案组在其办公室查获硬件钱包，并通过大数据排查发现其实际控制的“马甲账户”[6][7] - 一笔转入“马甲账户”的1000万元资金经四层穿透后，被确认来自一个虚拟货币交易商，该资金与另外两笔共计1200万元的异常资金一同用于支付北京一套总价2000多万元的别墅房款[7][8] - 2018年，姚前通过下属蒋国庆收受币圈老板张某2000枚以太币作为提供帮助的答谢，这些以太币市值最高时一度超过6000万元；专案组利用区块链技术查清了该笔虚拟货币的流转及后续部分兑换记录[9] 冯疆案（江山市国有资产管理） - 江山市智慧监管监督系统通过AI分析对亮化工程项目发出风险预警，提示可能存在专家不公、围标串标嫌疑，经核查发现中标公司老板通过冯疆牵线行贿50万元[10] - 该系统在招投标海量数据中提供精准线索，助力从单一项目突破并牵出更多问题，例如冯疆在另一项目中通过设定特定设备参数帮助某公司中标并收受20余万元[11] -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监管系统提升了发现苗头性问题的精准度和穿透力，压缩了腐败生存空间并形成震慑[12][13]

核心观点 - 专题片揭示了利用虚拟货币等新型、隐性手段进行腐败已成为需要警惕的新形式 案件展示了纪检监察机关如何运用科技手段穿透复杂交易结构 成功查处此类案件 [1][3] 案件关键人物与背景 - 姚前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 信息中心原主任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 于2024年4月被立案审查调查 2024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3][10] - 蒋国庆是姚前的下属和关键中间人 几乎参与了姚前的每一桩大额权钱交易 并从中分一杯羹 [7] 腐败手法与涉案金额 - 姚前收受的虚拟货币存储在硬件钱包中 查获的三个硬件钱包内虚拟货币评估总价值折合人民币达数千万元 [3] - 姚前利用他人身份开设“马甲账户”进行资金操作 其中一个“马甲账户”中的1000万元资金用于支付北京一套总价2000多万元别墅的部分房款 该别墅登记在其亲戚名下但实际归姚前所有 [5] - 另有总额1200万元的资金来自商人汪某控制的信息服务公司 用于支付同一别墅的房款 姚前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证券期货行业从事科技服务提供了帮助 [6] - 2018年 姚前通过蒋国庆接受币圈老板张某请托 为其公司代币发行融资项目向某虚拟货币交易所打招呼 帮助其成功发行代币并募集到2万枚以太币 随后收受张某赠送的2000枚以太币作为答谢 这些以太币评估市值最高时一度超过6000万元 [8] - 2021年 姚前将其中370枚以太币转出并兑换成1000万元资金 [9] 调查方法与技术手段 - 专案组结合姚前长期数字货币工作经历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预判其可能存在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权钱交易的问题 [3] - 专案组通过学习专业知识 深入了解虚拟货币运行机制 认识到私钥（由一串长达几十位的字符组成）是控制虚拟货币的关键 通常由硬件钱包或记录助记词的纸条保管 [4] - 搜查重点在于查找硬件钱包和记录助记词的纸条 专案组在姚前办公室抽屉查获了硬件钱包 [4] - 专案组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进行交叉排查 发现了姚前实际控制的多个“马甲账户” [4][5] - 基于虚拟货币的区块链特性 专案组在区块链上成功还原了2018年2000枚以太币从张某地址到姚前地址的流转链条 以及2021年370枚以太币被转出兑换的完整记录 [9] - 专案组通过电子取证 实现了各项证据的相互印证并形成闭环 [10] 案件查办的意义与启示 - 该案件的成功查办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虚拟货币行受贿问题积累了经验 [10] - 虚拟货币虽然隐蔽性强 监管难度大 但一旦在现实世界使用（如购买房产）就会留下痕迹并暴露 姚前购买的别墅成为使其暴露的“显影剂” [10]

案件核心事实 -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前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因收受2000枚以太币贿赂被查处 该笔赃款市值最高时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1] - 行贿方为币圈老板张某 其于2018年通过姚前下属蒋国庆牵线 寻求姚前帮助其公司进行已被禁止的代币发行融资[3] - 姚前利用其监管影响力向某虚拟货币交易所打招呼 使张某公司成功发行代币并募集到2万枚以太币 张某随后将募集总额的十分之一即2000枚以太币作为贿赂送出[3][4] - 为掩盖罪行 贿赂通过中转地址转入姚前的硬件钱包 2021年姚前将其中370枚以太币兑换成1000万元人民币 用于支付北京一套总价2000多万元的豪华别墅[4][6] - 专案组通过追踪区块链公开记录及资金流向 完整还原了贿赂链条 姚前于2024年4月被立案 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 蒋国庆也被采取留置措施[6] 虚拟货币监管政策与态度 - 中国官方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包括代币发行融资、兑换、交易平台运营等 但未完全禁止个人持有[7] - 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自2017年起多次发布公告 明确ICO为非法公开融资行为 并指出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7] - 2025年11月 央行再次强调将持续打击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7] - 监管核心是防范风险而非一刀切 未来将持续压缩非法业务 但对个人持有等不影响金融秩序的行为可能保持现状[11] - 数字人民币与虚拟货币性质完全不同 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 有国家信用背书 强化虚拟货币监管有助于为数字人民币推广扫清障碍[11] 案件揭示的行业风险与监管趋势 - 虚拟货币的匿名性、与持有人身份分离、可跨境流转等特点 使其成为腐败、洗钱等非法活动的温床[7] - 涉虚拟货币的诈骗、非法集资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 普通投资者面临虚假交易平台、传销、空气币等多种骗局风险[8][10] - 虚拟货币交易本身不受法律保护 相关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导致投资者维权困难[10] - 案件表明 尽管虚拟货币具有隐蔽性 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公开留痕的特性 结合追踪资金变现环节和大数据分析 执法机关能够有效查处[6] - 2026年央行工作会议明确 将强化区块链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并建立跨部门协同监测机制 以破解虚拟货币匿名交易和跨境流转的监管难题 预示未来监管将更严格精准[10] 对普通投资者的警示与建议 - 绝对不要参与ICO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活动 这些均属非法 随时可能被关停[10] - 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和虚拟货币钱包 以免被用作马甲账户卷入洗钱、非法集资等案件[11] - 如遇虚拟货币相关骗局应及时报警并保留交易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11] - 普通投资者持有少量虚拟货币若并非通过非法途径获得且未用于违法活动 暂时不会被追责 但这绝不意味着虚拟货币是安全资产[7]

新型腐败形式：虚拟货币与科技赋能反腐 - 数字时代催生了必须警惕的新型腐败形式，腐败分子利用线上线下的物理隔离以及虚拟货币来掩盖贪腐行为 [1] - 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发展，具有与持有人身份分离、与传统金融体系隔离、可跨境自由流转等特点，隐蔽性极强，监管难度极大 [5] 姚前案关键作案手法与证据 - 涉案人员使用硬件钱包储存和管理虚拟货币，在查获的案件中，三个硬件钱包内虚拟货币评估总价值折合人民币达数千万元 [3] - 涉案人员利用他人身份开设“马甲账户”进行资金操作，其中一个“马甲账户”中的1000万元资金被用于支付北京一套总价2000多万元别墅的部分房款，该别墅登记在亲戚名下但实际为涉案人员所有 [4][6] - 涉案人员通过下属设立虚拟货币“中转地址”来收受贿赂，以规避直接交易的风险 [7] - 专案组通过大数据交叉排查，穿透“马甲账户”和复杂的资金流转路径，锁定了总额1200万元的另两笔购房款来自一家信息服务公司，并形成了完整的利益输送证据链条 [6][7] 虚拟货币贿赂的具体案例与价值 - 2018年，一名币圈老板为感谢涉案人员在其公司代币发行融资项目中提供的帮助，向其贿赂2000枚以太币，这些以太币评估市值最高时一度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 [9] - 专案组利用区块链技术，成功查询并还原了2018年2000枚以太币从行贿方钱包地址流转至涉案人员钱包地址，以及2021年涉案人员转出其中370枚以太币并兑换1000万元人民币资金的完整记录 [10] 案件查办方法与结果 - 纪检监察机关通过结合涉案人员专业背景进行深入分析，并学习大量专业知识以了解虚拟货币运行机制，找准了审查调查的关键点 [5] - 搜查关键物品包括硬件钱包和写有助记词的纸条，并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进行全面排查 [5][6] - 通过电子取证和区块链技术还原证据链，实现了各项证据的相互印证并形成闭环 [10][11] - 该案件的成功查办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虚拟货币行受贿问题积累了经验，表明虚拟货币在现实世界中使用时必定会留下痕迹 [11] - 2024年11月，涉案人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1]

案件核心事实 -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信息中心原主任姚前因受贿罪被查处 其受贿行为与虚拟货币相关[1] - 姚前曾长期从事数字货币研究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 并出版多部相关专著 在业内颇具影响力[1] - 其受贿手法隐蔽且“专业” 主要收受以太币等虚拟货币 并利用他人身份开设“马甲账户”及安排亲信中转账款以规避调查[1] - 2018年 姚前通过为某老板发行代币“打招呼” 一次性收受2000枚以太币 该批以太币市值一度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1] - 姚前使用受贿所得虚拟货币变现后 花费2000多万元人民币购买别墅 此举成为案件暴露的关键线索[1] 案件侦破与技术关联 - 专案组在姚前办公室抽屉发现了保管加密货币密钥的硬件钱包[2] - 调查人员运用区块链技术查明了姚前的利益输送图谱 资金进出证据相互印证形成闭环[2] - 尽管虚拟货币具有虚拟特征 但其基于区块链技术 所有地址的转入转出记录公开可查 资金异动容易被捕捉[2] - 此案表明 虚拟资产一旦变现为真实资产 其交易链条就会留下痕迹[2] 行业影响与监管启示 - 此案属于利用数字技术实施的“新型腐败”或“隐性腐败”[2] - 数字技术使腐败手段更趋隐蔽和智能 对反腐败工作构成新考验[2] - 同时 数字技术也能赋能正风肃纪 利用科技之“新”应对腐败之“变”可提高监督穿透力[2] - 案件警示 即便腐败者是行业内的专家翘楚 且手法高明 只要实施贪腐行为终将被查处[2]

公司动态与监管进展 - Ripple于1月14日宣布获得卢森堡金融业监管委员会颁发的初步电子货币机构许可证批准 [1] - 这是继上周获得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EMI和加密资产注册许可后 在欧洲监管方面的又一关键进展 [2] - 该许可证是Ripple扩展其支付服务并将机构级数字资产基础设施引入欧盟的关键一步 [2] - Ripple已在全球获得超过75个监管许可 并在伦敦、都柏林、卢森堡、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设有办事处 [3] 公司战略与高管观点 - Ripple总裁Monica Long表示 扩展许可组合和升级支付解决方案旨在管理端到端的价值流动 以释放数万亿的闲置资本 并将传统金融带入数字未来 [4] - Ripple英国及欧洲董事总经理Cassie Craddock认为 卢森堡因其先进成熟的监管方式 正成为金融创新的主要枢纽 为公司提供了所需的统一框架和法律确定性 [4] - 获得卢森堡的初步批准使Ripple能够为整个欧盟的客户提供关键的区块链基础设施 [4] 市场反应与价格表现 - 在Ripple获得卢森堡初步许可证后 XRP价格在1月14日上涨至2.12美元 24小时内涨幅超过2.7% [5] - 更早的24小时内 XRP价格涨幅约为3% [1] - 加密货币市场近期的普遍上涨也受到宏观经济因素影响 例如美国劳工统计局1月13日发布的2025年12月通胀报告显示 过去12个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2.7% 较低的通货膨胀改善了流动性条件 通常有利于加密资产 [6][7]

案件核心与新型腐败特征 - 专题片核心观点指出，随着数字时代到来，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发展，成为腐败分子企图掩盖权钱交易的新形式，其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1] - 案件展示了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信息中心原主任姚前利用虚拟货币等新型、隐性腐败手段进行权钱交易[3] - 反腐败工作强调，无论腐败手段如何花样翻新，只要抓住权钱交易本质，运用大数据等技术，任何形式的腐败都无处遁形[10] 涉案人员与案件背景 - 涉案人员姚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于2024年4月被立案审查调查，2024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1][10]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联合广东省汕尾市监察委员会组成专案组办理此案[1] - 姚前的下属蒋国庆作为关键中间人，几乎参与了姚前的每一桩大额权钱交易，特别是在收受虚拟货币贿赂时[8] 腐败手法与证据搜查 - 腐败分子使用类似手机、U盘、遥控器的硬件钱包储存和管理虚拟货币，其中查获的硬件钱包内虚拟货币评估总价值折合人民币达数千万元[1][5] - 虚拟货币与持有人身份分离，与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体系隔离，可在区块链上自由交易并跨境流转，隐蔽性极强[3] - 搜查关键物品包括硬件钱包和写有毫无规律助记词的纸条[3] - 姚前使用他人身份开设的“马甲账户”进行资金操作，其中一个“马甲账户”收到1000万元资金用于支付北京一套总价2000多万元别墅的部分房款，该别墅登记在亲戚名下但实际为姚前所有[5] - 另有总额1200万元的资金通过六七个城市、二十几个账户的复杂路径转入“马甲账户”并用于支付房款[5] 具体权钱交易与利益输送 - 姚前利用职权为商人汪某控制的信息服务公司在证券期货行业从事科技服务提供帮助，形成了1200万元利益输送的完整证据链条[8] - 2018年，币圈老板张某通过蒋国庆请托姚前为其公司代币发行融资项目提供帮助，姚前向某虚拟货币交易所打招呼帮助其成功发行代币并募集到2万枚以太币[8] - 作为答谢，张某向姚前送上2000枚以太币，这些以太币评估市值最高时一度超过6000万元[8] - 2021年，姚前转出其中370枚以太币，兑换了1000万元资金[10] 调查技术与证据链构建 - 专案组通过学习专业知识，利用虚拟货币在区块链上公开可查的特点，还原了虚拟货币的流转链条[9][10] - 调查人员查询到2018年2000枚以太币从张某钱包地址到姚前钱包地址的流转链条，以及2021年姚前转出370枚以太币兑换1000万元资金的完整记录[10] - 专案组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进行交叉排查，穿透层层“障眼法”，发现了姚前实际控制的“马甲账户”和异常资金流向[5][8] - 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电子取证，实现了各项证据的相互印证并形成闭环[10] 案件影响与暴露关键 - 该案的成功查办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虚拟货币行受贿问题积累了经验[10] - 虚拟货币一旦在现实世界中使用就会“显影”，姚前购买的别墅成为使其暴露的“显影剂”[10] - 姚前在案例开篇自述“自己知道这是个偷摸行为”，但之前认为很难有证据[6] - 调查人员指出，虚拟货币不兑现就是一串数字，但变成真实资产时很容易暴露[11]

新型腐败与虚拟货币 - 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发展，已成为腐败分子进行权钱交易、掩盖贪腐行为的新形式，其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1] - 硬件钱包是储存和管理虚拟货币的关键证物，在已查处案件中，三个小型硬件钱包内存储的虚拟货币总价值折合人民币达数千万元[3] - 虚拟货币在网络中仅为一串数字，与持有人身份及传统金融体系隔离，可在区块链上自由交易并无视地域限制跨境流转，这增强了其隐蔽性[11] 姚前案调查过程与手法 - 姚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司长，因其长期数字货币工作背景，专案组预判其可能存在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权钱交易的问题[7][9] - 专案组通过搜查硬件钱包和记录私钥助记词的纸条，并在姚前办公室抽屉查获硬件钱包，作为关键取证步骤[13] - 专案组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交叉排查，发现姚前使用他人身份开设并实际控制的“马甲账户”，其中一个账户曾异常转入1000万元人民币[13][15] 权钱交易与资金流向 - 一笔1000万元人民币异常资金经四层穿透，被确认来自一个虚拟货币交易商的资金账户，该资金随后被用于支付北京一套总价2000多万元人民币别墅的部分房款[15][16] - 另有总额12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同样用于支付该别墅房款，经溯源发现来自商人汪某控制的信息服务公司，姚前被指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证券期货行业提供帮助，形成利益输送证据链[16][18] - 调查发现姚前下属蒋国庆作为关键中间人，参与了姚前多数大额权钱交易，并协助进行虚拟货币贿赂的转移[18][20] 虚拟货币贿赂实例 - 2018年，币圈老板张某通过蒋国庆请托姚前，为其公司代币发行融资项目向某虚拟货币交易所打招呼，成功发行代币并募集到2万枚以太币[22] - 作为答谢，张某向姚前赠送2000枚以太币，该批以太币评估市值最高时一度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22] - 专案组利用区块链公开可查的特性，成功还原了2018年2000枚以太币从张某地址转到姚前地址，以及2021年姚前转出其中370枚以太币并兑换1000万元人民币资金的完整流转链条[24] 案件结果与启示 - 姚前于2024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6] - 此案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虚拟货币行受贿问题积累了经验，表明虚拟资产在兑现为真实资产（如购买房产）时极易暴露[26][28] - 反腐败工作通过抓住权钱交易本质，并严格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加大查处力度，能够应对各种新型、隐性腐败形式[28]

公司战略行动 - 公司全资附属公司MSHK与新加坡持牌实体QCP Trading Pte Ltd订立一系列场外Solana认沽期权协议 [1] - 根据协议，MSHK作为期权授予人，向QCP出售认沽期权，赋予QCP在2026年1月30日到期时按预先厘定价格向集团出售最多43,500个Solana单位的权利 [1] - 作为回报，集团已收取以Solana计值并结算的期权溢价，总额为317个单位的Solana，按执行时市价计算相当于约358,000港元 [1] 交易财务细节 - 倘所有认沽期权均获行使，集团应付的最高总额约为44.9百万港元 [1] - 该笔款项将由现有现金储备支付，不包括公司供股所得的任何剩余款项，但包括根据一般授权认购新股份的所得款项 [1] 区块链业务战略 - 公司计划整合区块链技术以强化其现有数据管理解决方案服务 [2] - 具体计划包括营运专属的Solana验证器及战略性累积Solana以支持其“物联网融合区块链”解决方案 [2] - 继续收购Solana符合公司向区块链解决方案扩张的战略，是其现有核心数据管理业务的逻辑延伸与关键一步 [2] 风险管理与资产积累策略 - 鉴于Solana市价的潜在波动，董事会认为应采用结构化且纪律严明的方式积累Solana [2] - 此方式旨在管理价格风险的同时，产生额外收益 [2]

案件核心事实 - 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信息中心原主任姚前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2024年4月被立案审查调查，并于2024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7] - 案件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监察组联合广东省汕尾市监察委员会组成专案组办理[1] 腐败行为与手法 - 姚前通过其下属、关键中间人蒋国庆进行多起大额权钱交易，蒋国庆几乎参与了姚前的每一桩大额交易，并从中分得利益[3] - 2018年，姚前接受币圈老板张某请托，利用职务影响力向某虚拟货币交易所打招呼，帮助张某的公司成功发行代币并募集到2万枚以太币[3] - 作为回报，张某向姚前贿赂2000枚以太币，这些以太币评估市值最高时一度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3] - 行贿的虚拟货币通过蒋国庆设立的中转地址，最终转入姚前的个人钱包，意图增加隐蔽性[3] 调查与取证技术 - 专案组利用区块链技术公开可查的特点，成功还原了2018年2000枚以太币从行贿方钱包到姚前钱包的完整流转链条[4][5] - 专案组还查实了姚前在2021年将其中370枚以太币兑换成1000万元人民币资金的完整记录[5] - 调查人员指出，虚拟货币具有隐蔽性，但其在区块链上的所有转入转出记录公开可查，这成为案件突破的关键[4] - 专案组通过电子取证，实现了各项证据的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环[5] 案件暴露的关键点 - 姚前将虚拟货币兑换成现实资产的行为成为其暴露的关键，他使用贿款购买了一套别墅，该别墅在其被留置时尚未完成装修[7] - 调查人员指出，虚拟资产在转化为真实资产时很容易暴露，虚拟货币若不兑现则只是一串数字[7] - 此案为纪检监察机关利用科技手段查处虚拟货币行受贿问题积累了经验[7]